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夏民族起源的时代，与炎黄部落联盟并居黄河流域的是东夷。
所谓东夷，《礼记·王制》云：“东方曰夷”。《说文解字》亦云：“夷，东方之人也。”也就是说因其居于炎黄部落联盟之东而谓之。东夷一词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林惠祥在《中国民族史》中说：“狭义专指秦以前居住今山东、江苏、安徽等省自淮以北沿海一带之异民族。广义则为秦汉以后……指满州、朝鲜、日本、琉球等为东夷。”了解和研究华夏民族的起源，当然以狭义的东夷为范围。与炎黄部落的聪明不同的是，东夷并不是一个单一的人们共同体，而是包括有众多氏族、部落联盟的泛称，因此我们只能统称其为东夷集团。
东夷集团的组织的组成比较复杂，先秦古籍常号称为“九夷”，学术界的看法也是见仁见智，有的称东夷可分为隅夷、莱夷、淮夷、徐戎（或徐夷）、岛夷（或鸟夷）、介夷和根牟七种；有的认为可分为太（或太昊，实为大），少（少昊，实为小）和尤三部分；有的认为可分为太、少、皋陶、伯益、颛顼、帝喾六部；有的认为可分为“土着”、“外来户”、“移民”和“遗民”四类，等等。我认为从华夏民放起源的角度来看，东夷集团主要分为尤、帝俊、莱夷、徐夷和淮夷五大部分。他们的地理分布情况是：尤部居今山东西南一带，帝俊部居今山东和河南交界的地区，莱夷居今山东东部地区，徐夷居今苏北淮河以北徐州一带，淮夷居今淮河以南的苏南、皖南地区。其间当然还有一些较小的氏族或部落，如以舜的乐正仍夔为首领的有仍氏等。但从这个分布情况中我们已可看出东夷集团的分布范围，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包括淮河流域在内的广大地区。这个地理位置在华夏民族的起源中是有重要的作用和影响的。
二、东夷集团五大部
1．尤部：
尤是一个与炎帝、黄帝同样古老的部落。
徐旭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详细考证了尤属东夷集团之一部。其理由是：（1）继尤之首领地位的少皡属东夷集团；（2）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尤的祠堂和坟墓均在今山东西部的东平县；（3）尤之为其酋长的九黎氏族地处山东、河南、河北三省交界处；（4）涿鹿之战时，尤与太皡、少皡为同一方。徐先生以上所见，虽然在个别具体问题上学术界还有不同的看法，但正如《逸周书·尝麦解》所说：“昔天之初，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尤宇于少昊，以临四方，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野，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尤，杀之于中冀。”足见“昔天之初”尤是与中原的炎帝和黄帝鼎立的强大部落之一。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尤与少昊的关系问题。涿鹿之战黄帝杀了尤之后，《逸周书·尝麦解》又说：黄帝“乃命少昊清司马乌师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质。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乱”。也就是说，少昊是在尤之后继任部落首领的，这与后来周武王杀了商纣王后立武庚为王如出一辙，正如徐旭生所说：“当两个部落还没有同化的时候，不同战败部落的贤能携手，是没有继续相处的办法的。”此乃原始社会时部落战争初期阶段的情况。所以尤和少昊是羽毛球东夷集团的同一个部落的，绝不是有的同志所说的“少昊即尤也”，也不是有的同志所认为的尤与少昊是东夷集团两个不同的部落。
少昊为部落首领后，由于与炎黄部落联盟的关系比较和平，也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以鸟为图腾的大部落。《左传》昭公十七年说：“秋，郯子末期，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皥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我高祖少皥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师而鸟名。”这个以鸟为图腾的部落包括凤鸟氏、玄鸟氏、伯赵氏、青鸟氏、丹鸟氏、祝鸠氏、鸠氏、鸬鸠氏、爽鸠氏、鹘鸠氏，五雉氏，五雉和九扈等二十四个氏族。对于少昊氏考古学上有一个重要的材料，那就是在山东西南部大汶口出土的陶器刻辞中有一个字，即“日下从火”的“炅”字，也就是“昊”字，此即证明这种陶器应是少昊时代的遗物，其时间约为5800年前，其地区处在莱芜以南，曲阜以东，即与“少昊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的历史传说相合。
