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札，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谨勇智，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大君子者，未有不贤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孔于在这里所设计的社会政治蓝图，完全是从“天下为家”的现实阶级社会的实际为基础的，是阶级社会中有正常秩序的社会政治生活，是人们经过一定的努力有可能达到的．
儒家的这种小康思想，积淀在汉民族的共同心理索质之中，演化成自给自足的小农价值观。自古以来，汉民族人民．特别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所追求的是安定、温饱、平稳的生活，希望在自己的家庭生活中，能“各亲其亲，各子其子”“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更希望能做到“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
在小农价值观的支使下，汉民族长期保存着重农桑、尚节俭、不好工艺、不善商贾、敦厚诚实的古朴民风。《正德兰溪县志》即云：兰溪之民“男勤生业，鲜驰狗马；女事纺织，不出闺门。”《嘉庆武义县志》亦云：武义之民“乐田亩”，“民务农田，不为商贾、技艺，男不为厮役，女不作婢妾。”很多地方的民谚俗语也反映了这种小农的价值观，如浙江江山县就有“生意钱六十年(指一代)，种田钱万万年”；“千样味道不如盐，千样行业不如田”的俗谚。事实上，直到现在，一些比较僻远的山区、边地的汉族农民仍然抱着小康思想演化成的小农价值观，用农民的口头语来说，就是“吃吃做做”就成了，何必要花大力气去发大财呢？有一段对话十分形象和深刻地表现了这种小农价值观。一个老渔民每天钓两小时的鱼，卖掉后即可维持生活，还略有结余，一个年青人觉得这个老渔民本事这么大，市场上鱼又紧俏，于是就去问老渔民：
“你可不可以每天多钓小时鱼？”
“多钓干什么？”
“多钓鱼可以多卖钱啊！”
“多卖钱干什么·”
“多卖钱可以积起来去买鱼船来打鱼啊！”
“多打鱼干什么·”
“多打鱼可以卖更多的钱啊！”
“卖更多的钱干什么？”
“卖更多的钱可以办鱼船队！”
“办鱼船队干什么·”
“办鱼船队可以打更多更多的鱼啊！”
“打更多更多的鱼干什么·”
“可以卖更多更多的钱啊！”
“卖更多更多的钱干什么·”
老渔民为什么不打算、也不想不断发展自己的渔业呢·根本的一点是由他的小农价值观决定的，他认为钓两个小时的鱼足以维持他的生活了。这种只求安定、温饱、平稳的小康思想，至今在汉民族中，特别是在农民中仍然是有一定市场的。
对儒家思想有深刻研究的李泽厚说过：
“儒家并非绝学，不是甚么快要毁灭从而需要赶紧挽救或恢复发扬的东西。这是一种活生生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现实存在，其中包括优良的东西，也包含有很坏的东西。正因为它是文化心理的现实存在，已经浸入无意识的深层，这便不是想扔掉就能扔掉，想保存就能保存的身外之物。”
正因为此，所以：
“即使广大农民不读孔子的书，甚至不知孔子其人，但沉浸和积淀在他们的行为规范、观念模式、思维方法、情感态度……等等意识和无意识底层的，主要仍是孔子和儒家的东西”。
确实，在中国9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的近12亿汉族人，虽然由于方言不同，往往会造成一定的语言交流的困难，但是无论是在东北的齐齐哈尔，还是海南岛的“天涯海角”；无论是东诲之滨的上海、杭州，还是黄土高原的兰州、西宁；无论是聚居在中原大地上的汉族；还是杂居在云贵高原的汉族；甚至台湾、香港、澳门的汉族同胞，乃至侨居海外的华人，他们的服饰、姿态、仪容；他们的笑脸、语调、表情；他们提出的问题、意见、看法、行为模式……都是那样的相同或相似，似乎都有着那种可以会意的儒家风度、风范和风姿。是啊！在2000多年的历史溶炉中，儒家思想的积淀已经筑成了汉民族共同心理的长城。
（第二节道、佛思想在共同心理上的积淀）
汉民族的形成是“异源合流”的结果，汉民族的发展又是“异源汇流”的结果，因此，汉民族的特征呈现出多元的形态。这样，虽然儒家思想的积淀筑起了共同心理的长城，但其它各种思想，特别是道家和佛家的思想也不断积淀于汉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之中，成为共同心理长城的组成部分。
熟悉中国思想史的人都知道，在汉民族不断同化其他民族而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是儒家思想始终保持着正宗的地位，但另一方面儒、道、佛三家思想也不断发生相互交流的情况，如宋代儒学吸收道教的宇宙观和佛教的哲学观点建立了理学（又称道学）的思想体系；唐代的司马承桢引入了儒家的封建等级观念和佛教的轮回报应、律宗诫条，融合南北两派统一了道教；佛教天台宗与道教的圆通，华严宗与儒学的圆通，唐后期华严宗兼禅宗僧人密宗作《华严原人伦》就承认释迦、孔子、老子都是至圣，凡此等等，诸多关于中国哲学史或中国思想史的着作都有详细的论述，本书在此不赘，而专就道、佛二家思想在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上的积淀作些讨论。
一、道家思想在共同心理上的积淀
道家思想的源流是什么·由于笔者在撰写本书时论述到有关问题的着眼点和立足点基本上都是儒家思想，所以现在有必要先概述一下道家思想的源流，为讨论道家思想在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上的积淀提供一些背景材料。
