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儒学有分析、有批判，但并不反对更不敌视儒学。
这是鲁迅对儒学的基本姿态。鲁迅和他同时代的“理念人”一样，有一种源于儒学正见的道义担当，一种现代士大夫精神。看看鲁迅对儒学的分析，可以更深刻地理解鲁迅的情怀。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来看。
《汉文学史纲要》第2篇讨论《诗经》，鲁迅说：“《诗》三百篇，皆出北方……其民厚重，故虽直抒胸臆，犹能止乎礼义，忿而不戾，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乐而不淫，虽诗歌，亦教训也。然此特后儒之言，实则激楚之言，奔放之词，《风》《雅》中亦常有，而孔子则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后儒因孔子告颜渊为邦，曰‘放郑声’。又曰：‘恶郑声之乱雅乐也。’遂亦疑及《郑风》，以为淫逸，失其旨矣。”
这是一个重要意见。显然，鲁迅这话里并未对“厚重”之民的“止乎礼义”作出完全的否定，只是认为这不过是“后儒之言”，除此之外，尚有“激楚之言，奔放之词”。后面又引用孔子语录，说“后儒”因此认为《郑风》为“淫逸”是“失其旨”，也就是没有正确理解孔子“思无邪”之旨。
那么孔子之“旨”是什么呢？这里有三个方向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一个是对孔子本意的理解。孔子告诫颜回“为邦”，是对颜渊传授政治理念，他要颜渊将这个思想传达到执政者那里。郑声淫，民间可以娱乐，孔子并不要求邦国治理中遏制乃至于取缔这类“靡靡之音”，他只要求君王公侯要“远离”这些东西。孔子思想中没有干预民间自发秩序的倾向，虽然孔子本人确实是“恶紫之夺朱，恶郑声之乱雅乐，恶利口之覆邦家”者。但“恶”归“恶”，却从来不去“禁”，这就是自由襟怀。孔子删存《诗》三百篇，其中就保留了很多“郑声”。比起禁止“靡靡之音”，要求集权专制的后世，孔子要开明得多。即使在现代文明社会，也值得赞同。
为了让问题更清晰，可以文明邦国之流行音乐为例说明。麦当娜，作为流行歌星，民间娱乐从未封杀。但是文明邦国有它特殊的严肃性，政府虽然不干预，但也决不会邀请麦当娜这类“现代郑声”进入白宫或白金汉宫（庙堂）演出。这就是一种体现秩序与差异的现代经验。
《论语·阳货》：“子谓伯鱼曰：‘汝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孔子要自己的儿子伯鱼读的这些东西，就有关于性爱的诗歌，如《周南·汝坟》、《召南·野有死麇》。这从侧面证明了孔子并不全然反对“郑声”——他只是反对在“为邦”之政府活动中演奏“郑声”。所以鲁迅说“后儒”以为孔子主张“放郑声”为“失其旨”。
第二个方向，就是鲁迅在引述孔子语录之后的意见：“自心不净，则外物随之，嵇康曰：‘若夫郑声，是音声之至妙，妙音感人，犹美色惑志，耽荒酒，易以丧业，自非至人，孰能御之。’（本集《声无哀乐论》）世之欲捐窈窕之声，盖由于此，其理亦并通于文章。”这段话的意思是：郑声很美，但是容易诱惑没有定力的人，所以孔子要弟子远离郑声，有所谓“不见可欲”的意思。这样，就不能将“至妙”之“郑声”，简单地理解为“淫逸”。
第三个方向可能更重要，这要回到孔子的原话：“诗可以怨”。鲁迅虽然没有具体明说，但所谓“激楚之言，奔放之词”，就应该是“怨”——这才是“后儒”没有理解的孔子之“旨”。“思无邪”并不是省略“怨”，恰恰相反，只有保留了“怨”之一途，才是正见，否则即为邪见。孔子、孟子、荀子以及后世大儒，从来不省略对君王公侯的批判。鲁迅立身正大，对道德维度有坚守；更对批判精神有坚守。儒学的核心理念是“公道-仁德”，对君王公侯一向不乏“清议”——而“清议”就是批判。“怨”
就是大有情绪的批判，“激楚之言，奔放之词”就是犀利的批判。这是鲁迅与大儒最为相近的政治姿态。
在这样的文字中，看不到鲁迅“反儒”的倾向，相反，看到的是鲁迅对儒学正见的清醒认知和认同。
