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学史纲要》第4篇论及诗歌之流行有其现实要求：“形式文采之所以异者，由二因缘，曰时与地。古者交接邻国，揖让之际，盖必诵诗，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周室既衰，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而游说之风寝盛，纵横之士，欲以唇吻奏功，遂竞为美辞，以动人主。”这里就肯定了孔子的“诗学”主张。鲁迅相信孔子一生是要“救世乱”、“治世弊”，《汉文学史纲要》第三篇有言：“儒墨二家起老氏之后，而各欲尽人力以救世乱。孔子……祖述尧舜，欲以治世弊，道不行，则定《诗》
《书》，订《礼》《乐》，序《易》，作《春秋》。既卒，门人又相与辑其言行而论纂之，谓之《论语》。”又说：“邹鲁派，皆诵法先王，标榜仁义，以备世之急，儒有孔孟，墨有墨翟。”从这类话头可以看出，鲁迅对孔子是心存敬意的。
《二心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中，鲁迅在反对伪民族主义的时候，也表露了自己的民族立场。他说：“拔都元帅的祖父成吉思皇帝侵入中国时，所至淫掠妇女，焚烧庐舍，到山东曲阜看见孔老二先生像，元兵也要指着骂道：‘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的，不就是你吗？’夹脸就给他一箭。这是宋人的笔记里垂涕而道的，正如现在常见于报章上的流泪文章一样。”（作者按：这里的“元兵”当为“金兵”）鲁迅对蒙元、满清的“入主中原”屡有判词，基本上将其视为一种“征服”与“侵略”。应该说，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从这个意义上看鲁迅对孔夫子“夷狄”说的征引，是不难体会其文化本位精神的。世人将鲁迅誉之为“民族魂”，是有其道理的。所以鲁迅要在《准风月谈·礼》中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静静的等着别人的‘多行不义，必自毙’，礼也。”鲁迅在这里表示的意思其实是：在列强环伺的险恶境遇下，首先要自强，不可以听任其欺凌。
《且介亭杂文末编·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论及章太炎说：“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近有文侩，勾结小报，竟也作文奚落先生以自鸣得意，真可谓‘小人不欲成人之美’，而且‘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这里就正面引用了《论语·颜渊》中的话：“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鲁迅著文引文往往仅凭记忆，有时也有记忆混淆的时候。
《花边文学·古人并不纯厚》中说：“古今的心的好坏，较为难以比较，只好求教于诗文。古之诗人，是有名的‘温柔敦厚’的，而有的竟说：‘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你看够多么恶毒？更奇怪的是孔子‘校阅’之后，竟没有删，还说什么‘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哩，好像圣人也并不以为可恶。”孔子赞许的叛逆精神，在鲁迅这里是得到赞赏的。但“时日曷丧”出自《尚书·汤誓》——不过有一种意见：《尚书》也是孔子所编定。
《中国小说史略·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中论及小说渊源，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
‘虽小道，必有可观者，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也弗灭也……”
这里的引语，应为子夏所语，见《论语·子张》。鲁迅也有对《论语》的误解。
