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民族兴起于江汉，进而发展于江南。春秋时期，从公元前8世纪中叶通自立为楚武王始，楚民族进入大发展阶段。开始楚武王及其子楚文王主要向北发展，“北接中国”到公元前7、6世纪之间，楚民族的发展达于颠峰，《韩非子·有度》说：“荆（楚）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到了战国之时，楚成为“地方五千里”的泱泱大族。据考，楚从春秋到战国，妈从楚武王起至考烈王灭鲁止的480年间，灭国六十，实则犹不止此数，其中徐州、邾、莒、小邾、鲁在今山东境内，息、申、吕、江、蒋、杞、许等国在今河南南部外，其余大部分都在江汉地区以及长江中下游以南广大地区。《淮南子·兵略训》即云：“昔者楚人地，南卷沅湘，北绕颖泗，西包巴蜀，东裹郯、邳，颖汝以为洫，江汉以为池，垣之以邓林，緜之以方城。楚国之强，大（丈）地计众，中分天下。”《国语·楚语上》也说：“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征南海，训及诸夏，其大庞矣。”加上战国时吴起“南平百越”，可见兴起于江汉的楚民族，虽向北发展与中原地区相接，但其主要发展方向在长江以南。
对此，《楚辞》中也有反映。《哀郢》中说：“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屈原乘着小船随波逐流，进入洞庭湖离开了长江，离开祖先建立的老家，即楚民族兴起的江汉地区，恋恋不舍地“南渡”，而“旦余济乎江湘”。所以屈原常常寄希望于南人，即长江以南的楚国之人。
楚民族共同地域向长江以南发展的这个过程，大约是春秋中晚期以后发展到湘江流域的湘中地区，以及长江中下游的安徽、江西一带，到战国时，不仅推进到湖南全境，过南岭。达苍梧，还东灭越，把共同地域的范围扩大到了东南沿海，同时又派庄蹻入滇，势力触及西南地区。由此可见，楚民族向交发展向北发展只不过在河南南部及山东一小部分范围，向南发展却西起四川，东到江浙，南达岭南及广西北部广大地区，包括了长江流域7省，并涉及珠江流域，南北地区发展之范围，实不可同日而语。由此可见，兴起于江汉，发展于江南，这就是楚民族在共同地址上的鲜明色彩。
楚民族表现在共同语言上的主要特点是：“兮”字文体和双音叠韵。
楚民族之所以有自己的鲜明特征，一个重要的根据就是他们有与夏、商、周诸民族不同的语言。鄂君子晢在河中泛舟何以听不懂打桨的越人唱的歌，而要人翻译？就是因为鄂君是楚族人，他只懂楚语。孟子何以称农家许行为“南蛮舌之人”？就是因为楚国人许行讲的是难懂的楚语。楚民族又何以被称为“楚蛮”、“荆蛮”？就是因为楚民族的语言纠缠而难懂，所以金文“蛮”字作“”，从言和二个系，而不从虫，形象地表示语言象束丝那样绕来绕去而难懂的意思。楚语为什么难懂？《吕氏春秋》解释为：“蛮夷反舌”。《汉书·王褒传》载：“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熊为《楚辞》九江被公，诏见诵读。”可见汉时能读楚音，即讲楚语者已很少了。到隋时，能讲楚语者更是罕见，《隋书·经籍志》记载：“隋时有释道骞，善读之，能为楚音，音韵清切。至今传《楚辞》者皆楚骞公之音。”以上都可证楚语确实是楚民族特有的共同语言。
楚民族虽是一个历史民族，但因《楚辞》“皆书楚语”，素称难懂，被古人认为“恢奇奥衍”，“语意杳冥”，这就给我们探讨楚语提供了宝贵资料。下面举几例说明之。
第一，《楚辞》中第一人称代词“余”和“予”的用法与中原地区先秦文献不同。在中原地区的先秦文献中“余”和“予”是没有分别的，一般都认为它们是同音词，不同时代的不同作者或用“余”，或用“予”，只是写法不同，没有形态的变化，所以都可以用主格、领格和宾格。而《楚辞》则不同，从王逸所定的屈宋作品中所有有关“余”和“予”的句子中，我们可以看出“余”可用于主、领、宾三格。而用于宾格时，除个别例外外，只出现在句尾。可见在楚辞中“余”和“予”不仅写法不同，而且用法也不同，甚至可以推断其声调也是不同的。此乃楚语在语法上与中原地区诸民族不同之一例。
