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腔北调集·作文秘诀》中说：“我们的古之文学大师，就常常玩着这一手。班固先生的‘紫色声，余分闰位’，就将四句长句，缩成八字的；扬雄先生的‘蠢迪检柙’，就将‘动由规矩’这四个平常字，翻成难字的。《绿野仙踪》记塾师咏‘花’，有句云：‘媳钗俏矣儿书废，哥罐闻焉嫂棒伤。’上联的意思是儿妇折花为钗，虽然俏丽，但恐儿子因而废读；下联较费解，说的是他的哥哥折了花来，没有花瓶，就插在瓦罐里，以嗅花香，他嫂嫂为防微杜渐，竟用棒子将花和罐一起打坏了。这算是对冬烘先生的嘲笑。然而他的作法，其实是和扬班并无不合的，错只在他不用古典而用新典。这一个所谓‘错’，就使《文选》之类在遗老遗少们的心眼里保住了威灵。”鲁迅这里对反对白话文者的讽刺可谓入木三分。
李百川，约清乾隆中前后在世。郑振铎将此书与《红楼梦》、《儒林外史》并称为清中叶三大小说。
■《明言》
撰者不详。本书根据《古今小说》残本21篇，加上《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各一篇杂纂编撰而成。《中国小说史略》等提及此书。
■《目连救母记》
[明]郑之珍（1518-1595）作。其蓝本大概为唐以来《目连救母》的故事。《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等提及此书。
郑之珍字高石，别署高石山人，明代戏曲家。传奇《目连救母》，又名《劝善记》，分上中下3卷，共100出。北宋时该剧可以连演7天。清乾隆时，又编为宫廷大戏《劝善金科》，共240出，可以连演10天。故事起源于西晋三藏竺法护所译《佛说盂兰盆经》。现存敦煌卷子写本《大目犍连变文》、《大目连变文》和《大目连缘起》等都是以目连救母为题材的变文。郑之珍的《目连救母》传奇就是在变文、杂剧基础上改编而成。
■《南北两宋志传》
题“姑孰陈氏尺蠖斋评释”。本书包括《南宋志传》、《北宋志传》。《南宋》题“陈继儒编次”，《北宋》不题撰人。
《中国小说史略·元明传来之讲史（下）》等提及此书。《鲁迅全集》注者谓“前者演太祖事，后者演宋初及真宗、仁宗二朝事。书名‘南宋’‘北宋’，实与历史上南北宋分期无关，且未涉南宋时事”。实际上《南宋志传》是“南唐、北宋”之合称，犹“隋、唐”之合称；《南宋志传》犹《隋唐演义》，是说鼎革之际，两朝故事，末尾联属而已。
■《女仙外史》
[清]吕熊撰。该书讲述了青州唐赛儿之乱的事情。《中国小说史略》等提及此书。吕熊，字文兆。性情孤冷，举止怪僻，一生布衣不仕，人称“文章经济，精奥卓拔”。书中写燕王朱棣起兵“靖难”，族灭方孝孺、景清、铁铉等建文诸臣，篡位登基。又叙唐赛儿起事，尊奉建文正统，对抗朱棣。事迹完全出于虚构。书中屡议及明代官制仪礼刑律诸事，奉吕律为军师，实为作者自况。俞樾《茶香室丛钞》认为：其“平生学问心事，皆寄于此”。
■《拍案惊奇》
[明]凌初（1580-1644）编撰。拟话本小说集。书前有序，可能是冯梦龙所作。书有“初刻”、“二刻”两种（后又有据北京大学藏本的“三刻”出版，但显然不是一个连续的版本系列）。鲁迅所见是36卷翻刻本，并非足本。日本有明尚友堂刊40卷原本，为鲁迅所不曾见。鲁迅对该书评价不高，认为“叙述平板，引证贫辛，‘头回’（作者按：类似楔子，为正文之兴起部分，与正文往往无关）与正文‘捏合’不灵，有时如两大段”。因此，鲁迅不相信这是冯梦龙的著作：“冯梦龙是‘文苑之滑稽’，似乎不至于此。”见《坟·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
凌初，字玄房，一字元方，号初成、雅成、迪知子，别号即空观主人。因功被授为楚中监军佥事。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率农民军围困徐州，凌初率众抗击，呕血而死。凌氏又为江南刻书名家，有双色、多色套印。计刻有《孟浩然诗集》、《孟东野集》、《西厢记》、《琵琶记》、《红拂记》、《虬髯客传》、《东坡书传》等，多达20余种。所刻书为士林所重。著述亦丰，曾编小说集《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二拍”，收入通俗小说80篇。另有多种戏曲杂剧。
