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央视一套和新闻频道《新闻调查》栏目连续热播新闻专题片《后陈村的变革》，先后重播7次，“后陈经验”一时间成了专家学者热评焦点。在片中接受采访的武义县完善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指导组组长、武义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刘斌靖认为，监委会“把领导者、执行者和监督者分离开来，形成一个权力制衡的机制，为我们基层民主政治的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便于他们的监督。”“这个制度设立，也是对我们县一级的机关部门和干部，也是一种权力的制约，防止我们权力滥用、犯错误，对我们是有好处的，没有制衡的权力容易滥用。”
4．政府主导，制度创新
在当前的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中，笔者所查阅到的村务监督和民主管理的制度创新的个案，基本上都是以一个村庄为单位进行试验和改革的，在中国县域范围内，以一个县为单位进行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制度创新的情况十分少见。因而，武义县委、县政府的创新精神显得难能可贵。武义村务监督委员会作为一项制度创新的产物，是在政府力量的主导和推动下成立。可以说，武义县委、县政府为制度创新提供了主要动力。
“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深厚民主传统的国度里，如果没有地方党委的重视和具体领导，作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重要内容的村民自治是难成气候的。”正是由于以县委、县政府为代表的政府力量的高度重视和亲自领导，才使得包括后陈村在内的武义县广大农村普遍具备了制度创新、推行村务监督制度的宏观环境。虽然后陈村务监督委员会产生的直接导火线是农民自发的监督组织——集体上访，但如同其他地区出现的情况一样，如果离开了政府力量的主导和积极参予，仅仅依靠民间力量的推动，村务监督仍然难以成功。一方面，作为白洋街道纪委书记的徐向阳和从白洋街道开发区回到后陈村兼任书记的胡文法，面对后陈村的矛盾和民主困境，他们作为乡镇政府的代表，希望建立一个合法的监督机制的愿望，反应了乡镇政府力量对村务民主管理的介入和影响。另一方面，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成立和推广，主要是依靠作为政府力量的武义县委、县政府高层领导自上而下进行强力推动。时任武义县委书记金中梁的力排众议，“一锤定音”，确定了设立村监会的这一重大决策，他还多次到后陈村调研，强调要“切实抓出成效，真正实现村务大事监督由虚到实转变”。作为此次制度创新“灵魂人物”的武义县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的骆瑞生，被称为“后陈改革最主要的设计者和推动者”，他对武义村务监督工作的全程参予和直接推动，保证了监委会在武义农村基层权力结构中的合法性和权威性。
从2004年6月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成立到2005年4月该制度向武义全县农村推广，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其中政府命令式的制度推行过程发挥了较高的效率和作用。“政府在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成立和推广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既是直接推动者，也是该制度的解释者和指导者。”武义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成立及发展的制度创新过程，揭示了地方政府在制度设计、实施和推行中的主导地位。
三、武义村务监督制度的人类学解读
1．以人为本——尊重农民的话语权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强调，“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着力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最迫切的实际问题，切实让农民得到实惠”。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上，胡锦涛总书记要求新农村建设“要坚持以解决好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着力点”。
村务监督制度是为了“对付”农民的集体上访产生的，它来自基层最普通的民众对民主的呼唤和期望，具有先天的草根性和平民性。武义县委、县政府对后陈农民群众民主愿望的积极回应，体现了政府力量以人为本，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和民主权力。《村务监督制度》和《村务管理制度》的起草和制定，后陈的农民广泛参予，武义县委、白洋街道党委、村党支部多次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广泛征求各方面群众的意见，后陈农民群众的智慧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在村务监督的执行过程中，农民的合法权益得到了维护，如召开听证会、听取群众意见。在整个过程之中，如果没有农民群众的真正参予，后陈的村务监督工作也不可能获得广泛的理解和支持，取得成功。因此，在村务监督委员会的产生、建立过程中，真正体现了武义县委、县政府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老百姓的话语权得到了尊重。
