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宋辽夏金元时期民族同化风云的再起）
“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迁迥的。”唐以后，中国又进入了一个大分裂、大动乱的历史时期，又出现了汉族人民大批南移，北方少数民族大量内迁的历史现象，民族同化的风云再起。
汉民族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大同化，在唐代大融汇的新基础上，相对稳定了一个历史时期后，在历史上惊人相似的重演中，又开始了新的大发展。五代十国时的后唐、后晋、后汉就是西突厥的沙陀族人李克用、石敬塘、刘知远分别所建。10世纪初，形成汉族的北宋、契丹族以辽和党项族的西夏以“三国鼎立”。12世纪初金灭辽、灭北宋后，又出现了女真族以金国与汉族的南宋“南北对峙”的局面。直到公元1276年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灭南宋，统一全中国，在被征服的民族危机面前，汉民族又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但是，正如历史进程所表明的那样，通过这次民族危机的考验汉民族的稳定性再次得到证明，汉民族的内聚力和吸收力再次得到表现，就是在被征服的过程中，汉民族先后同化了契丹族、党项族、女真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在民族同化风云的再起中又一次得到了大发展。
与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样，宋辽夏金元时期的民族同化，也是从民族的大迁移开始的。拿辽来说，公元907年阿保机建立辽国后，便大举侵掠汉族地区。公元921年，入居庸关、掠檀、良乡、遂城等10余城，并俘获大批汉族居民而返。公元938年，燕云16州又归辽。为了安置这些被俘获作为奴隶的汉族人民及其他少数民族，从阿保机到辽太宗，先后建置了许多“投下州县”。这样在辽国的疆域内就出现了契丹族与汉族，以及与奚族和勃海国人杂居的局面。金更是如此，从阿骨打反辽到吴乞买侵宋的初期，经常把掳获的大批汉人迁入东北，特别是在黑龙江流域地区，形成了汉族与女真、契丹等族的交错杂居。后来，随着金统治地区的扩大。金统治者先后4次把女真族的“猛安谋克”迁入中原地区，正如文书所说：“女真国土人散居汉地”，“棋罗星列，敬居四方”迁入人口之多，仅第4次，即宣宗南渡后，把河北的“猛安谋克”迁入河南的军户有100多万人，经过淘汰后，还有“四十二万有奇”。于是，在华北地区也形成了汉族与女真、契丹等族交错杂居的局面。
民族同化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而且是发生在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历史现象，当然是群众的事业，随着民族同化的深入，当然也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而要扩大群众队伍，即要加快民族同化的速度，加深民族同化的深度，就必须勾通民族的心理。在这方面，各族人民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有看特殊的意义和作用。这种切身利益，即阶级利益的一致，不仅把杂居在一起的各族人民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在加深互相了解的基础上，逐渐消除了民族隔阂和成见，不断勾通了民族的心理，民族同化的这种深层发展，促使民族界线逐步消失。辽、夏、金三国在征服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民的过程中，都逐步形成了各族剥削阶级的联合统治。辽建国不久，即建立了“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北南并列的两套政治行政制度。圣宗时，汉人韩德让以南院枢密使兼北院枢密使，进封为大丞相，总管全国事务，这就标志着契丹族与汉族剥削阶级在政治上的联合。西夏建国后也建立了蕃官和汉宫并行的政治制度。毅宗时更是大量吸收汉族人做官。全国建立了一个多民族的最高统治集团。世宗时，参与统治核心的女真贵族有22人，汉入有14人，契丹、渤海各2人。