■《彭公案》
[清]无名氏著，或署“贪梦道人”。侠义小说。书中有人物黄三太者，武艺高强，尚除暴安良之行，是为民间所乐于称道的偶像人物之一。鲁迅多次提到黄三太，但从字里行间可以感到对这类“小传统”的讽刺。在《热风·不懂的音译》中，鲁迅针对伪国学家热衷于贪外国发明为中国原创之丑陋时说：“自命为‘国学家’的……不特显示他的昏愚，实在也足以看出他的悲惨。倘如他的尊意，则怎么办呢？我想，这只有三条计。……下策是，只好将外国人名改为王羲之唐伯虎黄三太之类，例如进化论是唐伯虎提倡的，相对论是王羲之发明的，而发见美洲的则为黄三太。”
《中国小说史略》评价此书说：“至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则有《彭公案》二十四卷一百回，为贪梦道人作，述彭朋（当作鹏）于康熙中为三河县知县，擢河南巡抚，回京出查大同要案等故事，亦不外贤臣微行，豪杰盗宝之类，而字句拙劣，几不成文。”参《施公案》条说。
《彭公案》是《施公案》的姊妹篇，所讲故事发生在《施公案》故事之前，但成书却在《施公案》之后。后说书人将其敷衍成评书《彭公案》，一续再续，篇幅拉长。书又名《安良传》，寓“除暴安良”之义。
■《品花宝鉴》
[清]陈森（约1805-1870）著。书前有陈森自序。书又名《怡情佚史》，亦题《群花宝鉴》。60回。《中国小说史略》说该书“以叙乾隆以来北京优伶为专职，而记载之内，时杂猥辞，自谓伶人有邪正，狎客亦有雅俗，并陈妍媸，固犹劝惩之意，其说与明人之凡为‘世情书’者略同。至于叙事行文，则似欲以缠绵见长，风雅为主，而描摹儿女之书，昔又多有，遂复不能摆脱旧套”。
陈森，字少逸。曾科举不得意，道光中寓居北京。鲁迅认为该书为清末“狭邪小说”的始作俑者。
■《平山冷燕》
鲁迅考订此书题云“荻岸山人编次”，未详何人。小说。又引清人盛百二《柚堂续笔谈》说法：此书为嘉兴张博山十四五岁时所作，为张父执辈人续成。但《中国小说史略》认为此书“文意陈腐，殊不类童子所为”，“盖早慧，故世人并以此书附著于彼。”按此书有法文译本，名《两个有才学的年青姑娘》，1860年巴黎出版。参《玉娇梨》条说。
《平山冷燕》主要描写“先朝”隆盛时，才子才女（平如衡、山黛、冷绛雪、燕白颔）才华出众，深得皇帝赏识，最后双双成亲的故事。鲁迅认为该书主旨是“显扬女子，颂其异能，又颇薄制艺而尚词华，重俊彦而嗤俗士”。
■《七剑十三侠》
[清]题“姑苏桃花馆主人唐芸洲编次”。该书讲述明王守仁平定朱宸濠叛乱事。《中国小说史略》等提及此书，认为是《三侠五义》后起之作。
■《奇缘记》
[明]佚名撰。6卷12回。
《书信·271118致翟永坤》中说到本书：“构想和行文，都不高明，便是性欲的描写，也拙劣得很，是一部没有什么价值的书。我想，这大约是明朝人做的，本是一篇整篇，后来另一人又将他分开，加上回目，变成章回体的。至于里面用元人名字，这是明人做小说的常有的事，他们不敢讲本朝，所以往往假设为元人。”友人寄赠，见《日记·1927/10/20》。
■《青楼梦》
[清]俞吟香著，题“厘峰慕真山人主”。又名《绮红小史》。64回。该书以狎妓为题材，写风流才子的生活，属于狭邪小说。
《中国小说史略》说：“《青楼梦》成于光绪四年，则取吴中倡女，以发挥其‘游花国，护美人，采芹香，掇巍科，任政事，报亲恩，全友谊，敦琴瑟，抚子女，睦亲邻，谢繁华，求慕道’之大理想，所写非实，从可知矣。”
厘峰慕真山人，即俞达，又名宗骏，字吟香。
■《青泥莲花记》
[明]梅鼎祚（1549-1615）著。《中国小说史略》谓之记录“艳迹”之“伎家故事”。
■《情史》
[清]詹詹外史评辑。小说。有乾隆年间刻本。24卷12册，2元购得，见《日记·1923/12/8》。