《坟·杂忆》中，鲁迅说：“孔老先生说过：‘毋友不如己者。’其实这样的势利眼睛，现在的世界上还多得很。”显然，孔子所谓“毋友不如己者”，不是说“毋友”权力、财产“不如己者”；而是说“毋友”进德修业“不如己者”。
《华盖集续编·“死地”》评论“3·18惨案”，对段祺瑞枪杀学生后有个社会评论：“但各种评论中，我觉得有一些比刀枪更可以惊心动魄者在。这就是几个论客，以为学生们本不应当自蹈死地，前去送死的。倘以为徒手请愿是送死，本国的政府门前是死地，那就中国人真将死无葬身之所，除非是心悦诚服地充当奴子，‘没齿而无怨言’。不过我还不知道中国人的大多数人的意见究竟如何。假使也这样，则岂但执政府前，便是全中国，也无一处不是死地了。”这个“没齿而无怨言”就是《论语·宪问》中的话头。鲁迅这里也间接地表示了对儒学缺乏个人反抗精神的批评意见。但这是一个误解。孔子说这话时有具体语境。当时有人问管仲是个什么样的人，孔子说：“是个人才。伯氏在骈邑的封地被桓公取消给了管仲，伯氏穷得吃粗饭蔬菜，心服管仲，没齿而无怨言。”由此可知，“没齿而无怨言”只是孔子针对管仲和伯氏的具体意见。此外，儒学的反抗精神在诸子中也是最为强烈的。如孔子的后裔孔鲋就参加了陈胜的义军；孟子就有很多反对君主专制的说法；而明清之际的大儒们的反抗，也是当时的道家、佛教徒们不可比拟的。
整体来看，鲁迅对孔子有批评，但又是心存敬意的，《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中说：“自古以来，虽然每一县一定有圣庙，即文庙，但那里面大抵并没有圣像。凡是绘画，或者雕塑应该崇敬的人物时，一般是以大于常人为原则的，但一到最应崇敬的人物，例如孔夫子那样的圣人，却好像连形象也成为亵渎，反不如没有的好。”又说：“总而言之，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然而对于圣庙，那些权势者也不过一时的热心。因为尊孔的时候已经怀着别样的目的，所以目的一达，这器具就无用，如果不达呢，那可更加无用了。……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正是这些“权势者”“带累孔子也更加陷入了悲境”。这就是鲁迅对孔子的整体判断。所以现代儒学如果是可能的，第一要务就是还原历史上的孔子，让人们知道真实的孔子是什么样子的。
■《论语集注》
[南宋]朱熹（1130-1200）撰。儒学最重要的著作之一。鲁迅多次引用此书。
小说《祝福》中，描写“四叔”家的书房：“……一边的对联已经脱落，松松的卷了放在长桌上，一边的还在，道是‘事理通达心气和平’。”这里的引语就出自《论语集注》。
在孔子儒学看来，“不知言，无以知人”，是说君子应有交往中的理性修养。孔子特别推崇《诗》三百，所以说：“兴于诗”。文学对养成人之气质很重要。“不学诗无以言”，学诗，就知道自己的半斤八两，就可以在具体生活情景中知道人之所言背后的修养。人有修养而不知，也便无法做到“知人”。学诗，有助于达成君子与君子这个特殊的“主体间”的理性交流，大家相识就是相知，此之谓“知言”。“事理通达心气和平”就是朱熹对“不学诗无以言”的注释发挥。因此，就原典意义而言，《论语》和朱熹都是理性而又明智的。
鲁迅时代“反传统”是一种文化潮流，因此《祝福》中对朱注的描写，实际上是暗示传统败落的曲笔。当列强环伺、国势衰微之际，当传统无法开出自由民主已成经验事实之际，鲁迅期望“别求新声于异邦”，其救国救民的姿态是可以理解的。
■《论语解经》
[三国魏]何晏（190-249）作《论语集解》，[宋]邢作《论语正义》，二书合刻。又称《论语注疏》，鲁迅购于上海来青阁，见《日记·1935/12/30》。
一般认为，何晏是“援老入儒”的玄学家，所谓“天地万物以无为本”，“君主无为而治”等等，就是他对儒学的观念理解。但《论语》中孔子已经有“无为而治”的言论，所以，何晏其实并没有全然背离儒学。
邢是经学家，对儒学经典命题“性理”有深入探讨，对何晏的意见也有所消解。
鲁迅对这二人没有直接批评，但是可以看到，鲁迅并不赞同他们的思想。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
[三国吴]陆玑著。《毛诗》是西汉毛亨、毛苌所传的《诗经》。陆书是对毛传《诗经》中动植物的解释。鲁迅在《朝花夕拾·阿长与〈山海经〉》中提及，说在一个“远房叔祖”家中看到过此书。
