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在音韵学上有声调平仄的变化，使得成语、俗语、歇后语、对联等语言形式朗读起来具有鲜明的音乐节奏感，富于声律美，在世界各民族的语言中独树一帜。
拿成语来说。由于成语4音节在音韵的配调方面具有灵活多变的特点，使得成语音节的配合上富于音乐的声律美。一般来说，成语4音节的声调平仄变化可分为14格列举如下：
平平仄仄格：鹤立鸡群
仄仄平平格：意气风发
平仄平仄格：出类拔苹
仄平仄平格：势如破竹
平仄仄平格：五光十色
仄平平仄格：耐人寻味
仄仄仄平格：惊弓之鸟
平平平仄格：行云流水
平仄仄仄格：水滴石穿
仄平平平格：迫于眉睫
平仄平平格：兴高采烈
仄平仄仄格：如火如荼
平平仄平格：层出不穷
仄仄平仄格：长歌当哭
而成语中音节的重复和叠用也同样具有音乐节奏感的效果。如
十全十美大摇大摆
维妙维肖出尔反尔
神采奕奕忠心耿耿
心心相印娓娓动听
唯唯诺诺战战兢兢
朝朝幕暮期期艾艾
朗读起来部具有鲜明的音乐节奏感，而富有声律美。
再拿俗语来说，俗语很讲究节奏，说起来琅琅上口，听起来韵律铿锵，也富有音律美。四言俗语的节奏多为“二二”，如人多成王，入乡随俗等；五言俗语的节奏多为“二一二”或“二三”，如一正压百邪，日久见人心，一打三分低，礼多人不怪；六言俗语的节奏多为“二二二”，如一客不烦二主，千虚不抵一实；七言俗语的节奏多为“二二三”，如不受磨炼不成佛，兔子不吃窝边草等；八言和八言以上的俗语节奏比较多样，有的俗语在考虑节奏安排的同时，还注意押韵，有的押平声韵，如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捉奸见双，捉贼见赃，杀人见伤等。有的押仄声韵，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还不报，时辰末到；吃饭防噎，行路防跌等。
拿对联来说，对联一方面要求节奏相同如杭州西湖湖心亭
的两副对联：
四季笙歌，尚有穷民悲夜月；
主桥花柳，浑天隙地种桑麻。
万井桑麻中，点缀六桥花柳；
一城灯火中，辉映十里湖天。
上副的节奏是“四二二三”，下副是“二三二四”。另一方面还要求上下联平联对立，即在同一位置上的字，上联是平声的，下联一般应是仄声；上联是仄声的，下联一股应是平声。如前引解绍的“墙上”联的平历是：
仄仄平平，仄仄感平平仄仄，
平平仄，平平仄仄仄平平。
特别是句脚的平仄对立绝对不能马虎，上联最后一句的句脚必须是仄声，下联最后一句的句脚到必须是平声。这样既有书奏、又要押韵，朗读起来就十分和谐舒畅，而极富音乐节奏感和声律美。
此外歇后语中也常常用音节的重复手法加强了音乐节奏感和声律美，如“月亮地里看人影——自高自大”、“阎王爷不带帽子——鬼头鬼脑”、“光屁股打虎——不要脸，不要命”、“丈母娘夸姑爷——傻好傻好”、“两只哈蟆打哇哇——我呀我呀”等等。所有这些为汉语是风格独特的发达语言之又一证。
上面我们从汉语成语、俗语、歇后语、对联等语言形式所带有的汉民族历史的痕迹，与汉民族风俗的息息相通，所体观的汉语单音缀孤立语的特点，所具有的音乐节奏感和声律美的种种特点中，可见汉语语言形式多样确实是世界各民族语言中独树一帜的发达语言。
（第三节汉字对汉民族的内聚作用）
从第四编汉民族的发展中，我们早已得出结论；汉民族是一个有着巨大内聚力的民族。在无数次的分裂，多次的征服中，她不仅没有被灭亡，甚至也没有被同化。恰恰相反，在其巨大内聚力作用下，她反而同化了入主原的无数少数民族，象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终于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民族。
人们不禁要问：汉民族为什么会有这么巨大的内聚力？这是一个重大课题。在此说明的仅是汉字对汉民族的内聚作用，其是汉民族具有巨大内聚力的原因之一。
一、汉字的一脉相承性对
汉民族形成的内聚作用
汉字渊远流长，独一无二。它的起源与汉民族的形成是同步的。
当汉民族的起源还处在黄帝传说时代队就有了神农作穗书、黄帝作云书、少吴作鸾凤书、帝尧作龟书的传说。这些传说虽无实据，不足为信，但《易经》系辞所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契者，刻也。孔安国《尚书序》亦云，伏羲氏以书契代“结绳之政”。这种以契刻代结绳的记事情况，近些年来从考古材料中得到佐证，即在西安半坡、临潼姜寨、青梅民和马厂沿、乐都湾、山东章丘龙山镇、青岛白沙河赵村、苔县陵阳河、以及上海松泽、马桥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发现了一些刻在陶器上的符号。尤典是西安半坡，经1954年至1957年五次发掘，在若干陶器碎片和两件完整的陶钵口沿上发现刻有不同样子的27种计113个符号(见图)。郭沫若先生说：“彩陶上的那些刻划符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于省吾先生也肯定地说：“这种陶器上的简单文字，考古工作者以为是符号，我认为这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仰韶文化距今有6000多年之久，那么，我国开始有文字的时期也就有了6000年之久，这是可以推断的。”
