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明鬼下》有这么一段记载：“燕之有祖，当齐之有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此男女所属而观也。”齐国男女在社稷观聚，司马迁在《史记·滑稽列传》中有过生动而具体的描写，当时的情景是“男女杂坐，行洒稽留，目眙不禁，前有堕，后有遗簪”；“日暮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错，杯盘狼藉”。与之同举的楚国男女观聚当亦不受礼法的限制。对此，《九歌》中有很多描述，如《少司命》中云：“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又云：“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还云：“与女沐咸池，曦女发兮之阿。”又如《河伯》中云：“子交手兮东行，选美人兮南浦”。还如《山鬼》中云：“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梦。既含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可见楚男女相会不限于《周礼·地官》所说的“中春三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春夏秋三季均可。宋玉在《神女赋》中所描写的楚襄王游云梦合神女之事，也透露了楚不禁男女自由交往的信息。
诚然，屈原的诸多作品中有浓郁的主义的情调，包容着诗人丰富的想象，不宜把它们当作信史，但它毕竟是根植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中，由此仍可窥见当时风俗民情的侧影。
正因为楚不禁男女自由交往，所以楚婚俗也不重媒妁。这表现在，当时人有较大的婚姻自主权，双方是否同心是遣媒缔婚的基本前提，此《离骚》所云：“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今鸩为媒兮，兮告余之不好”。若不同心，也可回绝媒妁撮合的婚事，此《九章·抽思》所云：“何灵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与吾同，理祠而媒不通兮，尚不知余之以容”；亦即《九歌·湘君》所云：“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但是，若彼此钟情，甚至可以不要媒妁，此《离骚》所云：“苟中情其修好兮，又何必用夫行媒”？
此外，《离骚》中关于者遣媒求宓妃、二姚、有之佚女，都因“理祠而媒妁”而三不成的记述，以及宋玉为友人荐于楚襄王，襄王待之不厚，宋玉乃责友，其友反问道：“好人因媒而不嫁，不因媒而亲，子之因事未耳，何怨我？”都可证楚婚俗虽有媒妁，但不重媒妁，男女双方在婚姻问题上还有较大的自主权的特点。
（8）葬俗——“像设君室”的棺椁制度。
在现今发掘的为数不少的楚墓中，我们看到了一套复杂的棺椁制度。其主要特点是按死者生前的地位将外椁分隔成若干室，象征不同用途的房屋，用以放置随葬物品。各室之间，有的甚至有小巧的双扇门相通。正如《招魂》所说，是“像设君室，静闲安些。”如江陵太晖观、雨台山的一些楚墓椁室中有门和窗的结构。又如曾侯乙墓椁室也有小门洞，外棺则见有漆绘的窗棂图案。特别引人注意的是湖北光化5座坟发掘的3号西汉墓，其椁室是精心制作的双层多室建筑，建有大门、楼台、楼梯和“大厅”，楼上置棺木，“厅”里放随葬品，显然是死者生前住宅在阴间的翻放，使亡灵如生前所居，得以安息。完全是《招魂》所云“高堂邃宇，层台累榭”的“像设君室”。
（第五节越民族的形成）
一、于越的突起
分布在江苏、浙江到两广或云贵高原这一弧形地带的百越集团，虽然在语言、经济生活、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诸方面有着不同程度的共同特点，但终因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长期以来处于“百越杂处，各有种姓”的状态。
但是，由于历史的机遇和地理位置的优越，商周之时，与中原诸民族邻接的百越在江、浙的一支——于越突起，开始了形成为民族的历程。
于越的突起，首先得助于先进的夏、周两民族的影响和帮助。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正义《吴越春秋》云：“禹周行天下，还归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群臣，封有功，爵有德，崩而葬焉。至少康，恐禹迹宗庙祭祀之绝，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贺循《会稽记》亦云：“少康，其少子号曰于越，越国之称始此。”
《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太伯之奔荆蛮，自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索隐颜师古注《汉书》，“以吴言句者，夷语之发声，犹言于越耳”。此记载可靠性颇大。1954年江苏镇江烟墩出土一组铜器，其中有属于成、康时代的宜侯矢簋，从铭文内可知周初曾封矢于宜，宜侯与周定王同姓，可见吴国统治者的始祖系周民族成分之人是完全可能的。此乃周民族对于越发生关系之始。
由于夏民族的无余和周民族的太伯、仲雍的迁入，完全可以设想：与江、浙相邻的其他夏、商、周三族人民间的迁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一定很频繁。这样，在夏、商、周三族先进的经济、文化的影响下，于越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农业的发达、纺织业的进步和冶金术的高水平三个方面。