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说到《诗经》的传承脉络：“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为之序，以授鲁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鲁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荀卿，荀卿授鲁国毛亨，毛亨作《训诂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谓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
■《毛诗稽古编》
[清]陈启源撰。该书是对《毛诗》的考证。有嘉庆年间刻本。30卷，附考1卷。8册，鲁迅于琉璃厂购得，同时购得影宋本《脉经》1部4册、袖珍本《陶渊明集》1部2册等，共计银10元。见《日记·乙卯/2/21》。
《毛诗稽古编》训诂准《尔雅》，篇义准《小序》，诠释准《毛传》，佐以郑笺，名物则取陆玑。
■《毛诗世本古义》
[明]何楷（1594-1644）著。又名《诗经世本古义》。书28卷，对《诗经》作了编年处理，并附有作者姓名，多有牵强，但引证考据颇丰赡。
《汉文学史纲要》第2篇讨论《诗经》说：“毛氏《诗序》既不可信，三家《诗》又失传，作诗本义遂难通晓。而《诗》之篇目次第，又不甚以时代为先后，故后来异说滋多。明何楷作《毛诗世本古义》，乃以诗编年，谓上起于夏少康时（《公刘》，《七月》等）而讫于周敬王之世（《下泉》），虽与孟子知人论世之说合，然亦非必其本义矣。”鲁迅在此对何著表示了疑义，引《孟子》“知人论世”说，也表示了对孟子意见的赞同。
何楷，字元子，经学大家，不与权臣苟合，抗清失利，郁闷而死。
■《毛诗正义》
[唐]孔颖达著。为其《五经正义》之一。鲁迅作《汉文学史纲要》，在第2篇《〈书〉与〈诗〉》后，开列“参考书”，该书即在其间。
■《孟子》
[战国]孟轲（前372-前289）和弟子所著。鲁迅多处引述《孟子》。
《坟·论照相之类》中说：“道学先生之所谓‘万物皆备于我’的事，其实是全国，至少是S城的‘目不识丁’的人们都知道，所以人为‘万物之灵’。所以月经精液可以延年，毛发爪甲可以补血，大小便可以医许多病，臂膊上的肉可以养亲。”显然，这不是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的本义、大义，鲁迅这里讽刺的是“道学先生”和“目不识丁”的愚夫愚妇，并不是孟子本身。这是儒学在流变过程中被道学家和民间崇拜庸俗化的现象，是“小传统”对“大传统”的“改造”。过不在孟子，原典无罪。这方面，鲁迅很像李贽。李贽一般被人们理解为“反儒学”，其实李贽是“批儒学”而不是“反儒学”；而且李贽所批判的也是伪儒、拘儒、小人儒。看李贽的书就知道：对真儒、大儒、君子儒，李贽是充满敬意的。鲁迅也一样。他所作的工作是“批判”而不是“反对”。对“中国的脊梁”，鲁迅也向来充满敬意。这个界限一出来，鲁迅面对传统的矛盾和真实姿态也便可以理解。
在小说《端午节》中，鲁迅借一位教师人物房玄绰的口批评官僚说：“……然而官僚并不是天生的特别的种族，就是平民变就的。现在学生出身的官僚就不少，和老官僚有什么两样呢？‘易地则皆然’，思想言论举动丰采都没有什么大区别……但中国将来之可虑就在此……”这里的“易地则皆然”就是《孟子·离娄》中的话头。显然，这里是一种正面引用，用来说官场可以把平民改变为官僚，这是准确的，也是深刻的。
鲁迅主张现代教育应该教授新学，对现代学堂还在教授旧学是不满意的。小说《在酒楼上》就借与一个在太原教学的老师吕纬甫的对话，表示了这种不满：“你教的是‘子曰诗云’么？”我觉得奇异，便问。吕纬甫说：‘自然。你以为教的是ABCD么？我先是两个学生，一个读《诗经》，一个读《孟子》。新近又添了一个，女的，读《女儿经》。连算学也不教，不是我不教，他们不要教。’‘我实在料不到你倒也去教这类的书，……’鲁迅描述的历史真实直透社会底层。这样一个短短的对话，可以概见传统力量的深厚，也可以概见社会改革的艰难。当然，少儿该不该读《孟子》，现在来看，还是可以讨论的。