2．帝俊部：
如果说黄帝是炎黄部落联盟为代表的西方之人崇拜的上帝，那么，与黄帝有同等地位的帝俊就是东夷之人崇拜的上帝。所以《山海经》之世系传说除黄帝以外，帝俊就是可以与之并列的一大宗。
帝俊又称帝喾，《山海经·大荒西经》“帝俊生后稷”下《注》曰：“俊宜为喾”。甲骨卜辞中有名夋者繁多，如“贞于夋”“癸已，贞于高祖夋”、“壬申贞，求禾于夋”等。王国维在《殷卜辞先公先王考》中即认为“高祖夋”、帝俊与帝喾实为一人。所以有的古籍认为“帝喾名夋”。实际上，从原始社会发展史的观点来看，帝俊或帝喾大约是一个以帝俊为首领的部落，即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说的拥有“伯备、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八个氏族的高辛氏部落。
帝俊，历来又有不少学者认为又即舜，其理由或称《山海经·大荒南经》说帝俊姚姓，《楚辞·天问》等说舜也是姚姓；或称《礼记·祭法》云：“殷人喾”，《国语·鲁语》亦云：“商人舜”；或称“舜”与“俊”、“夋”古音义俱同，等等。其实，由于原始社会历史的发展缓慢，没有文字记载，很难说帝俊即是舜，因为如前所述帝俊是与黄帝具有同等地位的“上帝”，那么人性大于神性的舜，与帝俊是有时代差距的。《韩非子·难一》云：“历山之农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亩正；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东夷之陶者器苦，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楚辞·天问》亦云：“舜服厥弟。”由此可见，基本上已从神性中解放出来了的舜不大可能与神性十足的帝俊实为一人。但是舜是从帝俊部落所出是可以肯定的，所以孟子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也。”
帝俊部的活动范围主要在今山东、河南交界的地区。上引《韩非子·难一》中所说的舜云过的“历山”，以及《墨子·尚贤中》所说的舜打过鱼的“雷泽”，《史记·五帝本纪》所说舜作什器的“寿丘”和旧时住的“负夏”，均在今山东西南，还有作为舜后裔的“陈”在今河南睢阳县地，都足以证之。
3．莱夷部：
莱夷部是东夷集团中地处山东东北部的一个古老的土着部落。《禹贡椎指》引颜师古注即云：“莱夷，莱山之夷也。今莱州、登州二府，三面濒海。”《汉书·地理志》称之属于东莱郡，有今之山东掖县、平度、黄县、蓬莱十余县。《尚书·禹贡》云：“莱夷作牧，厥篚丝。”可见其初始过着游牧的生活，后来随生产力的发展，农业的发明而定居下来从事农业，并以养蚕出名。
莱夷由于地处僻远，所以长期保持着母系氏族公社制的遗习，如人殉、人牺风习以及“形”祭祀。以莱夷中最强大的部落为例，从山东黄县出土的器来看，器中有“妇尊”、“诸妇”的文字，表明莱夷长期保留着妇女参加祭祀或主持祭祀的遗制。而“人殉”、“人牺”之风习，《左传》僖公十九年记载：“宋公使邾文公用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注》云：“睢水受汴，东经陈留、梁、谯、沛、彭城县入泗，此水次有妖神，东夷皆社祠之，盖杀人而用祭。”又《左传》桓公十五年也载：“祭仲专、郑伯患之，使其婿雍纠杀之。将享诸郊。”邾文公、曾子、雍纠皆东夷遗裔，由于风俗具有储存历史信息的功能，这两条史料给我们折射出莱夷“人殉”、“人牺”风习的影子。形祭祀是莱夷特别重视的一种宗教祭祀，所谓，朱芳圃《殷周文字释丛》说：“火塘也。象形，原始社会有祀火之俗，于室之中央砌一形之塘，燃火其中，昼夜不息，视为神圣之所，无敢跨越。”可知实为原始之“社”。由于莱夷曾盛行形祭祀，所以殷末周初东夷之器，多附氏族族徽在“形图象”之中。
4．徐夷部：
徐夷，自称为“虎”，殷卜辞中称之为“虎方”，“徐”是周时对他的称呼，为“徐虎一声之转”。因其勇悍又被周人称为“徐戎”。其活动的地方大约相当于今安徽泗县以北，至江苏徐州一带。
徐夷是一个以虎为图腾的部落，他们自称为“虎”，甲骨文和金文中就有虎字，字形虽然很多，但可清晰看出“虎”字从“图象字”演变成“符号文字”的过程。青铜铭文中就有不少虎形族徽，如“虎簋”、“父乙壶”、“父乙爵”、“父丙鼎”、“虎父子鼎”等青铜器中，都有初为“图案式”，进而“线条化”，进而“符号化”的虎形族徽。更能说明问题的是《金文编》中有一个屋，形下缀以“两虎”的图形，是“庙”的象形字，是祭祖的，在庙里祭虎，足见徐夷是以虎为图腾的部落。
5．淮夷部：
淮夷也是东夷中一个古老的土着部落。《后汉·东夷传》云：“夷有九种，曰：畎夷、於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也就是说淮夷最初是由这九种夷氏族组成的部落。
淮夷在东夷中也是一个具有农耕与渔猎相结合的经济结构的部落。《尚书·禹贡》曰：“海岱及淮惟徐州。沂其，蒙、羽其艺。大野其猪，东原底平。厥土赤埴坟，草木渐包。淮夷蠙珠暨鱼；厥篚玄纤缟。浮于淮泗，达于河。”
