武义教育二十几年的发展之所以取得累累硕果，实现了后发县也要创办教育强县的梦想，是和武义县委、县政府对教育优先发展的重视，武义人民的重教传统和风气是分不开的。
1．教育优先始终是政府的工作重点
20世纪80年代的武义是一个贫困县，又是革命老根据地，也是畲族聚居的民族地区，属于“老、少、边、穷”地区。在这样的地区发展教育困难重重，但是对武义的发展方略，县委县府领导班子有高度的共识：治贫必先治愚，脱贫致富，一定要从改革和发展教育入手。这在武义形成一种执政传统，一直以来，武义县不管财政有多困难，资金有多紧张，宁可放弃其它投资，教育的投入总是逐年增加，教师工资从未拖欠，在遇到教师与机关干部利益矛盾时，“教师优先”已成为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当时发展教育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学校校舍的问题。80年代初的中小学校舍，大体是由旧祠堂、“跃进”房和“文革”房三类构成，这些房子大都年久失修，成为危房。让武义学子能有一个读书的地方，并确保安全，改造危房和新建一部分校舍的任务就严峻地摆上了各级党委、政府的议事日程。为了更好了解翔实的危房和破旧校舍的第一手材料，当时的主管县长亲率教育局领导，深入第一线，千辛万苦的奔波，并最终推进危房和破旧校舍的改造工作。
而更为严峻的问题是教育经费不足，武义是一个农业县，经济发展不快，政府财政投入远远无法填上每年教育所需经费的缺口，这是武义教育至今仍然面临的严峻现实。
自1985年起，为了更好利用有限的资金，教育主管部门对贫困山区的学校分布状况进行调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布局调整。通过布局调整减少了学校的数量，对保留合并的学校集中投资，更好的利用了教育资金，把钱用在关键处，使群众的辛苦钱能够取得最佳的投资效益。
面对经费的不足，县政府还尽量节省其它开支，保证教育优先。1988年，县政府计划挤出部分资金，新建一幢办公大楼，以缓解机关办公紧张的矛盾。在县人代会上，一名教师代表提出意见，要求缓建办公楼，把有限的资金用在教育上。县政府采纳了这条意见，把计划建办公楼的经费划拨给教育部门，当年修建破旧校舍10000多平方米，达到了首批基本消灭危房标准。
县乡政府还象海绵挤水一样，努力从已经非常吃紧的财政支出中挤出资金，改善教师的住房条件。在1995年，打破常规地批准教育部门在县城规划建造万余平方米的“园丁新村”，由在乡下任教的、有30年以上教龄的有贡献的教师和外地籍教师集资建房。从1993年开始，还为250多名山区教师浮动一级工资。1994年，县财政在赤字1700多元的情况下，挤出78万元资金，为代课教师、工友增加工资，为教师补发岗位补贴。教师节前夕，县财政尽量盘出600多万资金，使教师补发工资一次性到位。由于经济发展缓慢，县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缓慢，而财政刚性支出逐年增加，每年财政分盘子时，总是捉襟见肘。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财政拨款也始终是教育投入的主渠道，政府确保每年财政收入三分之一以上用于教育。
到今天，武义的经济尚欠发达，财政可用资金依然有限，但是县委县府始终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来考虑，坚持教育经费以县财政拨款为主，力争做到财政宽余时优先教育，紧张时确保教育，削减时不减教育。教育拨款每年都在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最高的年份达40％左右，努力做到“三个增长，两个提高”。
中小学基建经费均由县政府统筹落实。从2002年1月份开始实施教师国拨工资及地方出台的各项政策性补贴均由县财政统一发放，从未发生过拖欠教师工资的现象。县政府还出台了对山区教师实行教龄月补贴制度和连续考核两年优秀浮动一级工资的奖励办法。2005年，县财政还安排“创强”专用经费1900万元，并决定今后三年在此基础上将逐年增长学校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资金。
2．教育优先理念深得人心
武义尊师重教的传统源远流长，吕祖谦讲学时如是，时序进入当代社会时也如是。
最让人感动的是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后，群众办学的热情高涨，勒紧自己的裤带，纷纷捐款，集资办学。三港乡合浦村有位86岁高龄的老奶奶，卖栗子卖了5元钱，不胜欢喜，本想买件衣服，但听说村里收教育附加费，就急忙赶到会计室，把5元钱也交了。她的媳妇闻讯赶来，不让婆婆交，要自己交，婆婆说：“这是育子育孙钱，我交了，我高兴。”还记得1996年4月的一天，一位署名“武一人”的群众把自己积蓄的6188元人民币寄到武义县促进教育发展基金会，至今这个人的姓名和地址都没有查访出来。