更重要的是无论是仰韶文化的陶符，还是龙山文化的陶符，或是良渚文化的陶符，都显示出了基本相同的形体，如果以仰韶文化。西安半坡的陶符为标准的话，那么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或到大汉口文化的陶符似乎表现出了一种一脉相承的特性，这就为后来的汉字对汉民族形成所起的内聚作用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进入夏代时，夏民族的契刻文字比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大汉口文化发现的刻在陶器上的符号更进了一步，对此考古发掘提供了可贵的材料。在河南王城岗遗址中，在一个相当于夏代初期的灰坑中，出土了一件泥质黑陶平底器，在器底上发现了一个在该陶器烧制以前刻在陶胎上的字——。这个字由两个部分组成，象两手有所执持，可能是“共”字，代表器物所有者的族氏。其与商代甲骨文的“”字，西周金文的“”字均很相似，在字形结构上来说已经超过了象形文字的阶段，而是会意字了。达就表明：当中国的土地上出现了最早的民族，亦即是汉民族的发端——夏民族时，汉字也开始了真正的肇端。
此后，随着夏民族之后相继崛起的商民族、周民族、楚民族、越民族等，他们使用的文字从商代的甲骨文到周代全文、大篆，表现出了一脉相承的关系，“”字就是一个典型字例。在汉民族形成的第一阶段，汉字的前身夏文、甲骨文、金文的一脉相承性，就为夏、商、周以及楚、越诸民族的混血溶合提供了共同文化的基础。就是在这个共同文化的基础上，春秋以前相继崛起的夏、商、周、楚、越诸族以及部分蛮、夷、戎、狄，经过春秋战国的民族大溶合，终于彻底打破了民族壁垒，填平了心理鸿沟，到秦始皇统一六国时，溶合而为统一的华夏民族，完成了汉民族形成的第二阶段。秦始皇统一文字，汉字从大篆发展到小篆，到汉代时，汉承秦制，小篆又简化演变为隶书，史称“隶变”。隶变是古今汉字的一个伟大变革，它把篆书方正乎直化，使汉字完全脱离图画性质，而点画化、符号化了，从此汉字在结构上不再发生什么变化，字体也基本稳定了下来。此后出现的楷书、行书、草书乃至简体字都不过是隶书更简化的变种而已。秦时的隶书人们称之为“秦隶”，西汉时的隶书人们称之为“古隶”，东汉时的隶书人们称之为“今隶”，在汉字一脉相承地发展之时，华夏民族出发展、转化为汉民族，汉民族最终形成。由此可见，汉字从夏代之夏文，中经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直到隶书，乃至以后的楷书、行书、草书和简化字，都是脉相承地向前发展着的，汉民族诸源在文字上的这种一脉相承性，就是汉字对汉民族的形成所起的内聚作用。
二、汉字的公用性对汉民族发展的内聚作用
中国自古是一个统一多民族的国家，但是除汉族以外，很多少救民族却无文字，这种情况，越是古代越是普遍。如西汉至南北朝之时，北方的匈奴“毋文书”，乌丸“刻木为信”，浑车“不识文字”，羯、氐、羌亦无文头南方的蛮族，以及偶、傒、僚诸族也天文字。那么，怎么办呢？这就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独特的现象，即所有无文字的少数民族均使用汉字进行交往。于是汉民族所使用的汉字自古代开始就具有了公用性。
正是由于汉字的公用性，再加上笔者在第四编第一章所述魏晋南北朝民族大同化的原因，汉民族在自己的第一个大发展时期，终于以其巨大的吸收力和内聚力，不仅战胜了分裂的危机，反而同化了入主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也同化了南方部分少数民族，极大地发展了自己。在这个民族同化的过程中，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不仅使用汉字进行交往，而且禁用本民族的语言。北朝时，推行“汉化”最力者北魏孝文帝就下诏规定：“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可见汉字的公用性对汉民族的发展是有一定内聚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