于越是一个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农业部落联盟。于越活动的地区，湖泊密布、江河纵横、土地肥沃、气温暖湿、植被良好、物产丰富。在这样有利的自然环境中，他们开邗沟、围湖塘、筑堤造田，不断克服“险阴润湿，又有江海之害”，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于越农业之发达情况，首先从其“独有鸟田之利”可证之。所谓“鸟田”就是利用农业益鸟参加大田作业。而“鸟田之利”即指“鸟田”给农业带来的好处。《越绝书》卷8云：“大越海滨之民，独以鸟田，大小有差，进退有行，莫将自使。”《水经注·渐江水》具体解释说：“有鸟来，为之耘，春拨草根，秋啄其秽”。众所周知，益鸟是众多农业害虫的天敌，它可以除草、灭虫、杀鼠、肥田，简直可以称之为古代农业的“保护神”。所以深刻认识到“鸟田之利”的于越人，“禁民不得妄害此鸟，犯则刑无赦”。1973年8月，在江苏六合县和仁的一座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中，发现了一件被一层织物包裹着的极薄的铜残器的中心部位，刻画着一幅春耕祭祀图：在一片广阔的田野上生长着稻谷，行处有两个反向拱身的农夫，似在插秧。远处伫立着4只昂首的长啄鸟类。田野的左前方是一座大型两层台榭建筑，楼上设案，供陶制大罐两个，上下楼各有3人手持禾苗作跪拜状。从这一幅珍贵的春耕祭祀图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于越“鸟田之利”的生动写照，也可以了解到于越以水稻为中心的农业已发展到相当的水平。其次，从务农之风盛行又可证之。诸樊在推辞王位时说：“臣诚耕于野”，后“果耕于野”。伍子胥奔吴后，“退而耕于野”。所以吴王夫差打比喻说：“比如农夫是耦，以刈杀四方之蓬蒿”。再次，粮食生产的发展又可证之。由于农业技术的提高，耕地面积的扩大，粮食生产大大增加，吴国一次就借给越国“万谷”稻谷。粮食的增产，一般老百姓家中也吃上饭了。所以伍子胥亡命吴国时，遇一女子，求其施舍，“女子知非桓人，遂许之，发其箪，饭其盎浆”。另一渔父也“持麦饭，鲍鱼羹，盎浆”与之。
于越纺织业的进步可以葛麻业的发达证之。《淮南子·原道训》载：“于越生葛稀”。说明于越人善织葛布。《越绝书》和《吴越春秋》中都更具体地记述了越人开辟“葛山”，专门种葛。勾践知吴王好美服，命女工织作黄丝细布10万匹献吴王。此后，不仅《汉书·地理志》记越地多产布，颜师古《注》云：“布，葛布也”，或“布，谓诸杂细布。”及至近、现代，浙江与江西交界一带的农户仍盛产被称为“夏布”的葛布。可见葛麻业的发达既反映了于越纺织业的进步、又表现了于越纺织业的特点。
于越冶金术的高水平，以青铜宝剑之精可证之。青铜宝剑的铸造，堪称越冶金术之精华。《越绝书》卷十一载：越王勾践时的名剑分湛卢、纯钧、胜邪、鱼肠和巨阙等五“刑”，吴王阖闾也得此宝剑。勾践时之名剑赏家薛烛评论“纯钧”时说：“手振拂扬其华捽如芙蓉始出，观其鈲如列星之行，观其光辉辉如水之溢于塘，观其断岩如锁石，观其才焕焕如冰释，此所谓纯钧也”。可见越王剑的剑形优美、长短随手、刚柔适度、犀利无双。难怪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在湖北江陵县望山一号楚墓中出土的，刻有“越王鸠（勾践）自乍（作）用剑”二行鸟篆铭文的越王剑，虽深埋于地下2400多年，仍保存完好，刃薄而锋利，至今还保持着耀目的光泽，使现代冶金科学家都叹为观止。不仅反映了于越冶金术的高水平，也表现了于越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
于越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于越的突起，加快了越民族形成的步伐。
二、吴、越国的建立是越民族形成的标志。
于越原始祈瓦解和崩溃，形成为民族的历史过程，由于历史典籍中缺乏记载，考古材料又甚少，目前尚难以作具体的论述。但是根据恩格斯“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的观点，我们仍然可以找到越民族形成的标志。这个标志就是吴、越两国的建立。
按照古代民族最初形成的一般规律，原始社会末期，在氏族、部落分化、瓦解以及重新融合的过程中，由于阶级的产生，国家的出现，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的完成，民族也就形成了。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从吴太伯至寿梦，经过了19代，约600年的发展，使一个本来还保留“文身断发”习俗的原始部落，逐步发展，产生了阶级，公元前585年，“寿梦立而吴始益大，称王”，建立了奴隶制国家政权。寿梦之时所建立的吴国，与吴太伯所到之“荆蛮”已不可同日而语，故《吴越春秋》云：“凡从太伯至寿梦之世，与中国时通朝会，而国斯霸焉。”
越国的建立稍晚于吴。《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索隐云：“越在蛮夷、少康之后，地远国小，春秋之初未通上国，国史既微，略无世系”。所以史籍中只笼统地说自少康“后二十余世”至允常，这样算来，大约也是经过了600年左右的发展，一个原来“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的原始部落，也于允常之时称王建国，此即史籍所云：“越侯传国三十余叶，历殷到周敬王时，有越侯夫谭子曰允常，招土始大，称王。”。
此至，由于吴、越国家的建立，即反映了于越原始社会和瓦解和崩溃，标志着于越各部落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的完成，百越集团中这于越在突起中形成为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