各族剥削阶级在政治上的联合，使得本来较尖锐的民族矛盾有所缓和，而阶级矛盾则有所突出，这就使各族劳动人民容易看清民族压迫的本质就是阶级压迫，有利于民族隔阂和成见的消除。辽、夏、金都发生过各族人民的起义，反对他们的共同敌人，即各族剥削阶级的联合统治。辽各族人民联合反对各族剥削阶级联合统治的一个高潮是渤海大延琳起义。本来辽灭渤海国后，允其维持原来的制度，不仅无盐酒等税，而且关市商税也较少。但圣宗时汉族人韩绍勋为户部使，强对渤海居民征税。户部副使王嘉又令渤梅居民造船，将粟米运往燕地。渤海居民不堪忍受，于公元1029年8月在东京起义，推大延琳为首，建国号“兴辽”，年号“天庆”。邻近的女真族人也起而响应。起义坚持了1年多才遭失败。在金国，海陵王组建多民族成分的昂高统治集团之时，正是各族人民联合反抗之日。除山东开山赵和东海张旺、徐元领导的汉族人民的起义外，最着名的是契丹族人撒儿、窝斡等领导的起义。为反对征兵，契丹译史撒儿等杀金招讨使起义，于是西北路各族人民奋起响应，形成了一支巨大的起义洪流。后窝斡攻下临潢府，于正隆六年(公元1161年)12月称皇帝，逐年号“天正”。这次起义一直坚持到大定4年(公元1164年)5月才被金世宗完全镇压下去。在这种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各族劳动人民从本民族的狭小眼光中进一步团结起来，加强了联系，加深了了解。这种共同斗争象吸尘器一样，消除了蒙在民族关系上的灰尘，即民族隔阂和民族成见，勾通了民族的心理，使民族同化，在群众队伍不断扩大的形势下，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期流。
在阶级社会里，民族同化作为一个历史现象，也必然受到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者所执行的政策的影响和规定。在中国历史上，一则由于汉民族一向人口众多，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在汉族人口的汪洋大海中，从巩固统治地位出发，就不得不同战国时期楚将庄蹻入滇“变服以其俗以长之”一样，实行汉化政策。二则由于汉民族的经济和文化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所以按照“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即“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为汉民族先进的经济和文化所吸引，“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问题的关键是掌握国家政权的少数民族统治者执行什么政策·恩格斯在论述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时说：“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逆着发展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现在在每个大民族经过一定的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定，后一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夺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资的浪费。”同样的道理，如果掌握国家权力的少数民族统治者，顺应历史的潮流，推行汉化政策，那就有利于民族同化的加速。促使民族同化过程发生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反之，如果统治者执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反对汉化，那轻者延缓民族同化的进程，重者加深民族隔阂，挑起民族斗争。辽、夏、金三国历史上都发生过主张汉化和反对汉化的斗争。辽在太宗死后，发生过主张汉化的耶律培派和反对汉化的述律后培的斗争；西夏景宗到毅宗时发生的皇族与后族的斗争，实际上反映了汉礼与蕃礼的斗争，也就是主张汉化与反对汉化的斗争；金世宗教放力保持女真旧俗，反对汉化。但是，在民族同化风云兴起，成为一股历史潮流之时，汉化就成了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因此，辽、夏、金都先后出现过北魏孝文帝式的人物，顺应历史潮流，推行汉化政策。辽圣宗是辽国推行汉化政策的代表。圣宗本人不仅喜读《贞观政要》，而且善吟诗作曲，成了契丹放汉化的带头人。他推行的改革，如仿汉族政权修史体制，编修实录，把《贞观政要》作为治国的经典，提倡汉化了的佛教，不仅使封建制确立，也有力地推进了契丹族的汉化。在西夏，毅宗、崇宗、仁宗都是推行汉化政策的人物。毅宗执政后，首先下令夏国人都不再用蕃礼，改用汉礼。后又改用汉姓，并增加官职，任用汉族人。祟宗定汉学为“国学”。仁宗时又实行科举制，办学校，尊孔子为文宣帝，传授儒学。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把汉化推向的进。在金朝，海陵王是女真族的孝文帝。他豪不逊色于孝文帝的魄力和措施，把都城从上京会宁府迁到燕京，同时把太祖、太宗的棺木也从上京迁到燕京大房山新建的“山陵”安葬和祭祀；又下令折毁上京的旧宫殿和女真各大族的住宅，平作耕地，表明了汉化的决心。后来他又废除南北选制，统一了选取汉宫的科举制。章宗继承海陵王的事业，成了金皇帝中汉文化最高的一人。他规定各地对汉民族先祖帝王伏羲、神农、轩辕、少昊、颛顼、高辛、尧、舜、禹、汤、周文王、武王等要三年一祭。并在京师设女真国子学，诸路设女真府号，教授经书，科举以经书为标准，表明了对汉民族心理素质的继承。辽、夏、金的所有这些推行汉化政策的改革，都表明在人民还处于无权的被统治的历史条件下，掌权者执行什么政镣，确实是民族同化能否完成的关键。
