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武义县城驱车向东约10公里，有林荫小道蜿蜒入山。道路两旁层峦叠嶂，密密实实地环绕着青山绿树，宛如进入一个世外桃源。武义本就多山，邃壑玲珑，清溪环绕，自然风光迷人，但是像这样在青山秀水间显现一份宁谧与安详之处并不多见。渐渐看到明招山的全貌了，果真是峰峦连绵，山明水秀。立于明招山高处俯看周围，可见万山列罗，状如膜拜，可能群山也如我们一般景仰这座武义的文化圣山。蜿蜒于明招山间的小白溪，溪水终年不断，清澈见底，显得灵气而生动。周围青山状如两条巨龙环绕，龙头前面是一口水潭，形成“二龙戏珠”之势，若是雨天，则云笼雾罩，双龙时隐时现，让人疑为仙境。
而明招寺就建在这青山绿水的环抱之中。明招寺初名“惠安寺”，清乾隆二十年（1757年）敕赐名“智觉寺”，然而民间因其座落在明招山，仍习惯称它明招寺。据清嘉庆《武义县志》载，明招寺始建于东晋，原为东晋镇南将军阮孚隐居的宅院。阮孚才华超群，性情旷达，在赴任广州刺史途中路经武义明招山，被明招山仙境般的美景和超脱世外的生活方式所吸引，于斯弃官归隐，从此过着隐逸快乐的生活，寄情明招山水，阮孚嗜酒如命，常常纵酒风流，曾留下金貂换酒的轶事。据说阮孚晚年双目失明，多方求医无效，一日，有一贫僧愿挖己眼救治以求换其宅舍，阮孚应允，眼疾得解，于是舍宅建刹，风水绝代的明招寺由此而来。吕祖谦敬仰阮孚的为人，慕名到明招山寻访阮孚遗迹。羡此山水风光宜人，遂随父将祖坟迁葬此处，并在明招寺暂设讲堂，与朱熹、陈亮、叶适等人一起讲学，一时天下名士云集。一批批武义籍人纷纷投师门下，又吸引一批批外地学子前来，相继成为领一时风骚的明招学者。从此明招文化代代相传，对武义教育文化发展的影响绵延至今。
对明招的山水美景，吕祖谦是饱含深情的，曾有诗赞曰：
前山雨褪花，余芳栖老木，
卷藏万古春，归此一窗竹。
浮光泛轩楹，秀色若可掬，
丰腴当夕餐，大胜五鼎肉。
明招文化就在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诞生、孳乳、传播、发扬，在武义的文化宝库中，以其独特的身姿涵盖和吐纳着武义的文明，大大促进了武义文化的突破与转型，给一直以来崇尚佛、道文化的武义送来了儒家文化，较快地唤醒并提升了武义人的心智和文化素质，使小小武义因明招文化及其明招学者而蜚声省内外四百余年。那么究其要义，明招文化的精髓何在？笔者认为就在于其致用、兼容、开创和孝亲精神。
首先，致用观是明招文化的精华所在。这与永嘉学派和永康学派经世致用思想相互影响。吕祖谦虽然继承二程，尤其是程颐的心性之学而谈过心性，其理学思想同样以“天理”作为最高范畴，但他和那些空谈心性的理学家明显不同。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他格外重视治经史以致用，以为学者须当为有用之学。他对当时的科举制度持相当严厉的批评态度，主张参加科考者应加强对历史和现实典制的研究，力求了解历史事件的发展源流和前因后果，总结经验，以史为鉴。也正基于此，吕学竭力在各方面为科举服务，因而也获得了广泛的欢迎。他的教育观同样是求实致用的。其教育方针是：“讲实理、育实材而求实用”。他还主张“学者须当为有用之学”，反对“读书全不作有用看”的错误观点，他说：“学而无所用，学将何为也？”又说：“切要工夫，莫如就实，深体力行，乃知此二字甚难而有味。”
他的一切思想观点都紧扣求实致用发出心声。他编教材、撰讲义、立学规、约讲会，都是有“实用”之处，都是有针对性的，决不作无谓的“性”“理”之争。
他的求实致用观体现在他在明招山两度守墓（先为母丧后为父丧）近六年时间里，一边守墓，一边讲学，孝义结合，孝不废义。尽管在当时朱熹和陆九龄等理学家看来，吕祖谦这种作为有不孝之嫌，但他顶着很大的压力，还是在守墓尽孝道的同时，兼顾了众多学子的求学之义。先后有300多学子受过他的讲习。这也正好反映了其求实致用精神。
其次，明招文化的精要还在于其兼容精神。兼容精神首先表现在其学术包容性，明招文化融合了佛、道、儒三家思想。儒学、佛学和道学交织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根基，武义也不例外。东晋的阮孚归隐在明招山，唐时的叶法善在武义南部原括苍县白马山（今武义县柳城畲族镇）行道积善，阮孚的隐逸和叶法善弄道均是道家的文化表达。后来阮孚舍宅建刹，将其隐居的住所改为后来的明招寺，从此佛教在武义传播开来。而南宋时，吕祖谦就在明招寺开堂讲学，让儒学在武义扎下了根基，把佛教的宝地变成了儒家的学堂。小小的明招山就以其博大的胸襟兼容着儒、道、佛三家文化，一切都那么自然地变化着、交融着、升华着，互不排斥，各得其所。明招文化也同样没有因为传播儒家文化就打击压制道、佛文化。
另外吕祖谦是一个学术包容性很强的学者，他自己问学“未尝倚一偏、主一说”，其哲学思想和学术观点既融合了当时名儒朱熹、陆九渊两派之论，又吸收了当时永嘉学派、永康学派的事功思想，还包容自己的师学、家学的精华以及其他人的思想精华。在学术的包容性上南宋时无一人可与之相比。
