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草·死后》文中说“勃古斋旧书铺的跑外的小伙计”在“我”死后给“我”送书说：“这是明板《公羊传》，嘉靖黑口本，给您送来了，您留下他罢。这是……”“我”说：“你莫非真正胡涂了？你看我这模样，还要看什么明板？……”这个荒诞的描写应该是鲁迅批判传统、怀疑传统的精神写照。
《公羊传》的特点是寻求《春秋》中的“微言大义”。历来传授《公羊传》又称“公羊学”。它是传统政治学的思想渊薮，对后世影响很大。近代以来，一直有“新儒家”试图以“公羊政治”来取代现代政治，显然这是一种不合时宜的意见。鲁迅对“公羊政治”从未寄托过希望。
公羊高，战国时期齐国人，相传是子夏的弟子。子夏，孔子的弟子。
■《谷粱传》
传为春秋时鲁人谷粱赤解释《春秋》的书。鲁迅多次提及此书。谷粱赤，一说战国人，为“谷粱派”创始人。此派讲解《春秋》，和公羊传一样，皆重阐发微言大义而不重史实考辨。
■《汉上易传》
[宋]朱震（1072－1138）撰。11卷，卦图3卷，丛说1卷，8册，有《四部丛刊》本。系为《周易》的解说。见《日记·1934/10/27/》。
朱震，北宋末年、南宋初年的著名易学家。朱震易学的特点之一是“纳甲观”。纳甲，就是将历法中的天干纳入易学与易卦相配，因天干以甲为首，故称“纳甲”。这是易学数学的解释维度。
■《礼记》
儒学经典。或为秦汉间人所著，保留了先秦的一些文献资料。鲁迅在《坟·坚壁清野主义》、《坟·寡妇主义》、《热风·对于批评家的希望》等文中有征引。在小说《采薇》中，借用“首阳村第一等高人小丙君”的话批评伯夷叔齐的诗歌（按即《采薇歌》）因为有“怨”有“骂”，“没有花，只有刺，尚且不可，何况只有骂”；这样的诗不够“温柔敦厚”，因此算不上好诗；更何况，“他们撇下祖业，也不是什么孝子，到这里又讥讪朝政，更不像一个良民”。所谓“温柔敦厚”，就是《礼记·经解》中引述的孔子的话：“温柔敦厚，诗教也。”显然，这位小丙君曲解了孔子的本意。而我们可以借此更深刻地理解鲁迅的儒学倾向。
孔子曾说：“诗……可以怨”。伯夷叔齐的《采薇歌》就是“怨”的代表作。孔子有多元价值观（“和而不同”说就表述了虽然“不同”，但是可以“和睦”共存的思想），对于“诗教”也并不以为只有一种倾向。《汉文学史纲要》第2篇讨论《诗经》，鲁迅就认为《小雅·采薇》“言征人远戍，虽劳而不敢息”，就是“怨诽而不乱，温柔敦厚之言”；但是《大雅·瞻》就是“甚激切者”。鲁迅在小说《采薇》这个故事中对伯夷叔齐是取赞赏态度的，对《采薇歌》也是欣赏的；这一取向，与孔子有共同之处——《论语》中，可以看到孔子对伯夷叔齐的赞誉。他们是孔子非常推崇的大贤，在传统士大夫行列中，属于居于前列的重要人物。他俩的行为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传统人格因为伯夷叔齐的存在，有了反暴力倾向，有了独属于士大夫品质的“气节”理念，也有了追求独立和自由的精神与思想。他们的“独立”，并不是“独立于政权”的意思，而是在不同信念和社会理想冲突中的文化自信精神。伯夷叔齐相信自己恪守的道义是正价值，而武王“以暴易暴”是负价值。在坚守正价值的过程中，可能要流失其他价值，但这不是他们可以放弃道义信念的理由。如此“义无反顾”，就叫做“道义担当”。担当者总是要失去与之相邻相关的若干价值（这也往往成为俗世讥讽嘲笑伯夷叔齐的原因）。伯夷叔齐有所不计，独立于世俗庸众之外，也独立于暴力文化之外、成王败寇文化之外。他们直道而行，死而无憾。鲁迅主张社会改良甚至改革，但对“以暴易暴”是有怀疑的。在《华盖集续编·学界的三魂》中，鲁迅说：“然而国情不同，国魂也就两样。记得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些同学问我在中国最有大利的买卖是什么，我答道：‘造反。’他们便大骇怪。在万世一系的国度里，那时听到皇帝可以一脚踢落，就如我们听说父母可以一棒打杀一般。”显然，这里是在对“造反”现象的反讽。鲁迅对中国社会的前途并不怀疑，但他知道通往合理性社会的艰难。暴力革命还是和平推演，鲁迅并无一定意见。但可以知道的是，鲁迅对个人独立精神的追求却是一以贯之的。