杂居的环境，心理的勾通，掌权者推行汉化政策，虽然都是汉民族同化其他少数民族的重要条件，但决定的因素仍然是汉民族先进的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和吸引，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一切社会变化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该求之于人们的头脑之中，也不应该求之于人们对于永恒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长的理解之中，而应该求之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之中；这些原因，不应求之于哲学，而应求之于各该时代的经济。”一句话经济基础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以党项族来说，早在唐末宋初，即有接受了汉民族经济和文化的“熟户”出现。西夏建国后，“素鲜耕稼，专以畜牧为生”，“畜牧甲天下”的党项族也逐渐发展了农业和手工业，由畜牧业逐渐转向农业。如陕西横山地区，是党项族迁至陕北后的主要聚居区，已是“延袤千里，多马宣稼”。又如在葭、芦、米脂地区，有人们颂称的“歇头仓”，“良田不窗一二万顷。夏人名为珍珠山、七宝儿，言其多出禾黍也。”再如《番汉合时堂中珠》中载有犁、铧、子耧、镰、锄、钁、杴、锹，以及碌碡、刻叉、车、碾、碓、矶等，与原西北地区的农具大致相类。所以在西夏领域内，包括以走廊着称的今敦煌、酒泉、张掖、武威等地在内的河西陇右地区，不仅是有名的牧区，盛产良马，同时也有相当发达的农业，“民物富庶，与中州不殊”。在经济起决定作用的同时，汉民族先进的文化对党项族的被同化也有重要的影响，这除了表现于西夏统治者大力提倡和宣扬在唐代已完全汉化了的佛教外，还集中表现于西夏统治者对汉民族传统的儒家文化的积极采用上，元昊以来使用新制西夏文字翻译汉文古籍，流传至今的就有，《论语》、《孟子》、《孝经》、《贞观政要》、《六韬》、《十二国》、《德行集》等等，不胜枚举。依据汉文古籍编译成书的则更多，现存的有：《天盛年改新定律令》、《猪年新法》、《官阶封号表》、《贞观玉镜统》、《三世明言集》、《掌中珠》、《文海》、《文海杂类》、《钦定文海》、《五音切韵》等等。为了吸取汉民族先进的文化，西夏统治者经常向宋王朝请求各种经、史书籍，如《九经》、《唐书》、《册府元龟》等巨着。于是在党项族中出现了像儒学渊深的斡道冲，诗才超始的汉王仁忠，编修西夏实录的焦景颜、王金，编纂《番汉合时掌中珠》的骨勒茂才，撰写《夏国语》的罗世昌等善于汲取汉民族文化的代表人物。
契丹族也是如此，在“投下州县”和燕云十六州汉民族先进的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下，不仅汉民族熟练的生产技术、先进的生产工具吸引了契丹族人民，而且还促使契丹族迅速封建化。本来契丹族在大漠之间“畜牧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但是在汉民族的影响下，早在皇祖匀德实为大迭烈府夷离堇时，就“喜稼穑，善畜牧，相地利以数民耕”，而太祖平诸第之乱后，“弭兵轻赋，专意于农”。这虽不代表契丹族人已经普遍经营农业，但却反映了契丹族人对农业已有了一定的重视。阿保机时，更是从被用长绳连头系之于木，驱往漠北充为奴隶的汉族人民的反抗和逃亡中领悟到：是否学习汉民族的先进经济和文化，是关系到契丹国祚兴衰的大问题。于是，阿保机除“筑城郭立市里以处汉人，使各有配偶，垦艺荒田”外，还“为城郭官室之制于漠北”，并正居臣，定名分，设置州县，改用汉姓，改变契丹族旧有的统治方式。公元936年，辽从石敬塘手中得到了燕云16州，无论怎样评价这一事件，其给契丹族学习汉民族先进的经济和文化在客观上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是无可置疑的。所以，经阿保机的经营已跨入封建制门槛的契丹族，在汉民族经济的影响下，迅这完成了封建化，景宗时下令说：“诸州有逃户庄田，许番汉人承佃供给租税”的史料对契丹族的封建化作了最好的说明。在文化上，汉语、汉字一直与契丹文字一样通行，而契丹文字则是在汉族人帮助下创制的。汉民族传统文化的代表——儒学一直受到重视，阿保机于神州三年(公元916年)下诏建孔子庙，“皇太子春秋释莫”。及至道宗，更是“诏求乾文闻所缺经籍，命儒医校雠”，并“诏有司颁作《史记》、《汉书》”，在学校颁“五经传疏”，以便士子阅读。道宗本人则经常请人讲解四书五经，并不避夷、狄之讳，浩皓的《松漠纪闻》对此有一段生动的记述：
“大辽道宗朝，有汉人讲《论语》，至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道宗曰：北极之下为中国，此岂其地耶？至夷狄之有君，疾读不敢讲，则又曰：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卒今讲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