还有广大侨胞、港澳同胞在侨务部门的牵头下，以拳拳赤子之心为武义教育慷慨解囊。在他们的捐助下，县第二职校建起了“庆同楼”，后汤小学“惠民楼”迎来了明山乡的小朋友，瑶村小学“介夫”教育楼的落成给项店瑶村带来了教育的希望，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武义一中的搬迁更能体现武义人民心系教育，教育优先的风尚，前已有述，在此不赘。武义的农民更是以象征性的地价向学校转让土地，使学校建设的征地费用降到最低。下杨中学和东皋中学就是在当地农民的支持下，以低价征得学校用地80亩。
武义的有识之士不仅把眼光放在县内，还加大力度从外部引进教育资金。金穗民族中学、桃溪中学、新宅初中、泉溪初中等学校就是依托省政府倡导的“扶贫建校工程”，旧貌换新颜。
到今天，教育优先发展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武义的政府和人民把办好教育当作自己的责任，而武义的教育也以“办好武义人民满意的教育”为目标，不断进取，到2006年6月，被省政府授予“浙江省教育强县”的称号，这是对武义在新农村建设中多年来实行教育优先的充分肯定，也为武义进一步发展教育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
四、教育优先：培养文化农民的必由之路
早在上个世纪初，着名教育学家、社会学家晏阳初就将乡村运动和平民教育结合起来提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认为乡村改造必须和平民教育连环扣合，整体推进，才能取得最大效果。平民教育的对象是全体民众，通过教育，使他们改造乡村实际，创造新的生活，成为具有“知识力、强健力、生产力和团结力”的“新民”。“没有一个国家能超越民众而强盛起来，只有这些大众经过教育而发展，并参加社会实践工作，才有持久的世界和平和富强。”“只有农民自己有能力了，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才能与外界各种环境抗争、协调，才能运用周围环境和自己所有的条件来改善自己的生活，才有力量进行自我教育和本土建设。”
在今天的新农村建设中，教育的作用更不能忽视，教育优先更是具有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韩国新村运动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对教育的重视，通过发展教育培养农民的主体意识，从而调动他们参与新村运动的积极性。
这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是：农民是农村发展的主体，新农村建设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新农民的培养。中国农村正在经历一场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农村社会的财富、权力、人力等资源的配置由政府向市场转型，农民由被动等待改造的对象转变为改造农村、发展农村的主体。让农民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能充分发挥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力。但是被赋予各项权利之后，农民是否有能力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真正谋求个体发展？要想真正使农民参与到新农村的建设中来，就要培养文化农民。而文化农民的培养是一个文化的濡化和涵化的过程。人类学用“文化濡化”来描述文化传递方式。所谓文化濡化，就是指文化中的成员继承文化传统的过程以及与此同步进行的文化从一代传到下一代的过程。而文化涵化是主体在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下潜移默化，将外在文化影响吸取、逐步转化为个人价值观念、文化心理素质的过程。农民可以通过对异己的外界新鲜事物的涵化接收新的生活方式或者新思想；但培育文化农民的重任最终要落在教育上，因为无论涵化与濡化都是教育要完成的使命。
新农村建设需要技术型、知识型、智慧型的文化农民，而培育文化农民的重要一点就在于发展教育。武义新农村建设顺利推进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武义教育优先的发展思路。
笔者在武义接触到一些农民企业家，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学历不高，但遇上了好的时机，可以白手起家，在商场上成就一番事业。而面对今天的发展，他们都看到知识的重要性，这些企业家都把培养子女读书作为头等大事。他们并不希望自己的子女非要秉承父业不可，而是希望他们能掌握知识，走自己的路。同样的，那些普通农民更是希望孩子能好好读书，意图找到摆脱贫困的路子。教育的重要性已经深入人心。武义有优先发展教育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心理基础。这是非常珍贵的。