事实上，鲁迅也看出了伯夷叔齐行为的内在紧张，他借小丙君的口说：“尤其可议的是他们的品格，通体都是矛盾。”鲁迅也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体。这是社会剧烈变革时代知识分子的人格特色。
《且介亭杂文·门外门谈》讨论文字来源和记事的开端说：“原始社会里，大约先前只有巫，待到渐次进化，事情繁复了，有些事情，如祭祀，狩猎，战争……之类，渐有记住的必要，巫就只好在他那本职的‘降神’之外，一面也想法子来记事，这就是‘史’的开头。况且‘升中于天’，他在本职上，也得将记载酋长和他的治下的大事的册子，烧给上帝看，因此一样的要做文章——虽然这大约是后起的事。再后来，职掌分得更清楚了，于是就有专门记事的史官。文字就是史官必要的工具，古人说：
‘仓颉，黄帝史。’第一句未可信，但指出了史和文字的关系，却是很有意思的。”这里“升中于天”就出自《礼记·礼器》，是说烧柴祭天，遍告诸侯成功的意思。
■《礼记要义》
[宋]魏了翁（1178-1237）撰。33卷，10册，有《四部丛刊》本。见《日记·1934/12/14》。
魏了翁，字华父，学者称鹤山先生。邛州浦江（今四川浦江）人。庆元进士，嘉熙中资历政殿大学士，谥文靖。
■《礼记正义》
[唐]孔颖达等撰。有《四部丛刊》本（影印日本古抄本及宋本）。此为残本。见《日记·1935/12/30》。
■《论语》
孔子和他的弟子的语录合集。
鲁迅幼时即读《论语》，《朝花夕拾·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说，老师让学生们读书，“于是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真是人声鼎沸。”其中就有念“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这个话头，就是《论语·述而》中的。
鲁迅全集中多次引用《论语》，对圣贤意见有批评，也有肯定。
1933年2月，当时的《涛声》杂志刊登了署名周木斋的文章，号召百姓“赴难”，“最低最低限度也应不逃难”。鲁迅在《南腔北调集·论“赴难”和“逃难”》中反驳了这种观点。他说：“看周先生的主张，似乎最好是‘赴难’。不过，这是难的。倘使早先有了组织，经过训练，前线的军人力战之后，人员缺少了，副司令下令召集，那自然应该去的。无奈据去年的事实，则连火车也不能白坐，而况乎日所学的又是债权论，土耳其文学史，最小公倍数之类。去打日本，一定打不过的。大学生们曾经和中国的兵警打过架，但是‘自行失足落水’了，现在中国的兵警尚且不抵抗，大学生能抵抗么？我们虽然也看见过许多慷慨激昂的诗，什么用死尸堵住敌人的炮口呀，用热血胶住倭奴的刀枪呀，但是，先生，这是‘诗’呵！事实并不这样的，死得比蚂蚁还不如，炮口也堵不住，刀枪也胶不住。孔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我并不全拜服孔老夫子，不过觉得这话是对的，我也正是反对大学生‘赴难’的一个。”
这段话对于理解鲁迅非常有益。它表现了鲁迅对生命的尊重，而这也正是孔夫子的意见。“以不教民战”这个话，就出自《论语·子路》篇。它也表现了鲁迅对孔子的分析态度：拜服，但不全拜服。这样，就进入了分析的也即批判的论域。应该说，这是对待传统儒学的理性正见。
《而已集·反“漫谈”》提到一个给“教育当局”谈教育的徐先生，在《语丝》上发《教育漫谈》，其时当局并不属意于教育，鲁迅于是发文议论道：
“‘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即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定要有这种人，世界才不寂寞。这一点，我是佩服的。但也许因为‘世故’作怪罢，不知怎地佩服中总带一些腹诽，还夹几分伤惨。徐先生是我的熟人，所以再三思维，终于决定贡献一点意见。这一种学识，乃是我身做十多年官僚，目睹一打以上总长，这才陆续地获得，轻易是不肯说的。//对‘教育当局’谈教育的根本误点，是在将这四个字的力点看错了：以为他要来办‘教育’。其实不然，大抵是来做‘当局’的。”这里就有对“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赞许和悲悯，而这个著名的话头，就出自《论语·宪问》，是孔子同时代人对孔子的评价。而“不可与言”云云，则出自《论语·卫灵公》。