《四库全书总目》首列“经部”，但在“子部”又首列“儒学类”。今合《四库》“经部”与“子部·儒学”为一，作“儒学部”。
鲁迅读过的儒学部图书，现在可以统计到101种。本卷分为“经典”、“后儒”、“杂说”三个部类。“经典”为传统“十三经”以及相关诂经著述。“后儒”为秦汉以后大儒专著。“杂说”为各类与儒学相关之著述。
经典类（51种）
■《春秋》
春秋时期鲁国编年史。该书记载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722-前481）242年间鲁国史实。一般以为是孔子所修。鲁迅屡屡提及此书，认为《春秋》是“圣人”所著，且“多直书无所讳”（《摩罗诗力说》）。
《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嘉业堂主人刘承干先生……对于明季的遗老很有同情，对于清初的文祸也颇不满。但奇怪的是他自己的文章却满是前清遗老的口风；书是民国刻的，‘’字还缺着末笔（作者按：为避清末帝溥之讳）。我想，试看明朝遗老的著作，反抗清朝的主旨，是在异族的入主中夏的，改换朝代，倒还在其次。所以要顶礼明末的遗民，必须接受他的民族思想，这才可以心心相印。现在以明遗老之仇的满清的遗老自居，却又引明遗老为同调，只着重在‘遗老’两个字，而毫不问遗于何族，遗在何时，这真可以说是‘为遗老而遗老’，和现在文坛上的‘为艺术而艺术’，成为一副绝好的对子了。//倘以为这是因为‘食古不化’的缘故，那可也并不然。中国的士大夫，该化的时候，就未必决不化。就如上面说过的《蜀龟鉴》，原是一部笔法都仿《春秋》的书，但写到‘圣祖仁皇帝康熙元年春正月’，就有‘赞’道：‘……明季之乱甚矣！风终豳，雅终《召旻》，托乱极思治之隐忧而无其实事，孰若臣祖亲见之，臣身亲被之乎？是编以元年正月终者，非徒谓体元表正，蔑以加兹；生逢盛世，荡荡难名，一以寄没世不忘之恩，一以见太平之业所由始耳！”显然，这是以遗老自居却又在颂美新朝。所以鲁迅评论道：“《春秋》上是没有这种笔法的。满洲的肃王的一箭，不但射死了张献忠，也感化了许多读书人，而且改变了‘春秋笔法’了。”
“春秋笔法”是由孔子发端的儒学“清议”，也即对君王公侯的德治教化、政治监督、理性批判。这是儒学中非常重要的政治功能。鲁迅一生不乏批判精神，所以对原典意义的“春秋笔法”抱有同情理解，而对颂美当局表示了轻鄙。这是理解鲁迅儒学精神的重要材料。“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已经是一个说老了的话题。鲁迅在审视这一话语传统的时候，表现了思想的现代性和穿透力，以及理性批判精神。
但鲁迅对“春秋笔法”也有怀疑。《华盖集续编·有趣的消息》中说到印度小乘教，说到地狱恐吓，说到未来的报应，就表示了不同意见。
鲁迅认为这些东西无益于世道人心。他说：“……神道设教，于‘挽世道而正人心’的事，或者也还是不无裨益。况且，未能将坏人‘投畀豺虎’于生前，当然也只好口诛笔伐之于身后，孔子一车两马，倦游各国以还，抽出钢笔来作《春秋》，盖亦此志也。”鲁迅认为：“但是，时代迁流了，到现在，我以为这些老玩意，也只好骗骗极端老实人。连闹这些玩意儿的人们自己尚且未必信，更何况所谓坏人们。得罪人要受报应，平平常常，并不见得怎样奇特，有时说些宛转的话，是姑且客气客气的，何尝想借此免于下地狱。这是无法可想的，在我们不从容的人们的世界中，实在没有那许多工夫来摆臭绅士的臭架子了，要做就做，与其说明年喝酒，不如立刻喝水；待廿一世纪的剖拨戮尸，倒不如马上就给他一个嘴巴。至于将来，自有后起的人们，决不是现在人即将来所谓古人的世界，如果还是现在的世界，中国就会完！”鲁迅这里表示了两个意思：一个是自己不相信未来的报应，因此勇于独行；二是对于恶势力要敢于作出现世反应，不要惧怕恶势力的诅咒，不要用“春秋笔法”来做不敢反抗的借口。
但是，鲁迅对“春秋笔法”的怀疑归怀疑，他自己的文章，那一种现代性的“春秋笔法”依然是犀利的。一般来说，只要恶势力在，知识分子的“春秋笔法”是不会消亡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说鲁迅继承了“春秋笔法”的儒学传统，或不为过。