兼容精神还表现在吕祖谦在儒家学者间调停磨合的努力上。他在明招山的讲学活动名扬江南，吸引了大批求知若渴的学子，也吸引了当时各派理学名家，有福建的朱熹，江西的陆九渊、陆九龄，湘湖学派的张轼，永康学派的陈亮，永嘉学派的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人，他们来此造访，相互切磋交流学术，而且还被吕祖谦请上讲堂讲学。这些理学大师们的学术观点不同，文化倾向也不同，他们给武义学子们送来各种学术之风，开拓了他们的视野，更重要的是造就了一种学术交流、学术争鸣之风，进而体现了一种学术包容精神。吕祖谦还把这种风气进一步引导成讲会之风，即“鹅湖之会”，让朱熹和陆九渊兄弟面对面进行学术交锋，以求学术和谐。
而且吕祖谦的文化学术精神是开放式的，他常常是边游历、边教学，广泛接纳各学术派别的学术精华于一身。明招文化兼容精神也有这样的风格。
第三，开创性是明招文化的又一要义。其开创性首先是吕祖谦在这里开创了“浙东史学”。在南宋朱熹为首的理学欲行其道之时，吕祖谦举起史学的大旗，强调要从历史的实际中去了解历史，对朱熹“以经为本”而后读史的主张是一个反拨。吕祖谦的历史观是前进的，他认为历史的发展要“有因有革”；发展就是变化，要“日新”，提出“天下之事向前则有功”。他还指出决定国家大事必须“合群策、定成策、次第行之”，“广揽豪杰，共集事功”的意见。他对学习、研究历史提出许多正确方法，如“当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祸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作如何处之？如此观史，学问亦可以进，知识亦可以高，方为有益。”明招文化开创性的另一个表现在于吕祖谦在“以经为本”的科考之风盛行之时，撰写《东莱博议》等书作为学生应试的教材。《东莱博议》以《左传》的历史事件为题材，对古代的社会政治、军事的成败、治乱的因果、伦理道德的得失等等作了深入的分析示范。把史学作为教材不能不说是吕祖谦的一个创举。
最后，明招文化还体现孝亲精神。吕祖谦一生中对父母长辈都是很孝顺的，他虔诚地事亲、奉亲，送父母赴任所，接父母回家等等，都是与当时的风俗合拍的。母亲旅行途中去世，他以自己侍奉不周自责，父亲临终他未及赶到送终，他又自责自己不孝，父母去世后，他在明招山为父母各守墓三年，在思想和行动上，他的孝亲德行是非常到位的。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臆测，如果没有孝亲精神，吕祖谦就可能不来明招山守墓，那么让武义为之骄傲的明招文化也就不复存在了。
明招文化在武义因其历史悠久、涉及名人多，学术延伸长而成为武义，乃至金华、浙江的一个重要文化遗产。它是武义历史上最灿烂的文化，其致用、兼容、开创、孝亲的精神更是深深积淀在武义文化的深层，成为武义文化底蕴最深厚的部分。
3．洗礼：革命文化的弘扬
武义不仅有辉煌灿烂的明招文化，还有创新进取的革命文化。革命文化也是构成武义文化底蕴的重要内容。
（1）学社的创建
武义县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在漫长而又艰难的革命斗争中，革命文化始终是革命运动的先导，推动和促进革命形式的发展。“五四”之后，武义出现了大批的革命进步社团宣传新文化，灌输新思想，这一时期宣平成立了“庚申学社”、“西山学社”、“方圆学社”，提出破除迷信，打倒孔家店，主张改良旧私塾，推行新文化。武义成立了“醒世社”以灌输新文化、新思想为宗旨，用“警世易俗”的含意自编新剧进行宣传。
（2）报纸的出版
1926年，武义建立中共党组织后，共产党人何觉人在武义还创办了《大锣报》和《工农兵报》，来宣传革命思想，以“敲破沉闷的宇宙，敲醒睡梦的同胞”。抗日战争时，武义县抗日自治委员会和文化促进委员会联合创办抗日宣传刊物《警钟周刊》。同时，武义新知书店创办起来，传播抗日救国书刊和马列着作。1939年5月，原宣平县战时文化教育委员会成立，先后出版《报仇》、《宣民抗战》、《奇好》等刊物，以及随后创办的《宣平新报》，宣传抗日。抗战期间，武义和原宣平县举办了战时民众讲座、抗战灯谜会等多种抗日宣传活动。1942年武义沦陷后，县政府迁驻新宅村时期，武义县长蔡一鸣以诗会友，激发抗日爱国之情怀，印编了抗日诗书《岭上草堂唱和集》，集诗50首。1949年2月，浙东游击纵队6支队在雪峰山创办路南电台。3月，新路南报社成立，出版《新路南报》32期，三天一期，共办了二个半月，并编印干部学习资料，出版《新路南丛书》4辑33册。
（3）宣传标语的张贴
