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之后，两宋之时，情况虽有所变化，即这时北方兴起的契丹、党项，女真诸族都有自己的文字，汉字的公用性还存在吗·刘汉民族的发展还能起内聚作用吗？历史的回答是肯定的。这又是为什么呢·
其一，这时兴起的一些少数民族本无文字，后来在汉民族的影响下多借助汉字的笔划创制而成本民族的文字。契丹大字是增减汉字笔划而成，虽然是以几个音符叠成一个音缀，但在形体上仍仿汉字合成一个方块字；契丹小字，则是在契丹大字基础上的改进，除笔划稍简外，以一个方体字代表一个音缀，自上而下，连续直写。党项法的西夏文亦是模仿文字，多用汉字六书的会意沽的创制，有时直接借用汉字，字形方整，字体结构有全、左右、干、头、下等区别，字体也有草书、隶书、篆书。女真文则是依据汉字改制的契丹文来拼写女真语而制成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少数民族文字的只不过是汉字的变种而已，仍然属于汉字文化圈的范围。
其二，这些少数民族在使用本族文字的同时，又通用汉字，甚至主要通用汉字。契丹大、小字就是只在契丹贵族文人这个很窄的范围内使用的文字，加之其音缀分离，多音词之间不易截断，行用不便的缺点，所以这些文人又大多兼通汉字，契丹文化仍土妥依靠汉字作工具才得以流传。西夏文创制厄，汉字仍布西夏国内通行，不仅西夏国结宋朝的文书，多用西夏字和汉文并列书马，而且西夏国铸造的钱币，寺院碑刻也是用西夏字和汉字拼列。女真文创制后，虽然金的某些统治者，如金世宗等大力提倡使用女真文，甚至禁讲汉语，但汉语和汉字却始终在女真族中通用，金章宗之时，罢废契丹文，规定用女真文直译为汉字后，女真贵族亦多识读汉字，汉字书籍在女真族中流传更加广泛。由此可见，汉字的公用性不仅没有丧失，反而在与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的比较中更显现出现其严谨、方便的优点，反而在这些少数民族中更加流通，汉字的公用性更加强了。
正是由于汉字的公用比在与契丹、党项、女真等少数民族文字的比较中更加突出，所以在隋唐之后的宋辽夏金元时期的民族大同化中，汉字对汉民族的发展仍然起了一定的内聚作用。在这个民族大同化的历史进程中，不仅契丹、党项、女真等少数民族的文字逐渐废弃而成为“死文字”，就连契丹、女真两民族的全部以及党项族的大部分也都被同化于汉族而成为汉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里，汉字对汉民族发展的内聚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从上可见，无论是魏晋南北朝汉民族肥一次大发展时期，还是宋辽夏金元汉民族第二次大发展时期，汉字的公用性都无例外地发挥了出来。在汉民族形成后200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汉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都是发展变化的，西汉时的汉族不同于隋唐时的汉族；两宋之时的汉族也不同于隋唐之时的汉族；明清之时的汉族又不同两宋之时的汉族；近代的汉族不同于古代的汉族，现代的汉族又不同于近代的汉族，父小之原冈。当然是汉民族不断地吸收新鲜血液，新鲜养料，不断地混血，不断地融汇少数民族的文化，不断地发展、变化的结果，唯独汉字，从古至今，基本上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反而以其独具的公用性，对汉民族的发展一直起着内聚的作用。
三、汉字的民族性对汉民族心理的内聚作用
民族语言文字，在一个民族的心理中是一个极为敏感的因素，因为它是一个民族本质的标志和表现，是一个民族最有活力的纽带，特别是汉字具有“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的特点，就把汉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联结在一起，把汉民族精神生活的全部历程，都完整地、系统地保存在汉字文献的宝库之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使汉民族的历史业绩作为遗产一代传给一代，千古不朽。而汉字在汉民族上下5000年历史的锤炼之下，也就锻铸出了鲜明的民族性。
所谓汉字的民族性，就是汉字别于其它民族文字的特点，其主要表现是：