春秋战国之时，当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作为汉民族文化的主线兴起，并沿着历史的道路不断向前发展，而成为汉民族文化传统的主旋律的同时，老子创立的道家思想作为汉民族文化的副线也开始兴起，也沿着历史的道路曲折地向前发展，而成为汉民族文化传统的第二主旋律。有趣的是，据《庄子》所载，老子见过孔子后，把孔子比作凤，孔子见过老子后，把老子喻作龙。闻一多先生在解释《龙凤》杂志刊名时说得好：
“那次孔子称老子为龙，这次是老子回敬孔子，比他作凤，龙凤是天生的一对，孔老也是天生的一对，而话又出自彼此的口中，典则同见于《庄子》。其实凤是殷人的象征，孔子是殷人的后裔，呼孔子为凤，无异称他为殷人；龙是夏人的，也是楚人的象征，说老子是龙，等于说他是楚人，或夏人的本家。中国最古的民族单无不外夏、殷，最典型中国式而最有支配势力的思想家莫如孔、老，刊物命名为“龙凤”，不仅象征了民族，也象征了最能代表民族气质的思想家”。
在这里，最重要的是告诉了我们一个信息，即在汉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孔子的地位和作用固然十分重要，却也不可忽视老子的地位和作用，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和老子创立的道家思想虽有主、次之分，但它们积淀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之后，则都从不同的层次，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表现和反映了汉民族的民族气质和民族性格。
道家思想发展的线索，按传统的看法是：老子之后，先秦道家主要有提倡“全性葆真”的杨朱，主张“情欲寡浅”的宋钘、尹文，持“弃知去己”之说的彭蒙、田骈、慎到三支，庄子则是集大成者。其后道家思想与名家、法家结合，以传说中的黄帝与老子相配，同尊为道家创始人，成为从道家分化而出的黄老学派。西汉之初，统治阶级推出黄老之学，采取与民休息，恢复生产，“无为而治”的政策。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黄老之学虽渐衰，但道家思想仍生生不息，通过两条途径向前发展，一条途径是流向民间，与汉民族古代的巫术相结合形成为道教，老子被称道教的开教之祖，尊称为“太上老君”，《老子》也成了道教的经典，被称为《道德真经》。从此以后，道教遂作为在中国土生土长的，汉民族所固有的传统宗教，开辟了道家思想以宗教的形式在民间普及、发展的新阶段。道家虽然并不等于道教，但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道教却是道家思想的宗教化。另一条途径，则是道家思想与儒、佛思想相揉合、混杂，依附于儒家思想，主要在作为文人学士的知识分子之中曲折地向前发展。如魏晋玄学，就是用道家思想解释儒家经典《周易》，提倡尚自然，即崇尚道家的“无为”；笃名教，即祟尚儒家的纲常伦理之教，揉合道、儒两家思想而形成的一种新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这种崇尚老庄道家思想的玄学思潮，几乎笼罩了魏晋时期整个的思想界。又如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统治思想的宋明理学，就是儒、道、佛三家思想合流的产物。其中所谓道教的思想，主要指老子的哲学思想。理学的开创者周敦颐关于“太极”的哲学思想便是对老子的“无中生有”的宇宙生成说的继承和发挥，他把宋初道士陈抟的无极图改造成太极图。与此同时，他又吸取老子的“虚静”思想，提出了道德修养需要靠“主静”的观点“主静”就是“无欲”，于是道家的禁欲主义又引入了儒家的道德说教。因此之故，宋明理学在中国哲学史上又被称为道学。殊途同归，无论是哪一条途径，它们都在汉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之中不断地留下了积淀。
那么，道家思想在汉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中积淀了一些什么东西呢？
首先，让我们看一看老子思想的核心“道”论，在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中的积淀。
老子的“道”论有四层含义：
(1)“道”是“先天地生”的宇宙末形成前混沌状态的物质。
(2)“道”是“万物之母”，即万物之源。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是由“道”产生出来的，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3)“道”是周而复始运动着的，所谓“周行而不殆”。
(4)“道”是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的东西，所谓“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
这样，老子的“道”论，一方面从唯物主义出发，提出了具有物质属性的，先于天地，高于天地的“道”，从而剥去了天的人格外衣，天只不过是万物之一物，还原其为一种自然状态的本来面目。这种自然道观，积淀到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之中，成为汉民族天神论观念发展的一块理论基石。东汉末年的王充，在西汉谶纬横行，迷信笼罩之中，挺身而出，就是在这块基石上，他论证了天是自然的天，人与天的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天道无为，不能干预人事，否定了“天人感应”论；他又从形神关系，论证了人死神灭，否定了有鬼论。这样，王充高举无神论的大旗，横扫了西汉以来盛行不衰的神仙方术和世俗迷信，给汉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积淀下了无神论的积极因素。笔者在前面讨论儒家的天命思想时已论及汉民族宗教观念谈薄固然与儒家的天命思想有关，但与道家思想的“道”论及王充的无神论更有关，就是在这种鲜明的无神论的影响下，汉民族中“天不怕、地不怕、鬼不怕、神不怕”的朝神得以代代相传，造就了一批又一批敢作敢为的志士仁人。