第二，《楚辞》的文体与中原文化的代表——《诗经》不同。正如郭沫若所说：《诗经》的文体“四个字一句，呆板得象砖头彻成的方块”而《楚辞》则完全不同，其章法、句法，即整个文体都有其鲜明的楚民族所特有的语言特征。与《诗经》以四字为定格的形式不同，《离骚》和《九章》基本上是6字句，《九歌》则是以五言为主的长短句，形式上的变化很多，不受任何固定章法的限制。为了适应文体形式上这种浪漫主义的特色，《楚辞》吸收了古代江南地区被称为“南音”，或“南风”的民歌，如《侯人歌》、《越人歌》、《沧浪歌》、《接舆歌》、《徐人歌》等在句法上都参差不齐，并用“兮”字在句中或句尾进行调节的手法，创造了以“兮”字为文体特征的“骚体”诗，成为“独出千古的一个伟大的风格”。此乃楚语在文体上与中原地区诸民族不同之一例。
第三，《楚辞》中运用了许多双音叠韵字，在词法上与中原地区各民族主要用单音词不同。例如双音字，《离骚》中有：郁邑、犹豫、欷、纬缅、赫戏、险戏、荣华、眩矅、耿介、羁、规矩、蜷局、追逐、零落、陆离等。再如叠字，《离骚》中有：暖暖、翼翼、婉婉、忽忽、浪浪、冉冉、菲菲、纚纚、申申、骞骞、总总等；《悲回风》中有杳杳、凄凄、戚戚、悄悄等。所有这些双音叠韵字的动用，不仅仅大大增加了楚语语音上的音节美，而且表现了与中原地区各民族的在词法上的一个区别。所以梁启超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中说：“楚吴越狄之人名地名为熊渠、执疪、熊挚红、寿梦、阖、夫差、勾践、等等似各组中多复音语系与诸夏之纯用单音语者不同也。”
第四，《楚辞》大量采用楚语词使之极富楚文化色彩。据郭沫若考证，《楚辞》中屈原手忙脚乱的楚国“方言”可考的有24个字。另据瑞安李翘考证，《楚辞》中名词楚语词有34个字，形音词楚语词有18个字，动词楚语词有15个字，这些楚语词有的至今仍有痕迹。例如“陵”字，《天问》中有“释舟陵行，何以迁之”之句，此“陵”字就是“陆”的意思。所以朱季海《楚辞解故》中说：“陵谓陆也。楚人言陵，因其俗也。”至今在湖南与水相对的地名多用“陵”，如沫水边有茶陵，潇水边有零陵，渌水边有醴陵等，都是“陵”这个古楚语词在地名上的一个痕迹。
所有这些，可见楚语的“兮”字文体和双叠韵，是楚民族在其共同语言上的鲜明色彩。
楚民族在“江南暑湿，近夏痹热”的自然环境中形成了以稻米为主食的火耕火种。“火耕而水耨”就是刀耕火种，水中耘田。之种农业生产方式在江南延续得很久，直到唐代，在唐人诗歌中还有不少记载。如杜甫《戏作绯谐体遗闷》云：“互卜傅神语，畲田费火耕。”原注“畲田”曰：“楚俗，烧榛种田曰畲。先以刀芟治林水曰畲”又如温庭筠《烧歌》云：“自言楚越俗，烧畲为旱田。”再如柳宗元《同刘二十八述旧言怀感时书事》云：“货积舟难泊，人归山信畲。”原注：“畲音赊。吴楚烧山而种曰畲田”。总之，据查唐诗中所讲楚民族刀耕火种遗习涉及的地域，上起三峡，至西楚，武陵，包湘赣五岭，及其东南诸地，正是楚民族共同地域的大致范围。所以《盐铁论·通有》说：“荆杨南有桂林之饶，内有江湖之利，伐木而树谷，燔菜而播粟，火耕而水耨。”
“饭稻鱼羹”，就是说楚民族的饮食生活以大米和鱼为主。当时，除江汉地区盛产稻谷外，洞庭湖以外的长沙、衡阳的广大地区，都是楚国的谷仓，故《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称：“雠庞、长沙、楚之粟也。”同时，江南楚越之地是我国栽培水稻的起源地之一，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的水稻种子，距今已7000多年；位于江汉地区的屈家岭遗址和洞庭湖畔的安乡桂家岗遗址发现的大量稻谷，也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这说明“饭稻”的历史是很悠久的。而且《史记·货殖列传·正义》又说：“楚越水乡，足螺鱼鳖，民多采捕积聚，摇叠包裹，煑而食之。”所以，长江中、下游各地，至今仍被称为“鱼米之乡”。