1．稳定。从古今用字情况来看，《十三经》累计589283个字，但不重复的单字只有6544个，这基本上可以反映古代用字的最高约数。北京新华印刷厂等单位编的《汉字频度表》，是根据21629372个字的材料统计的(其中包括86本书，104本期刊，7075篇文章)，不重复的单字也只有6335个，这也基本上可以代表现代用字的最高约数。从这两个材料的比较中，可见古今汉字实际用字的数量基本相当，说明汉字的稳定。正因为如此，所以曾致力于汉语音韵训诂研究的瑞典汉学家高本汉(Kaflgren)对汉字有过一段生动的论述，他说：汉字“一个中国人一旦掌握了它，他所读的一首诗无论是在基督时代(即公元1世纪)，或者公元1000年以后，或者是昨天写的，从语言学观点上看，对他都是一样的。不管是什么时代写的，他都能够理解并欣赏它。可是在别的国家，书写文字随着口语的演变，在很少几个世纪中可形成一种实际上完全新的文字。今天一个普通的英国人很少能看懂三、四百年前的本国文献。最早期的文献只有经过专门的语言学研究后才能了解。对中国人说来，数千年的文献都能了解；他们对本国古代文化的无比热爱和理解，大都是他们文字的这种特殊的性质之故。”
2．简明。古代的汉民族由于书写工具相材料的限制，或契于龟甲，或铸于钟鼎，或刻于竹简，或写于帛，从而形成了与口语有一定区别的书面语，这就是通常所称的“文言文”。而文言文最大的特点就是简明扼要，极短的文字，往往包含有极丰富的内容，凡读过文言文的人都会有这个体会。更重要的是由于汉语是一种非形态的，以单音节语素为主的语言，所以一个汉字作为一个符号，既表示一个音节，又表示一个语言，还表示一个意义，汉字就成了“形、音、义的结合体”。这样汉字就与汉语“简短明确”的优点相适应，使之与英、法、俄、西班牙文相比，不仅无多词之难，而且书写也简明，现在联合国5大工作语中以汉字本最薄就是一例。
3．方块形。汉字区别于世界上一切其他民族的文字的最大特点，就是字形成方块。方块文字用今人的眼光和现代生活的要求来看，当然要作实事求是的分析，它既有种种优点，也有诸多缺点，但是从民族性来看，方块汉字却是别具一格，自成体系的一种文字，它不仅有书法性的节奏美，线性美，而且方块汉字的“形”能传达丰富的信息，既有猜读的可能性，利于阅读，又有联想以至想象的余地，有助于思维能力的发展，例如一个“氵”旁，可使人猜读到“水”，进而联想到水的自然容器，如江、河、湖、海、湾、港……；水的活动，如流、淌、泄、泻、冲、洗……；水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如湿、溶、沉、浮、沦、浸。又可使人猜读到“液体”，进而联想到食用的液体，如酒、油、汁、汤，人体分泌出来的液体，如汗、泪……这是其他民族的拼音文字所难以具备的。此外方块汉字书写时可横可直，使用便利，这也是其他民族的拼音文字所没有的一个特点。
正因为汉字具有稳定、简明、形成方块的民族性特点，所以其在汉民族的心理上形成了一种强烈的认同感，从而对汉民族的心理产生了强烈的内聚作用。这种内聚作用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维持了汉民族在语言文字上的统一。
众所周知，汉民族方言林立，汉民族的共同语言，虽然经过2000多年的发展，但仍处于不完备的形态之中。据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的报告，从语言特点来看，汉语方言一般可分为北方话、吴语、湘语、赣语、客家话、闽北话、闽南话、粤语等8个地域方言。在地域方言中还可分若干次方言以及许许多多的地点方言。例如粤语与北方话的差别极大，就是在一个省内，如浙江省，杭州话、宁波话、温州话、金华话之间的差别很大；就是在一个地区内，如金华地区，兰溪话、金华话、永康话、武义话、东阳话、义乌话之间的差别又很大；甚至在一个县内，如武义县，宣平话、武义话、永康话之间的差别也很大。尽管方言林立、复杂，但是文字却是通用的，无论讲什么方言的人，只要将其方言写成汉字，除个别的土语俗话以外，在交流上就没有什么障碍。所以汉民族的共同语言虽然还不完备，不统一，但由于汉字的统一性，就维系了汉民族整个民族的生存。英国学者李约瑟对汉字就作过极精当的评价，他说：汉语“虽然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方言和口语，可是全中国人民却用古老的文言文作为统一的普通话。的确，这种古老的文字，尽管字义很暧昧，却有一种精炼、简洁和玉琢般的特征，给人的印象是朴素而优稚，简炼而有力，超过人类创造出来的表达思想感情的任何其仙工具。从汉字对统一汉民族共同语言的作用来说，我们似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汉字，就没有汉民族。
于是，汉民族人民对汉字就灌注了强烈的民族感情。这种感情转化成为对民族共同心理的内聚作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汉字就成了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象征，成为汉民族的象征，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