另一方面，老子的“道”论，又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上，宣扬了虚无缥缈的神秘主义，成了“天意决定论”的吹鼓手，《老子》中有一段话说：
“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此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是以圣人犹难之。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弹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这段话有三层意思：(1)“天意”难知，所谓“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2)天对人的好处，是不用争，不用言，“不召而自来”；(3)任何违反“道”的人，都逃脱不了“天意”的惩罚，正是“天网恢恢，疏而不失”。更有欺骗性的是《老子·德篇》又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认为天道没有亲疏，常助善行的人，并且减损有余的人而增补不足的人。总而言之，一句话：“天意”决定一切。
古代思想家的哲学思想往往是“泥沙俱下，鱼目混杂”的矛盾的混合体，他们往往把自己打扮成上半身是唯物主义的，下半身却是唯心主义；或上半身是唯心主义的，下半身却是唯物主义的怪物，老子“道”论的不幸也正是如此。这样，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老子的“道”论也就无情地被“五马分尸”而肢解，当“道”论所主张的具有物质属性的“道”，发展成无神论的理论之时，“道”论所主张的具有玄虚性的“道”，也强化了“天命论”，增加了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积淀中，“天意”决定一切消极因素的比重。
其次，让我们看一看道家思想的“无为”论，在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中的积淀。
“无为”论是老子人道观的主要内容。老子的人道观，即老子的人生哲学，它包括治国和治身两个方面：
第一，老子主张“无为”治国。《老子·德篇》云：“将欲取天下也，恒无事。及其有事也，又不足以取天下矣。”这就是说谁想要夺取天下，就要常无事，即“无为”。一旦“有事”，又不足以取得天下了。为什么“有事”，即“有为”反不得天下呢·老子认为“有为”，则“法今滋彰，盗贼多有”，“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狯狯)”，因此“有为”实则有害。反之，若“无为”，则“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欲而民自朴。”这就是说“无为”，百姓就能淳化、匡正、富裕和朴实，从而达到大治。
这种“无为”治国的思想，积淀在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之中，对汉民族的政治体制不时发生着影响和作用。中国历史上许多汉族封建统治阶级升“国”之初，为了取天下和治天下，大都不得不本行“无为而治”的人道观，打着“无为”的旗号，采取一些与民“休养生息”的让步政策。这种情况，差不多成了汉民族封建社会的一种历史贯性。
第二，老子主张“无力”治身。如何进行个人的道德修养·老子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这就是说知道满足就不会受到侮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造成危险，只有这样才能长寿久安。又云：“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憯于欲得。”在这里老子警告人们：多欲就是罪恶，不知满足就是祸害，贪得无厌则是最入的罪恶。可见，老子主张的“无为”治身，是以“知足”、“无欲”作为个人进行道德修养的主要内容的。
这种“无为”治身的思想，积淀到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之中，对汉民族的人生观产生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影响：一种影响则是使人成为一个消极颓废的悲观主义者，另一种影响是使人成为一个胸襟开朗的乐观主义者。事实不正是这样吗·历史上有多少汉族人，尤共是文人学士，或对社会观实不满，既不肯适，又不能抗，只得顺其自然，不问政治，不谴是非，或认为人生如梦，感叹人生短促，生如同死，死如而生，而自暴自弃，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或觉得人间烦恼太多，诸如庄子所说“贪生”、“亡国”、“冻馁”之累等等，而悲观厌世，恶生乐死，以为人死之后万事皆休。于是乎，看破“红尘”，当“隐土”者有之，出家为僧者有之，“破罐子破摔”者有之，自杀者亦有之。时至今日，这种消极颓废的悲观主义者也并没有断子绝孙。虽然这些人可能并没有读过老子和庄子的书，也许连老子、庄子为何物也不知，但是从道家“无为”治身的思想演衍出来的消极颓废的思想，在他们这些人身上的表现和反映却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