这就是说，淮夷北与徐夷相邻，是居住在淮、扬两府而滨海的地带，即《禹贡椎指》所说：“今淮、扬二府近海皆是。”这就为淮夷农耕与渔猎相结合的经济生活提供了良好的地理条件。是谓“海岱及淮惟徐州”此其一。
其二，淮夷经过原始社会漫长的岁月，已了沂、淮两水，开垦了蒙、羽两山，土地已可耕，庄稼已丛生，发展了锄耕农业经济，是“淮、沂其，蒙、羽其艺。大野其猪，东原底平。厥土赤埴坟，草木渐包。”
其三、淮夷不仅有了一定水平的农业生产，而且还出产蚌珠和美鱼。孔颖达即曰：“蚖是蚌的别名，此出珠，遂以为珠名。”所以孔传曰：“淮夷二水出珠及美鱼。”《诗经·泮水》所云：“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就是说淮夷之民当洪水平后，献珠及鱼。是谓“淮夷珠暨鱼”也。
三、东夷与华夏民族的族源关系
东夷集团与华夏民族又有什么渊源关系呢？
展开夏、商、周三代的历史画卷，我们几乎到处可见东夷人的踪迹。
在夏代，在相东居帝丘之时，就曾先后征伐过淮夷、畎夷和凤夷、黄夷。其后，于夷来朝。少康即位的时候，来进见的是云夷。及至芬继位后，淮夷“九”部都被夏征服。此即《竹书纪年》所载：夏“后相三年，征淮夷、畎夷。二年征凤夷及黄夷。七年，于夷来宾。少康即位，云夷来亥。后芬即位三年，九夷来御。后泄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凤夷、阳夷”。至夏末，当商汤按照伊尹的策谋，停止了对夏王朝的贡纳之时，夏桀还下令“起九夷之师”来攻商汤。
在商代，商民族本身就是东夷集团中之帝俊部发展而形成的，下一编我将详述。除此之外，东夷其他各部仍存。特别是商末之时，江淮之间的东夷强盛起来，武乙时，他们“分迁淮岱，渐居中土”，成为商王朝的主要威胁。帝乙时便大肆征讨东夷，帝乙十年九月打到淮水流域的攸国，十五年又征东夷，远及齐、顾等地。帝乙子付继位后，继续对东夷用兵，俘虏了“亿兆夷人”作自己的军队。但在征东夷凯旋之时，却遭到周武王的袭击，终以“纣克东夷而殒其身”结束了商王朝的历史。
在周代，武庚反周时，就联合了东夷中的徐、奄、薄姑等部落或方国。周公平定了“武庚之乱”后，即封伯禽到奄，建立了鲁国；封师尚父到薄姑，建立了齐国。所以《后汉书·东夷传》说：“管蔡畔周，乃招诱夷狄，周公征之，遂定东夷。”伯禽到奄后，继续对徐夷和淮夷用兵。尚师父到封地时，周公即授权他说：“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天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于是齐国附近的东夷小“国”，先后都被齐国所灭。而参加过“武庚之乱”的徐夷到周穆王时又强大起来，《后汉书·东夷传》云：“后徐夷号，乃率九夷以代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候，命徐偃王主之。”可见徐夷的势力这时几乎席卷东南，周穆王也不得不承认其为东方霸主。
由此看来，当炎黄部落联盟中的夏后氏部落突破了历史的网络，走进文明的厦门，形成为民族之后，东夷集团中的尤部和帝俊部经过激烈的分化、瓦解、融合，在夏末逐渐形成为一个新的商部落，也按其历史发展的规律，紧接夏民族之后，也一举冲破了原始社会的网络，跨进了文明的大门，形成为商民族。《诗经·商颂·玄鸟》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就是说商原是一个以鸟为图腾的部落，表明其与以鸟为图腾的尤部的少昊部落有着血缘关系。《国语·鲁语》云：“商人禘舜”。又表明商与舜，即帝俊部有着血缘关系。《史记·殷本纪》所载则把商部落与尤部和帝俊部的关系揉合到了一起，曰：“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后之，因孕，生契。”可见尤部与商部落有母系血缘关系，帝俊部则与商部落有着父系血缘关系。商王朝是中国奴隶制发展时期，是华夏民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深远的渊源关系，决定了东夷集团是华夏民族又一个主源的历史地位。不仅如此，在以后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在周代曾不断反周的徐夷、淮夷以及地处僻远的莱夷，曾几何时，先后都无一例外地被卷进了春秋民族大溶合的历史朝流之中，可以说整个的东夷集团几乎都成了华夏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浓厚的渊源关系，决定了东夷集团是华夏民族又一个主源的历史地位。
写到这里，我们不由得想到春秋战国历史上有名的“尊夏卑夷”的观点。这是儒家的传统观点，其根源主要是以炎黄为始原的周民族在后来的民族大溶合中成了华夏民族的核心，成为正统，而以东夷为始源的商民族以及其它东夷各部都是被征服者，是非正统。但是“尊夏卑夷”的观点仍然向我们折射出了东夷集团作为华夏民族又一个主源的历史地位。因此，综观炎黄部落联盟和东夷集团成为华夏民族主源的历史，我们可认为华夏民族主要是以炎黄和东夷为基础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