鲁迅作历史小说《奔月》，其中关于逢蒙背叛老师后羿的故事，取材于《孟子·离娄》（该故事又见于《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
鲁迅对《孟子》非常熟悉，已经熟到了可以随手征引的程度。
《华盖集·题记》说：“……此后又突然遇见了一些所谓学者、文士、正人、君子等等，据说都是讲公话，谈公理，而且深不以‘党同伐异’
为然的。……这样，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完结，只好‘以待来年’。”这里的“以待来年”就是《孟子·滕文公》中的用语。鲁迅用在这里并无深意，不过随手征引，于此可见他对经典的熟悉程度。
《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说：“自然，‘主将’和‘指导者’，并不是坏称呼，被晨报馆所压迫，也不能算是耻辱，老人该受青年的教训，更是进步的好现象，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但是，‘不虞之誉’，也和‘不虞之毁’一样地无聊，如果生平未曾带过一兵半卒，而有人拱手颂扬道，‘你真像拿破仑呀！’则虽是志在做军阀的未来的英雄，也不会怎样舒服的。”这里是在正面引用《孟子·离娄》的话头。
《花边文学·“京派”与“海派”》中说：“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亦非皆上海人。梅兰芳博士，戏中之真正京派也，而其本贯，则为吴下。但是，籍贯之都鄙，固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孟子曰：‘居移气，养移体’，此之谓也。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
则是商的帮忙而已。”这里也是正面引用《孟子·尽心》，来说明环境对人的影响。
《汉文学史纲要》第3篇，讨论百家蜂起之因，说：“周室寝衰，风人辍采；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志士欲救世弊，则穷竭神虑，举其知闻。而诸侯又方并争，厚招游学之士；或将取合世主，起行其言，乃复力斥异家，以自所执持者为要道，聘辩腾说，著作云起矣。”这里的引语就出自《孟子·离娄》。而鲁迅所谓“欲救世”之“志士”，就包括了孟子等诸子百家。鲁迅对《孟子》的文采也时有称誉：“孟子……亦崇唐虞，说仁义，于杨墨则辞而辟之，著书七篇曰《孟子》。生当周季，渐有繁辞，而叙述则时特精妙，如墦间乞食一段，宋吴氏（《林下偶谈》）极推称之……”
《二心集·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中说：“关于皇帝的事，说‘天皇圣明，臣罪当诛’固可，即说皇帝不好，一刀杀掉也无不可的，因为我们的孟夫子有言在先，‘闻诛独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现在我们圣人之徒，也正是这一个意思儿。但总之，要从头到底，一层一层说下去，弄得明明白白，还是天皇圣明呢，还是一刀杀掉，或者如果都不赞成，那也可以临末声明：‘虽穷淫虐之威，而究有君臣之分，君子不为已甚，窃以为放诸四裔可矣’的。这样的做法，大概先生也未必不以为然，因为‘中庸’也是我们古圣贤的教训。//然而，以上是清朝末年的话，如果在清朝初年，倘有什么人去一告密，那可会‘灭族’也说不定的，连主张‘放诸四裔’也不行，这时他不和你来谈什么孟子孔子了。”这里引用的“诛独夫”一语，就出自《孟子·梁惠王》。这段话很清楚地表明了鲁迅是承认《孟子》以及儒学原典对皇权的批判精神的。
《且介亭杂文末编·记苏联版画展览会》文中对上海举办的苏联版画展很欣赏，鲁迅说：“我以为为中国和苏联两国起见，这现象是极好的，一面是真相为我们所知道，得到了解，一面是不再误解，而且证明了我们中国，确有许多‘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必说真话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