中共武义县委和宣平县委还利用张贴标语等直接宣传的形式，来唤醒群众，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1930年武义党组织组建红军游击队时，以文化宣传开路，红军每到一地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宣传红军主张，发动群众起来斗争。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驻营武义溪里上甘塔村时，在驻地民房墙壁上写下的“工农团结起来”、“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等百余条标语，至今犹存，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文艺活动的开展
开展文艺活动也是革命文化的一种形式。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抗日烽火燃遍全国，上海青年救亡歌剧团，由中共党员何士德率领来武义演出，宣传抗日。7月中旬，武义县抗日救亡歌剧团成立，白天在城镇街头宣传演唱，晚上在壶山小学操场搭台公演。10月，上海劳动界救亡协会流动宣传队来武义，上街书写抗日标语、漫画，教唱抗日歌曲，晚上在运动场演出。
武义革命文化主要展现出创新、进取和勇于牺牲的精神面貌。
其创新之处在于它能突破旧文化样式的局限，大胆宣扬新文化，破除迷信，给武义这个半山区的小城送来了新的思想和文化。像“醒世社”就以文明戏的形式宣传新思想。在舞台设计上进行革新。他们演出用布景、大幕，改掉了“出将入相”的旧形式，演出剧目也大部分由自己创作。创新还在于他们与时俱进，在革命斗争的不同时期采取多样的形式进行革命文化的宣传。
其进取在于这些文化社团在新文化形式的创作中精益求精，而且其作品体现出积极向上的风貌。潘漠华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代表。他短暂的33年人生岁月中实现了三次大跨越：从山村孩子成为现代知识分子；从山村小学教师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着名的湖畔诗人；从一介书生成长为一个职业革命家和革命烈士。他的一生和他的文学创作都展示出革命精神中不断进取的风貌。
其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体现在革命战争年代，武义人民积极参与革命，不怕牺牲的行动上。1930年到1931年间，武义县境内，在当地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动员民众组建了两支红军部队，武义为3000人，宣平为2000人，史称“五千红军闹革命”，大小战斗数十次，活动范围遍及全县90％的乡村，影响到周边县市。不到两年时间，牺牲的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就达千余人。再到1935年3月至1937年9月，武义与宣平党组织和人民支持和配合粟裕将军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开展游击战，军事斗争活动遍及16个乡镇，50多个村庄。当地与周围民众支援红军、参加红军，敢于革命、勇于战斗、不怕献身、推翻反动统治的精神永铭史册。潘漠华在参加革命时在自己从小佩戴的银制长命锁上镌刻“参加革命，不盼长命”。这也体现革命文化的勇于牺牲精神。
在辛亥革命后，现代社会对武义影响最深刻的文化或许就是革命文化了，因此革命文化也就成为构成武义文化底蕴的又一部分。其文化的精髓就在于锐意创新，大胆进取，不畏牺牲，在战争的血与火的洗礼中不断得到弘扬。
4．草根：民间文化的流传
历史悠久的武义，长久以来一直是靠农耕过活。而和农民生活现实最贴近的文化形式就是民间文化，于是民间文化也成为构成武义文化底蕴的重要一环。武义民间不乏文化精英，也不乏文艺精英。比如现当代着名的湖畔诗人潘漠华，中国重彩工笔画会会长潘洁兹，着名的篆刻艺术家、篆刻理论家、诗人叶一苇，延安时期就知名的作家谢挺宇等等，他们从武义民间脱颖而出，又深深地影响着武义现当代的民间文化。
武义的民间文化分为民间文学、民间艺术和民俗三大类，而这三类文化形式又相互关联。民间文学涵盖神话、故事、传说、民谚、笑话、戏剧、灯艺等等，这些小类比如神话又往往和民俗相关，民间艺术也常常是民间文学的载体。武义民间文化门类全、品种多，蕴藏量丰富。1985年曾开展了“五大集成”和“三大集成”的收集、整理、编辑、出版工作。“五大集成”包括《武义县戏曲志》、《武义县曲艺音乐集成》、《武义县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武义县戏曲音乐集成》、《武义县民间舞蹈集成》。“三大集成”则是指包括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谚语在内的三个民间文学集成。在这次活动中，全县共收集民间故事2100个，民间歌谣1473首，民间谚语20008条。武义民间文化数量之丰，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