■《春秋传》
[宋]胡安国（1074-1138）撰。儒学典籍。又称《春秋胡氏传》。有《四部丛刊》本。见《日记·1934/9/15》。
胡安国，南宋大儒，所撰《春秋传》30卷，取《春秋》立场对当世权臣多有讽刺，且议论当局，极富批判精神。《四库全书提要》说：“其书作於南渡之後，故感激时事，往往借《春秋》以寓意，不必一一悉合於《经》旨。《朱子语录》曰：‘胡氏《春秋传》有牵强处，然议论有开合精神。’亦千古之定评也。”
■《春秋正义》
[唐]孔颖达（574-648）等撰。有《四部丛刊》本，36卷12册，见《日记·1934/12/29》。
孔颖达曾奉唐太宗之命，纂修《五经正义》，融合南北经学家意见，用以科举。该书即为《五经正义》之一。孔颖达，字冲远、仲达，冀州衡水（今河北衡水市）人。隋唐间儒家学者、经学家。孔颖达以精通“五经”著称于世。隋炀帝时，召诸儒官于东都论学，孔颖达水平最高，竟险遭妒者暗杀。入唐后，为著名的“十八学士”之一。历任国子博士、国子司业、国子祭酒等职。曾参与撰写《隋书》。所著《五经正义》最为有名，且影响后世极深。
■《春秋左传杜注补辑》
[清]姚培谦辑。30卷，又称《增辑左传杜注》，有光绪年间刻本。“杜注”，指晋杜预对《春秋左传》的注释。《左传》一般理解为是对《春秋》的铺演和解释，后人渐将《左传》也归入儒学经部。朱熹作“四书五经”就收入《左传》，清阮元刻“十三经”，也收入《左传》。《左传》中最能直接体现儒学色彩的地方是事件叙述之后的“君子曰”——这是编纂者
（或为左丘明）对春秋事件的评论。
该书鲁迅购于直隶书局，见《日记·1925/12/26》。姚培谦，约当康熙雍正年间在世。此人好刻书，又好注书，有多种注本刊行，除此书外，尚有《经史臆见》、《乐善堂赋注》、《李义山诗笺》、《文心雕龙笺注》等。
■《春秋左传类编》
[宋]吕祖谦（1137-1181）撰。即《东莱吕太史春秋左传类编》，有《四部丛刊》本。《日记·1934/8/4》提及此书。吕祖谦，南宋大儒。
■《大戴礼记》
[汉]戴德编纂，[北周]卢辩注。13卷。鲁迅多次提及此书。
《汉文学史纲要》论及古文言之韵语，认为是出于记忆方便，且举例说明：“巫史非诗人，其职虽止于传事，然厥初亦凭口耳，虑有愆误，则练句协音，以便记诵。文字既作，固无愆误之虞矣，而简策繁重，书削为劳，故复当俭约其文，以省物力，或因旧习，仍作韵言。今所传有黄帝《道言》（见《吕氏春秋》），《金人铭》（《说苑》），颛顼《丹书》（《大戴礼记》），帝喾《政语》（《贾谊新书》），虽并出秦汉人书，不足凭信，而大抵协其音，偶其词，使读者易于上口，则殆犹古之道也。”这里说的“颛顼《丹书》”就出自《大戴礼记·武王践祚》，其文略曰：“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
鲁迅作《古小说钩沉》，从《大戴礼记·保傅》辑录《青史子》古小说二则。
戴德，字延君，约当公元前1世纪左右在世。西汉大儒。戴德曾与其兄之子戴圣同时习《礼》，时人称二人“大戴”、“小戴”，有《大戴礼记》、《小戴礼记》。《大戴礼记》到唐代已残缺不全。
■《大学》
《礼记》中的一篇。鲁迅屡作征引。参《礼记》条说。
《而已集·黄花节的杂感》中说：“以上的所谓‘革命成功’，是指暂时的事而言；其实是‘革命尚未成功’的。革命无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这人间世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
鲁迅文中对《大学》“止于至善”说提出了不同意见。鲁迅不认为存在一个“至善”的社会，这应该是对传统儒学的一个修正。但儒学论“止于至善”，指的是社会秩序中角色分配的“当位”。如为人父，“慈”即“止于至善”；为人子，“孝”即“至于是善”；与共同体间的人交往，“信”即“止于至善”等。所以还不就是鲁迅这里说到的意思。鲁迅出于传统批判的目的，对原文做了引申处理，这是可以理解的。
■《读四书丛说》