《情史》一书，一向认为是冯梦龙编述，即认为詹詹外史是冯梦龙的又一别号。但有人对此不同意。《情史》一名《情史类略》，又名《情天宝鉴》，为历代笔记小说选辑。共有男女之情故事24类，870余篇。其中《情外类》选录了历代的同性恋爱情故事。
■《全像古今小说》
[明]冯梦龙编撰。即《喻世明言》，属于“三言”系列之一。《中国小说史略》尝考其与宋人话本小说之渊源本末，论之甚详。
■《肉蒲团》
旧题“情痴反正道人编次”，另有题为“情隐先生编次”。或为[清]李渔所撰。著名性爱长篇小说。《中国小说史略》认为此书“意想颇似李渔，较为出类”。
■《儒林外史》
[清]吴敬梓（1701-1754）著。著名讽刺小说。
《中国小说史略》说：“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又说：“著者方侨居于金陵也。时距明亡未百年，士流盖尚有明季遗风，制艺而外，百不经意，但为矫饰，云希圣贤。敬梓之所描写者即是此曹，既多据所闻见，而笔又足以达之，故能烛幽索隐，物无遁形，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论及“范进中举”那一章，鲁迅又道：“至叙范进家本寒微，以乡试中式暴发，旋丁母忧，翼翼尽礼，则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诚微辞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矣。”
《南腔北调集·真假堂吉诃德》中批评“国民性”，引用了《儒林外史》中的故事，鲁迅说：“西洋武士道的没落产生了堂·吉诃德那样的戆大。他其实是个十分老实的书呆子。看他在黑夜里仗着宝剑和风车开仗，的确傻相可掬，觉得可笑可怜。//然而这是真正的吉诃德。中国的江湖派和流氓种子，却会愚弄吉诃德式的老实人，而自己又假装着堂·吉诃德的姿态。《儒林外史》上的几位公子，慕游侠剑仙之为人，结果是被这种假吉诃德骗去了几百两银子，换来了一颗血淋淋的猪头，——那猪算是侠客的‘君父之仇’了。”
■《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
题[明]“二南里人编次”。该书讲述了郑和下西洋的故事。
《中国小说史略》谓：“前有万历丁酉（一五九七）菊求职吉罗懋登叙，罗即撰人。”鲁迅对此书评价不高，说：“郑和之在明代，名声赫然，为世人所乐道，而嘉靖以后，倭患甚殷，民间伤今之弱，又为故事所囿，遂不思将帅而思黄门，集俚俗传闻以成此作……惟书则侈谈怪异，专尚荒唐……所述战事，杂窃《西游记》《封神传》，而文词不工，更增支蔓……”
又有小说《西洋记》，题[明]罗懋登编次，排印本。鲁迅赠与日本友人辛岛晓，见《日记·1926/8/19》。罗懋登，字登之，号二南里人。或即此人此书。
■《三国志传》
[明]罗贯中（约1330-1400）著。即《三国志演义》、《三国演义》、“金圣叹批评的《三国志》”。
鲁迅有创作经验，深知《三国》创作之艰，所以他要说：“据旧史即难于抒写，杂虚辞复易滋混淆……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矣。”见《中国小说史略·元明传来之讲史（上）》。
鲁迅多次引用该书。小说《风波》中，赵七爷“是邻村茂源酒店的主人，又是这三十里方圆以内的唯一的出色人物兼学问家”他就有“十多本金圣叹批评的《三国志》，时常坐着一个字一个字的读；他不但能说出五虎将姓名，甚而至于还知道黄忠表字汉升和马超表字孟起。革命以后，他便将辫子盘在顶上，像道士一般；常常叹息说，倘若赵子龙在世，天下便不会乱到这地步了”。张勋复辟的消息传到乡下，这位赵七爷就说：“大兵时就要到的。你可知道，这回保驾的是张大帅，张大帅就是燕人张翼德的后代，他一支丈八蛇矛，就有万夫不当之勇，谁能抵挡他。”这个细节再现了民间对传统的认知特点。
■《三世报隔帘花影》
[清]无名氏著。又名《隔帘花影》、《三世报》。鲁迅认为该书乃是改易《续金瓶梅》所作。
■《三遂平妖传》