另一方面，武义县的村务监督制度的运行，也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通过村务监督制度制度，使村务监督由虚变实，提高了村务活动的透明度，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民主监督，保障了农民群众的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农民可以通过规范村务管理行为，充分参予到村务活动之中。农民的合法权益得到了最大维护。事前，村民的意见和建议可以通过“村民代表联系户制度”、“听证会”、村务意见箱等途径反映；事中，重大事项由村民代表会议决策；事后，有结果公示，有监委会参与全过程的监督，村务的透明度提高，用村民的话说就是“对村务活动有底了”。扎实推进农村基层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有利于更好地维护、实现、发展广大农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和物质利益；有利于集中群众的智慧，参与村务管理和决策，增强村级自治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能力。因此，推行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充分尊重了农民的政治主人翁地位，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取向。
2．制度保障——干群关系的和谐共生
武义县村务监督的实践和探索，从根本上说，它为基层农村的民主管理提供了一项制度保障，它通过财务管理的透明、公开性作为取得了农民群众的信任，它内部决策机制中的民主管理、集体决策等也为广大农民群众参予村务管理工作提供了一个合法的渠道，促进了农村干部和群众关系的和谐共生，在农村这个“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中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
武义县在没有设立村务监督委员会这一组织以前，没有完善的制度对村干部进行监督，村干部有不廉洁或其他有损群众利益的行为，村民只好走上访之路。推行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后，村务管理有章可循，把权力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让权力在阳光下运作，从源头上预防和遏制了腐败，“给群众一个明白、还干部一个清白”，减少了不必要的矛盾和纠纷，维护了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成为沟通村干部与村民之间和谐共生的重要桥梁。
如武义县白姆乡下宅村的自来水管老化锈蚀，去年村“两委”曾经考虑更新水管，一些村民提出一大堆疑问：干部会不会吃回扣？村干部解释不清，又怕惹出麻烦，动议就此搁浅。今年换届后，再次讨论水管更新的动议，就把监委会推到前台“唱戏”，亮出了硬碰硬的办法；工程预算要听证，施工队伍要招标，隐蔽工程有监理。村民听后心服了，心结解开了，工程动议就在村民代表会议上被高票通过。村干部说，以前我们不做事，村民有意见，我们想干点事，村民认为有“花头”，村民也有意见，总觉得当村干部很难。实施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后，减少村干部腐败机会，还干部清白，村干部的腰杆硬了，办事的信心足了。村干部和村民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改变了过去村干部与村民“乡亲不亲”的尴尬局面。后陈村村委会主任陈忠武说：“有了监委会的公正评说，身正不怕影子歪，不必应付那些纠缠不清的矛盾了。说真的，以前很忙，却干不了事；现在不很忙，为村民干事却多了”。
通过村监督委员会成员对村级事务的参与，村民与村干部之间形成了一种良好的沟通机制，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村干部和村民之间的信任关系，有利于村干部和村民之间关系的和谐共生与良性发展。
3．政治文明——让民主成为一种文化
政治文明作为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列的社会文明之一，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政治文明，我们必须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环节入手，创造有利于农民群众政治参与的制度，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实现，武义县村务监督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就是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个成功实践。