[元]许谦（1270-1337）撰。又称《四书丛说》。对《四书》的解诂发挥。有《四部丛刊》本。《日记·1934/6/11》提及此书。
许谦，字益之，自号白云山人，东阳人。官府多次邀请他出任官职，皆坚辞不就。弟子迎其到东阳八华山开门讲学，从学之士自九州而至，执教近40年，有学生千余人。撰《八华讲义》及《学规》。许氏讲学重义理而不求利禄，从不以科举之文授人。如此讲学，堪称异数。这类独立于主流和官方的思想者姿态，应当对鲁迅有潜在影响。许氏著有《读书丛说》、《诗集传名物钞》、《白云集》、《温故管窥》等。
■《尔雅补郭》
[清]翟灏著。《尔雅》，是中国第一部训诂学专著，也是第一部词典。由于解释非常简单，所涉及的内容不易被人理解，因此后代出现多种注释、考证专著，如晋郭璞《尔雅注》、清邵晋涵《尔雅正义》、清郝懿行《尔雅义疏》、清马国翰《尔雅古注》、民国周祖谟《尔雅校笺》等。《尔雅》成书大约在战国到秦汉间，为儒学“十三经”之一。现在看到的都是注疏本。《尔雅补郭》为清人翟灏对晋人郭璞《尔雅注》的补注。鲁迅曾为残本作过补写，但墨迹今已不存。见《日记·丙辰/1/4》。
翟灏，字大川，号晴江，仁和人。乾隆进士，官金华教授。有《无不宜斋稿》。
■《尔雅疏》
[宋]邢（932-1010）疏。又称《尔雅注疏》。该书为鲁迅重要参考书、工具书之一。鲁迅屡次提及、征引此书。见《日记·1934/5/21》。
邢字叔明，大儒，经学家，曹州济阴（今山东曹县西北）人。官至礼部尚书。曾撰《论语正义》，讨论心性命理，为后来理学家所采纳；与所撰《尔雅义疏》及《孝经正义》，均收入《十三经注疏》。
■《尔雅图赞》
[晋]江灌撰。《中国小说史略》说：“郭璞为《穆天子传》作注，又注《山海经》，作图赞，其后江灌亦有图赞……”江灌所注者非他，实乃《尔雅图赞》。
江灌，晋陈留（今属河南开封县）人，曾官至吴郡太守。据《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江灌所撰系《尔雅图赞》。
■《尔雅翼》
[宋]罗愿（1136-1184）撰。32卷6册，《日记·癸丑/2/2》等提及此书，鲁迅寄周作人阅后转周建人。参《埤雅》条说。《四库全书提要》评价此书说：“其书考据精博，而体例谨严，在陆佃《埤雅》之上。应麟《後序》称其即物精思，体用相涵，本末靡遗、殆非溢美。”
罗愿，字端良，号存斋，徽州歙县人。博学好古，为文师法秦汉，朱熹曾推重其文。知鄂州，有治绩。
■《尔雅音图》
[后晋]毋昭裔注音，[清]姚之麟绘图。解说《尔雅》的辞书。鲁迅喜欢收藏古代图绘文本，该书是其收藏之一，为石印本，1882年，上海同文书局据元人影写的宋钞绘图本出版。见《日记·丙辰/7/13》。毋昭裔，是后蜀大臣，著名学者。曾与赵崇祚辑唐、五代词五百首为《花间集》，对后世影响很大。他出私财百万营建学馆，并雕版印刷了《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等，还建议蜀主孟昶刊刻《九经》。虽当乱世，但儒学经典却不致湮灭，毋氏功殊大。姚之麟，字虎臣，号南溪，为阮元幕客。工书善画、好藏金石、喜拓钟鼎、古泉（钱）。
■《尔雅正义》
[晋]郭璞（276-324）注，[清]邵晋涵（1743-1796）正义。20卷10册，鲁迅1元购得，见《日记·甲寅/12/20》。
郭璞，晋代学者、文学家。西晋末年郭璞预感战乱将起，于是避地东南。东晋后，任著作佐郎，迁尚书郎。后任大将军王敦的记室参军。因劝阻王敦图逆，被害。后追赠“弘农太守”。郭璞在古文字学和训诂学方面造诣极深，曾注释《周易》、《山海经》、《尔雅》、《方言》及《楚辞》等古籍。明张溥辑有《郭弘农集》2卷，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邵晋涵，清代著名史学家、经学家。他博闻强记，广涉百家，所撰《尔雅正义》为研究训诂学的重要著作。
■《公羊传》
[周]公羊高著。又名《春秋公羊传》、《公羊春秋》。是一部解释《春秋》的书。鲁迅多次提及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