明朝罗贯中作二十回，冯梦龙增补为四十回。书中讲述宋代贝州王则、永儿夫妇率众起事，宋文彦博起用“三遂”（马遂、李遂、诸葛遂）平叛。但王则起事在本书中记叙不多，更多文字在讲述妖狐变幻，所以鲁迅一方面认为它属于“讲史”小说，又将其列为“神魔小说”。见《中国小说史略》和《坟·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
■《三侠五义》
[清]石玉昆编述。公案小说。该书又名《忠烈侠义传》。鲁迅多次征引此书。
《中国小说史略》评价该书说：“凡此流著作，虽意在叙勇侠之士，游行村市，安良除暴，为国立功，而必以一名臣大吏为中枢，以总领一切豪俊，其在《三侠五义》者曰包拯。……至于构设事端，颇伤稚弱，而独于写草野豪杰，辄奕奕有神，间或衬以世态，杂以诙谐，亦每令莽夫分外生色。值世间方饱于妖异之说，脂粉之谈，而此遂以粗豪脱略见长，于说部中露头角也。”
坊间又有传本名《七侠五义》，与本书略同，鲁迅说到二书之渊源颇详：“当俞樾寓吴下时，潘祖荫归自北京，出示此本，初以为寻常俗书耳，及阅毕，乃叹其‘事迹新奇，笔意酣恣，描写既细入毫芒，点染又曲中筋节，正如柳麻子说‘武松打店’，初到店内无人，蓦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甏，皆瓮瓮有声：闲中着色，精神百倍’（俞序语）。而颇病开篇‘狸猫换太子’之不经，乃别撰第一回，‘援据史传，订正俗说。’又以书中南侠北侠双侠，其数已四，非三能包，加小侠艾虎，则又成五，‘而黑妖狐智化者，小侠之师也，小诸葛沈仲元者，第一百回中盛称其从游戏中生出侠义来，然则此两人非侠而何？’因复改名《七侠五义》，于光绪己丑（一八八九）序而传之，乃与初本并行，在江浙特盛。”参《施公案》条说。
石玉昆，子弟书艺人。最有名者为演唱“包公案”，当时曾风靡北京城。有人将其说唱内容记录下来，略作改编，编成120回的《三侠五义》。
■《上海游骖录》
[清]吴趼人著。该书写了一个乡绅之子投靠革命党的故事。《中国小说史略》等提及此书。
■《施公案》
[清]无名氏著。公案小说。
《中国小说史略》评价说：“《施公案》八卷九十七回，一名《百断奇观》，记康熙时施仕纶（当作世纶）为泰州知州至漕运总督时行事，文意俱拙，略如明人之《包公案》，而稍加曲折，一案或亘数回；且断案之外，又有遇险，已为侠义小说先导。”
《三闲集·流氓的变迁》更从文化意义上来讨论这类公案小说：“满洲入关，中国渐被压服了，连有‘侠气’的人，也不敢再起盗心，不敢指斥奸臣，不敢直接为天子效力，于是跟一个好官员或钦差大臣，给他保镳，替他捕盗，一部《施公案》，也说得很分明，还有《彭公案》，《七侠五义》之流，至今没有穷尽。他们出身清白，连先前也并无坏处，虽在钦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对一方面固然必须听命，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然而为盗要被官兵所打，捕盗也要被强盗所打，要十分安全的侠客，是觉得都不妥当的，于是有流氓。”
■《双雄记传奇》
[明]冯梦龙编撰。又名《善恶图》。《中国小说史略》等提及此书。
■《水浒》
[明]施耐庵（约1296-约1370）著。鲁迅考其版本甚详，一一为之评析，见《中国小说史略·元明传来之讲史（下）》。
鲁迅多处引用该书人物或故事。如《热风·（随感录）三十八》论及国民劣根性，说到“合群的爱国的自大”，列举了甲乙丙丁戊五种现象，其中的“戊”是一种“掉了鼻子，还说是祖传老病，夸示于众的人”。人家说你丑恶，“反以丑恶骄人；至于口气的强硬，却很有《水浒传》中牛二的态度”。鲁迅对此深恶痛绝。他说：“戊派的爱国论最晚出，我听了也最寒心；这不但因其居心可怕，实因他所说的更为实在的缘故。昏乱的祖先，养出昏乱的子孙，正是遗传的定理。”由此可以看出鲁迅对传统的批判为什么总是那么不留情面；也可看出鲁迅对传统中的“脊梁”为什么给予那么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