楚民族“饭稻鱼羹”的饮食生活在《楚辞》中有不少记载。《大招》云：“五谷六纫，设菰梁只”。“五谷”，《楚辞补注》曰为“稻、稷、麦、豆、麻也。”稻为“五谷”之首。《招魂》云：“稻粢穱麦，挐黄粱些。”言将稻米与其他粮食相杂为饭。《离骚》云：“怀椒糈而要之”。椒糈，就是和有椒香的祭神精米。由于楚国盛产大米，所以楚民族常常用大米酿造清酒，《大招》说：“吴醴白蘖，和楚沥只。”就是将吴国人的醴和以白米之曲，酿制成楚民族特有的沥过的清酒。正因为楚民族的清酒美香冽，所以周王朝便责成楚国年年进贡用楚国物产的香茅滤过的大米清酒。《左传》僖4年所记齐桓公责楚“包茅不贡，无以缩酒”，就是指这种“香茅”清酒。
楚民族的副食以鱼类水产为主，并辅以其他各种禽兽和家畜。《招魂》云：“腼鳖炮羔，有柘浆些。鹄酸凫，煎鸿鸧些。露鸡矐蠵厉而不爽些。”《大招》云：“内鸧鸽鹄，味豺羹只。”“鲜蠵甘鸡，和楚酪只。醢豚苦狗，脍苴莼只。”“炙鸹烝凫，鹑只。煎逐雀，遽爽存只。”《天问》云：“鲮鱼任所？”《七谏》云：“鸡鹜满堂坛兮，蛙黾游乎华池。”这里所言之“鳖”、“蠵”（大邑）、（鲫鱼）、鲮（鲤鱼）、蛙等均是水产品。用这些水产品与其他肉食品烹饪，其味鲜美无比，清烈不败，令人爽口。所以《逸周书·王会解》所列贡品有“长沙鳖”；《战国策·楚策》说蔡圣侯“食湘波之鱼”，都是楚民族的水产名品。就是在今天南方人吃鱼之类的水产品也比北方人为甚。“饭稻鱼羹”实在是楚民族共同饮食生活民族色彩鲜明的形象概括。
除此以外，楚民族的金属货币又自成体系。从大量的考古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币形、币村、币值、币文诸方面，楚民族的金属货币都别具一格，表现出与中原各诸侯国货币不同的特点，而自成体系——楚币系统。货币系统的主要特点，是形式多样性。金币分饼形、版形，前者按式样又可分为4、5种，后者按印文又可以分为7、8种；银币分饼形、版形、铲形，铲形又可分4种；铜币分贝形、铲形、圆形、方形、其中贝形按印文又可分为7、8种。本来取象龟，贝的金饼、金板、银饼、银钹、蚁鼻钱是楚币形的传统特征，但是，一由于楚的扩张发展，被兼并的诸侯国带来了与楚币不同的金属货币；二由于与各诸侯国商业贸易的发展，使楚币系统与中原货币系统发生了频繁的交流，这就造成了楚币系统形制多样性的特点。这种情况的出现，既反映了楚民族商业的繁荣，又折射出楚民族交通的发达。
楚民族商业的繁荣主要通过与各诸侯国密切的商业关系表现了出来。《楚辞》在描写生活用品时，很多地方都提到了包括衣、食、住、行在内的各诸侯国的土特产。如《招魂》云：“秦篝齐缕，郑绵络些”；“郑卫娇玩，来杂陈些”。讲的是楚民族的衣饰常取材于秦齐郑卫。又如《招魂》云：“和酸若苦，陈吴羹些”；“吴酸蒿蒌，不沾薄只”；“吴醴，和楚沥只。”讲的是楚民族特别喜欢吴国人的饮食和烹调技术。再如《国殄》云：“操吴戈兮被犀甲”，“还长剑兮挟秦弓”，讲的是楚民族的兵器中也有吴秦的产品。毫无疑问，各诸侯的这些土特产，当然是楚民族用自己丰富的农副产品交换来的。这种商业关系自春秋以来日益发展，《左传》僖公23年所记晋公子与楚成王的一段对话充分反映了这个情况，楚成王对重耳说：“公子若反晋国，则何以报不谷？”对曰“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毛齿革，则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者，皆君之余也，其何以把君？”正国为楚民族丰富的农副产品已远销各诸侯国，所以楚民族的政治中心楚都郢成了一个货物集散的大市场。这正如《太平御览》桓谭《新论》所云：“楚之郢都，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鲜而暮衣弊。”商业繁荣之景象跃然而出。