今天的教育就是明天的生产力，我们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虽然以“生产的发展”为先导，生活富裕为标志，但其最最深刻的内涵正在于乡风文明。文明的乡风哪里来？要从教育中来。新农村需要文化农民，文化农民的培育离不开文化教育。是故教育是新农村建设中不能逾越的题中之意。今天的教育就是明天的生产力，对于还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武义，要想实现明天经济强县的梦想，就要坚持教育优先，以巩固和壮大今日的教育强县，为新世纪的发展培养能打造核心竞争力的文化农民。
（第十二章）下山脱贫：武义模式元素之八
武义在反贫困中，创造了下山脱贫的扶贫方法。这是一种非“输血”，又非“造血”，而是彻底改变生存环境的“换血”式反贫困战略。这种战略，既协调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又沟通了人与人的关系，使4万多贫困人民真正走向了致富之路，对全球反贫困事业具有借鉴意义。在新农村建设中，下山脱贫也就成了武义模式的一个重要元素。
一、山上五百年
武义县位于浙江中部，南部地区群山连绵，高山农民饱尝大山的苦头。据统计，武义县海拔700米以上的高山有101座。人均收入最低的贫困人口基本集中在南部高山、深山区。南部山区原13个贫困乡镇12．4万贫困人口中，有8万人居住在高山、深山和石山区。居住在高山、深山的群众，由于恶劣的自然条件的限制，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生活十分贫困。对此，早在1993年就有人总结出“七大难”加以概括：一、出门走路难；二、儿童上学难；三、青年婚姻难；四、有病求医难；五、建设六通难；六、改变环境难；七、发展经济难。
然而，“幸福的村庄都是相似的，不幸的村庄各有各的不幸”。一同回首那些曾经经历过苦难煎熬的村庄历史，一同进入那些曾经和现在仍然刺痛着我们心灵的贫困山区生活，“关注贫困，改变贫困”的呼声才会更加富有意义。
1．九龙山：砍砍木头烧烧炭
九龙山村座落在海拔1041米的高山中，这“高山”名叫“龙头眼睛”。“九龙山”因九个山头绕村又绵延如龙而得名。
7月25日，原扶贫办主任董春法和九龙山村的老书记邓寿明以及新书记田华平一大早就如约乘车到陈弄村与我们会合（笔者和师妹吴桂清已于前一天来到陈弄村考察，并在该村住了一晚），随后我们一同前往九龙山。早上的天气清爽舒适，天空飘起毛毛细雨，真是个适宜爬山的好日子。由于人们已经搬迁下山十年，昔日承载着山里人命运的山路被两边的杂草掩埋了大半，只容一个人穿行。路两边的茅草如刀般锋利，不时磕碰到我们的头、脸、手臂和小腿。特别是穿着七分裤的我更加遭殃，稍不小心小腿就被割出一道道伤痕来。才走不到一半路程，我和师妹就开始气喘吁吁了。然而爬了几十年山路的邓书记一直走在我们前面，丝毫不觉得累。诚然，对于住在高山上几十年的他，这次上山似乎不过是千百次赶回家中的一次而已。一路上，邓书记和董主任向我们描绘九龙山村那个并不遥远的艰苦岁月，一幅幅贫困的画面栩栩如生地呈现在笔者面前，邓书记说：
那时候小孩是到俞源去上学，都是要走十里路，七、八岁的小孩就是从这个山路下山去读书，晚上才回来，88年的时候就没有小学了。我们1982年人口最高的时候是230多个人，1982年以前高山和平原的生活相差不大的，1982年以后生活水平就拉大了。尤其是男青年都讨不到老婆，本村女的都外嫁了，都往外走了。年轻的在外面打工找了女朋友，带回来给家里人看看，走到半路，问，还有多远；答，刚刚过半，马上就说我不去了。原来在山上的时候人均收入380元，下山了以后提高到4000多元。以前都是泥土建的房，有些甚至是茅草盖的，现在都是“洋房”。我们这里水源很差，土质也很差，下面都是沙土，都是石块，下雨都是暴雨，我们村只要雨后几天去耕田就没有水了。没水怎么办？下午五点左右下雨的时候，我们就要晚上耕田，我们都趁下大雨的时候就马上去耕，没灯怎么办，我们就把灯笼挂到牛角前，那个就叫做灯笼田。用泥土加固它，才不会漏水。
花了近两个小时，我们终于来到了九龙山村。然而九龙山村早已人去楼空，只有三幢房子零星散落在这个寂静的山谷中（其中一幢是庙宇）。邓书记向我们介绍说，现在只有两户人家住在山上，并不是因为他们没钱搬下去，而是山下盖有房子后，再到山上来发展经济，如种高山四季豆、养牛、养羊、养蜂等。
据统计，1995年，俞源乡原九龙山村有68户189人。山上除了很少的一点靠天吃饭的山垅田，全是岩石和茅柴，开发十分困难。几十年来，政府不仅济粮济款，而且还扶持他们通上了电，但由于地理环境恶劣，村民仍然摆脱不了贫困的局面。几百年来，村民过着“砍砍柴火烧烧饭，砍砍木头烧烧炭”的艰苦生活。苞萝、番薯是主食。山民种苞萝、番薯时唱着《种山山歌》苦中作乐：
“种田不如种山场哟——嗬！
种起苞萝当口粮哟——嗬！
种起番薯养猪娘哟——嗬！
种起棉花做衣裳哟——嗬！
种起靛青落富阳哟——嗬！
种起杉树造屋做栋梁哟——嗬！
住在高山上哟——嗬！
风吹荫荫凉哟——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