鲁迅在《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中说：“从去年的翻译洪水泛滥以来，使许多人攒眉叹气，甚而至于讲冷话。我也是一个偶而译书的人，本来应该说几句话的，然而至今没有开过口。‘强聒不舍’虽然是勇壮的行为，但我所奉行的，却是‘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这一句古老话。况且前来的大抵是纸人纸马，说得耳熟一点，那便是‘阴兵’，实在是也无从迎头痛击。”这里要“奉行”的“古老话”，正是孔夫子的话。
《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鲁迅说到了破坏与建设问题。他认为中国人应该一改“寇盗”和“奴才”习气，要做“革新的破坏者”。
鲁迅这里欣赏的其实是“轨道破坏者”（勃兰兑斯语）如卢梭、斯蒂娜尔、尼采、托尔斯泰、易卜生等。“其实他们不但是破坏，而且是扫除，是大呼猛进，将碍脚的旧轨道不论整条或碎片，一扫而空，并非想挖一块废铁古砖挟回家去。”鲁迅认为“中国很少这一类人，即使有之，也会被大众的唾沫淹死”。在这“很少”一类人中，鲁迅提到了孔丘。他接着上面的一段话说：“孔丘先生确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但可惜太聪明了，‘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只用他修《春秋》的照例手段以两个‘如’字略寓‘俏皮刻薄’之意，使人一时莫明其妙，看不出他肚皮里的反对来。”
《花边文学·清明时节》一文对时人乱祭祖宗的热闹表示了讽刺，文中说：“清明时节，是扫墓的时节，有的要进关内来祭祖，有的是到陕西去上坟，或则激论沸天，或则欢声动地，真好像上坟可以亡国，也可以救国似的。……如果扫墓的确可以救国，那么，扫就要扫得真确，要扫文武周公的陵，不要扫着别人的土包子，还得查考自己是否周朝的子孙。于是乎要有考古的工作，就是掘开坟来，看看有无葬着文王武王周公旦的证据……//‘非其鬼而祭之，谄也！’单是扫墓救国术没有灵验，还不过是一个小笑话而已。”这里的引语“非其鬼”云就是《论语·为政》中夫子的话头。显然，鲁迅是赞成孔子这个意见的。
1934年，弟子为曹靖华的父亲立“教泽碑”，碑文为鲁迅所拟，题为《曹植甫先生教泽碑碑文》（收入《且介亭杂文》，改为《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碑文有云：“曹植甫先生名培元，幼承义方，长怀大愿，秉性宽厚，立行贞明。躬居山曲，设校授徒，专心一志，启迪后进，或有未谛，循循诱之，历久不渝，惠流遐迩。又不泥古，为学日新，作时世之前驱，与童冠而俱迈。爰使旧乡丕变，日见昭明，君子自强，永无意必。而韬光里巷，处之怡然。此岂辁才小慧之徒之所能至哉。”这短短一段话，就多次引用《论语》用语。“循循诱之”、“永无意必”就出自《论语·子罕》：“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以及“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小慧之徒”则出自《论语·卫灵公》：“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通观全文，鲁迅是赞同这些意见的。