交通发达与否，直接影响到一个民族内部的经济联系。楚民族交通的发达，主要表现在交通工具，包括车、舟都有相当的发展。楚族的车品种繁多，见于《楚辞》中的有叫“轩”的轻车，叫“”的卧车；有既可载物，又可作卧车的“辎车”；有君王所乘的“皇舆”和两轮四马的战车等。与此同时，楚民族的车乘规模宏伟，浩荡如云。《大招》云：“接径千里，出若云只”；《远游》云：“屯余车之万乘兮，纷溶与而并驰”。另外《左传》文公16年记载：“楚子乘，会师于临品。”“”就是驿车。车乘既然如云，那么古代交通的主要道路——驿道自然在楚国可以四通八达了。
在江河如网的南方，舟是十分重要的交通工具。《惜诵》所云“魂中道而无杭”中的“杭”又作航。《楚辞补注》引许慎曰：“方，两小船并，与共济为航。”这种航又曰航，是一种既可用于渡河，又可用于长途运输人类的船。《战国策·楚策》说：“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粮，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据计算，可知这种舫船的载重量为7吨左右，在长江上则可通行无阻了。1957年安徽寿县出土的，公元前三二三年（楚怀王六年）所制的“鄂君启节”，中有“屯舟为一舿，五十舿，（岁）（赢）返”的铭文。据于省吾同志考释，舿即舸的古文。《方言》云：“南楚江湘，凡船大者谓之舸”。五十舸抵一百五十舟，一个商船队有这样大的规模，就是在今天也够壮观的了。同时，“鄂君启节”又记载了当时鄂君行商所经过的水陆路线，从鄂城出发，“水程四路分布地区包括今湖北、湖南两省的极大部分，河南、安徽各一部分，还碰到广西一只角，范围极为广大。”可见，楚国的水路交通也是四通八达的。
所有这些，可见火耕水耨，饭稻鱼羹，以及金属货币自成体系，是楚民族在共同经济生活上的鲜明色彩。
楚民族表现在共同心理素质上的主要特点是：自认“蛮夷”的民族意识，强悍刚劲的民族性格。
楚民族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周夷王、熊渠便宣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公元前705年，楚武王之时仍自称“我蛮夷也”这都明确表示自己是与中原地区各民族完全不同的民族。所以到战国时，楚威王仍说：“楚国僻陋”。不仅楚民族意识鲜明，就是中原诸侯各国，历来也把楚民族看作“蛮夷”。《国语·郑语》云：“当成周者，南有荆蛮。”“蛮，蛮矣。”《国语·吴语》亦云：“今伯父有蛮荆之虞。”从而把楚民族划在“中国”之外，《国语·晋语》云：“楚为荆蛮……故不与盟。”《诗·小雅·采艺》亦云：“蠢尔蛮荆，大邦为雠。”并遭到武力的讨伐，《诗·鲁颂·閟宫》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诗·商颂·殷武》亦云：“挞彼殷武，奋伐荆楚。”
楚民族这种强烈的民族意识，还表现他们有一套自成系统的历史文献。《孟子·离娄下》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众所周知，《春秋》是鲁国的史书，所谓“一也”，是指三者性质一样，那《梼杌》也就是楚国的史书。楚国的史书自成系统，《左传》昭公十二年载：“左史倚相趋过，王曰：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倚相，是楚国的史，此所谓“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一定是楚民族的古代典籍，而不是汉儒所解释的是三皇、五帝、八卦、九州的书。中原先秦学者所艳称的黄帝的传说，极盛于战国，集中于中原体系的《山海经》里，而《楚辞》的叙事却从尧舜开始，即《天问》所云：“舜闵在家，父何以鐶？尧不姚告，二女何亲？”此又可证楚民族的历史文献与中原历史文献之不同，而自成系统。这是楚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主要特点的一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