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的运作意味着基层政府治理理念的重大转变，如治理主体应回归民众，权力设置需遵循制衡原则，政府职能在于制度的供给，等等。随着村监督委员会制度的创建及其在武义县的推广，这些理念已经逐渐成为当地基层政府官员的共识，从而为村级管理理走向民主化营造了有利的政治环境。
在武义村务监督制度的建立和推广过程中，农民的民主意识得到了增强，民主理念逐步深入人心，村干部也学会了自我约束和按制度办事。但是这种制度和传统的官本位文化是有冲突的。假如换了领导，假如有些村干部不按照制度办事，就会破坏“游戏规则”，再次出现以往的腐败现象。因此，最好的办法不是要用制度去约束人，而是要让制度培育出一种习惯，让习惯成为积淀在老百姓心中的一种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最终上升为根植于人们心中的一种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一旦萌生，就会以其自身的逻辑向前发展，作为一种隐型结构为村级管理的民主提供文化及心理支持。武义县委纪委骆瑞生书记在这方面显然具有高度的战略眼光，他不是希望简单地用制度去约束人，而是希望监督者和被监督者在这项制度的培育下，最终形成一种“自我约束”和“自我监督”的习惯，通过村务监督这一载体，经过若干年的实践和努力，让民主成为老百姓习以为常的习惯，最终形成一种政治文化。
（第十四章）文化活力：武义模式元素之十
人与人的沟通交流，文化的认同是重要的前提。武义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正释放出无限的文化活力，从而形成了新农村建设武义模式的又一个重要元素。
一、底蕴：武义文化源远流长
早就听说武义——明招文化的发祥地——是一个美丽的文化古城。走进武义，在对武义文化的品味中，慢慢深切感受到武义文化底蕴的源远流长和深厚积淀。
1．沉淀：考古与文物交相辉映
武义县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人类祖先就在这一带劳动生息。若是从唐天授二年（691年）析永康西部置武义县算起，到现在（2006年）也已有1315年的历史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劳动人民不仅创造了丰硕的物质财富，同时也创造了灿烂夺目的文化宝库。这些丰富的文物是历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无不闪烁武义文化的光彩。
笔者在收集文化底蕴的相关材料时，有人建议要去博物馆看看，这对笔者是一个震撼，没想到一个小县城竟然有一个相当规模的博物馆。
来到武义县博物馆，笔者看到了这里展出的大量出土文物，其中有新石器时代的石斧、石矛，商代的双系席纹罐，商周的原始青瓷碗，战国的青铜剑，汉代的铜铣、铁釜，三国的龙凤镜，唐代的神兽葡萄镜，北宋的云龙镜，南宋的带柄八弧镜、铜鼎，明代的云雷纹铜谯斗、三足铜香炉，更多的是宋代的瓷器，这大概是因为到了宋代，全国的瓷器制造水平长足进步，而且南方也日渐成为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的重心。对此不禁感叹武义博物馆文物保护意识之强，展品之丰，更感叹武义历史文物资源的丰沛和这个小城厚重的历史积淀。
博物馆董三军馆长给我们介绍：
目前武义县博物馆藏有新石器时代至民国各个时期的文物4000余件，其中有国家一级文物13件，二级文物34件，三级文物102件。
我馆的馆藏文物主要以出土文物为主，少数为传世文物和革命文物，藏品以陶瓷为主兼有金、银、铜器、玉器、古钱币、古字画等等，代表古代婺州发展历史的婺州古瓷器和青铜器独具特色。其中国家一级珍贵文物“青瓷蟠龙瓶”制作精细，造型别致，制造于南北朝，距今已有1500多年历史，是一件稀世珍品，现在被借到北京故宫博物院陈列展出。还有几件珍贵文物分别在上海博物馆和浙江省博物馆借展。我为我们小小武义能有这么多的珍贵文物感到骄傲，同时我也为能在这样的博物馆工作感到高兴。
董馆长还告诉我们，近年来，武义对文博事业的发展十分重视，已经给博物馆批了一块地，以解决博物馆目前面积狭小，难以将更好的藏品展出的困难。到新博物馆落成之时，武义就可以通过向世人展示其丰富的物质文化而将武义这个古城的历史风貌描绘得更加清晰。
另外，武义历史文物的丰富还体现在武义现存大量的古建筑上。像有着近800多年历史的熟溪桥、始建于东晋重修于元代的“国保”延福寺，郭洞和俞源两个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而俞源村也是“国保”）等等无不反映这个小城的历史积淀。
离开博物馆，笔者对武义的沉积数千年的物质文化有了深刻的感悟，也体会到为什么这个小县城今天有如此与众不同的发展：经济发展的同时，文化的气质丝毫未变；经济愈发展，文化底蕴的积淀愈能转化为现实的文化活力。在武义，文化之根已经深深扎下，它在武义人的生活中无处不在，让这里的人、这里的山、这里的水浸润其中，不自觉地受到历史文化的熏陶。
考古与文物交相辉映，展示着武义人民的智慧和勤劳，也构成了武义文化底蕴最深层的根基。
2．致用：明招文化的传承
明招文化是武义历史上最灿烂的文化，也是构成武义丰厚文化底蕴的最重要基石。明招文化指的是发祥于明招山，以明招寺为主基地，始于南宋时期巩庭芝，以吕祖谦为核心，由吕祖俭及其他学者继承，广大学者或学子普遍参与的文化、学术、教育活动。这种学术教育活动促进了武义及其周边区域的教化进程，改善了一些区域的文化传统观念，形成了古代武义乃至婺州的一种教化定势，一种文化发展模式，一种人文品格，被时人和后人普遍认同并影响了后人的文化学术教育乃至整个社会生活。
说起明招文化，首先让我们认识一下明招文化的发祥地和主基地——明招山和明招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