《南腔北调集·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中说：“我中华民族虽然常常的自命为爱‘中庸’，行‘中庸’的人民，其实是颇不免于过激的。譬如对于敌人罢，有时是压服不够，还要‘除恶务尽’，杀掉不够，还要‘食肉寝皮’。但有时候，却又谦虚到‘侵略者要进来，让他们进来。也许他们会杀了十万中国人。不要紧，中国人有的是，我们再有人上去’。这真教人会猜不出是真痴还是假呆。……然则圣人为什么大呼‘中庸’呢？曰：这正因为大家并不中庸的缘故。人必有所缺，这才想起他所需。……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作者按：见于《论语·子路》）以孔子交游之广，事实上没法子只好寻狂狷相与，这便是他在理想上之所以哼着‘中庸，中庸’的原因。”这一段话中，并没有从价值上否定“中庸”的意思；相反，“中庸”是一个国民性中不多见的优良品性，更为文明所需要，所以孔子要提倡。本文中，鲁迅还对《论语·乡党》中往往为人所诟病的“割不正不食”等提出了猜测意见，来为孔子辩护，文中说：“……可以进而推定孔子晚年，是生了胃病的了。
‘割不正不食’，这是他老先生的古板规矩，但‘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条令却有些稀奇。他并非百万富翁或能收许多版税的文学家，想不至于这么奢侈的，除了只为卫生，意在容易消化之外，别无解法。况且‘不撤姜食’，又简直是省不掉暖胃药了。何必如此独厚于胃，念念不忘呢？曰，以其有胃病之故也。”
《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中说到日人安冈论中国菜“以想象的性欲底效能为目的”鲁迅反驳说：“我自己想，我对于外国人的指摘本国的缺失，是不很发生反感的，但看到这里却不能不失笑。筵席上的中国菜诚然大抵浓厚，然而并非国民的常食；中国的阔人诚然很多淫昏，但还不至于将肴馔和壮阳药并合。‘纣虽不善，不如是之甚也。’研究中国的外国人，想得太深，感得太敏，便常常得到这样——比‘支那人’
更有性底敏感——的结果。”这里引用的“纣虽不善”云，就是《论语·子张》中子贡的意见。鲁迅在此也是肯定这个意见的。
《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中说：“不过我是本不想将‘爽快’或‘愉快’来献给那些诸公的，只要还有若干的读者能够有所得，梁实秋先生‘们’的苦乐以及无所得，实在‘于我如浮云’。”所谓“于我如浮云”也正是《论语·述而》中的话头，鲁迅于此也是正面引用孔子意见。
《三闲集·流氓的变迁》中说：“孔墨都不满于现状，要加以改革，但那第一步，是在说动人主，而那用以压服人主的家伙，则都是‘天’。
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儒者，柔也’，当然不会危险的。”这里首先也是肯定孔子的社会改革思想。
鲁迅也注意到儒学的流变。
《孔乙己》中，借孔乙己之口，说到了《论语》中“君子固穷”、“多乎哉？不多也”的话头，但是这里说的与孔子本意不同；于此也可以考见儒学流变中的世俗化过程。
《华盖集·牺牲谟》中，借一个虚伪的卫道者之口引《论语》中的话说自己是“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却要别人去作“牺牲”，去“成人之美”（《颜渊》），捐出仅有的一条裤子，给自己“舍间一个小鸦头”。《牺牲谟》全用第一人称写成，全文两千多字，有六处引用儒家经典。这个说话人全用儒家提倡的道德理念去要求人，而自己却“胖头胖脸”，住在大宅子里，且于大旱灾时买了贫民的女儿收在家里……这个满口仁义道德的家伙，正是儒门的败类。鲁迅的深刻就在于，他发现了儒学传播过程中的流变：本来应该自我修身的道德理念却被这些败类用来要求、衡量他人。要别人恪守道德，自己从中取利，这样的无良之徒，却又打着儒学的旗号——鲁迅批判的正是这样的“国民劣根性”。
《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中说：“豫言者，即先觉，每为故国所不容，也每受同时人的迫害，大人物也时常这样。他要得人们的恭维赞叹时，必须死掉，或者沉默，或者不在面前。//总而言之，第一要难于质证。//如果孔丘，释迦，耶稣基督还活着，那些教徒难免要恐慌。对于他们的行为，真不知道教主先生要怎样慨叹。//所以，如果活着，只得迫害他。//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这话说的也与儒学流变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