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郛（1880-1936）著。该书为黄氏早期的著作，反映了作者早期的思想。书中有论，认为中国政局之所以不得安宁，与中国文化中的“二重思想”有关。所谓“二重思想”，作者举例说：前清旗兵和绿营兵，兵制不同，却同时存在；国人贺阳历年，又贺阴历年；等等，以此“可知吾国人之无澈底改革能力，实属不可掩之事实”。鲁迅赞同此说，在《热风·（随感录）五十四》中，引用该书该论，又补充了若干事例。鲁迅的结论是：“要想进步，要想太平，总得连根的拔去了‘二重思想’。因为世界虽然不小，但彷徨的人种，是终竟寻不出位置的。”
■《评新文化运动》
章士钊作。文中谓青年学生为“束发小生”，谓白话文文人为“忘其谫陋，无病呻吟”。鲁迅都在《从胡须到牙齿》中给予了奚落。
■《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
1933年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鲁迅认为其中“力作不少”，见《书信·340523致许寿裳》。集中有陈寅恪、傅斯年、李济等人文章。
■《人权论集》
胡适、梁实秋、罗隆基（1898-1965）等人谈论人权问题的论文集。
《伪自由书·王道诗话》中说：“‘人权论’是从鹦鹉开头的。据说古时候有一只高飞远走的鹦哥儿，偶然又经过自己的山林，看见那里大火，它就用翅膀蘸着些水洒在这山上；人家说它那一点水怎么救得熄这样的大火，它说：‘我总算在这里住过的，现在不得不尽点儿心。’（事出《栎园书影》，见胡适《人权论集》序所引。）//鹦鹉会救火，人权可以粉饰一下反动的统治。”
■《三民主义》
孙中山著。中华民国立国之理论基础。
《伪自由书·迎头经》对该书有挖苦，文中说：“中国现代圣经——迎头经曰：‘我们……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向后跟着。’//传曰：追赶总只有向后跟着，普通是无所谓迎头追赶的，然而圣经决不会错，更不会不通，何况这个年头一切都是反常的呢。所以赶上偏偏说迎头，向后跟着，那就说不行！//现在通行的说法是：‘日军所至，抵抗随之’，至于收复失地与否，那么，当然‘既非军事专家，详细计画，不得而知’。不错呀，‘日军所至，抵抗随之’，这不是迎头赶上是什么！日军一到，迎头而‘赶’：日军到沈阳，迎头赶上北平；日军到闸北，迎头赶上真茹；日军到山海关，迎头赶上塘沽；日军到承德，迎头赶上古北口……以前有过行都洛阳，现在有了陪都西安，将来还有‘汉族发源地’昆仑山——西方极乐世界。至于收复失地云云，则虽非军事专家亦得而知焉，于经有之，曰‘不要向后跟着’也。证之已往的上海战事，每到日军退守租界的时候，就要‘严饬所部切勿越界一步’。这样，所谓迎头赶上和勿向后跟，都是不但见于经典而且证诸实验的真理了。”
这里的“现代圣经”就指本书。《三民主义》第六讲说：“我们要学外国，是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向后跟着他。譬如学科学，迎头赶上去，便可以减少两百多年的光阴。”[作者按：《迎头经》撰者为瞿秋白（鲁迅文集中收有瞿文12篇）。]对孙中山的理解，鲁迅可能与瞿秋白有不同。参《遗嘱》条说。
■《食肉者言》
马成章编。收有吴稚晖等人当年攻击北洋政府的文章数10篇。
《准风月谈·查旧帐》说“：这几天，听涛社出了一本《肉食者言》（作者按：当为《食肉者言》），是现在的在朝者，先前还是在野时候的言论，给大家‘听其言而观其行’，知道先后有怎样的不同。那同社出版的周刊《涛声》里，也常有同一意思的文字。//这是查旧帐，翻开帐簿，打起算盘，给一个结算，问一问前后不符，是怎么的，确也是一种切实分明，最令人腾挪不得的办法。然而这办法之在现在，可未免太‘古道’了。”
■《守常全集》
李大钊（1889-1927）著。文稿整理人邀请鲁迅为之作序，鲁迅乃作《〈守常全集〉题记》。文中留下了一句名言：“以过去和现在的铁铸一般的事实来测将来，洞若观火！”《书信·330530致曹聚仁》中更说：“生丁斯世，言语道断，为守常先生的遗文写了几句，塞责而已。”
■《坦白集》
邹韬奋（1895-1944）著。评论集。生活书店寄赠，见《日记·1936/9/15》。邹韬奋，政论家、出版家、资深新闻记者。
■《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呈文》
章士钊作。文中有句：“少负不羁之名，长习自由之说”，为鲁迅所征引，意在讽刺，见《坟·坚壁清野主义》。又评价当时的女学生：“荒学逾闲恣为无忌”，“两性衔接之机缄缔构”，“不受检制竟体忘形”，“谨愿者尽丧所守”等，被鲁迅批评为对女学生的不尊敬。鲁迅在《坟·寡妇主义》中对此评论道：这些话“可谓臻黩（作者按：‘黩’即亵渎，轻薄之意）之极致了。但其实，被侮辱的青年学生们是不懂的；即使仿佛懂得，也大概不及我读过一些古文者的深切地看透作者的居心”。
■《文坛登龙术》
章克标（1900-2007）著。1933年出版。书中讲述文人之投机，但讲述者也很轻浮。《准风月谈·登龙术拾遗》提及此书。
章克标，浙江海宁人。曾赴日留学，回国后主编多种刊物，包括《论语》等；创办新文学社团“狮吼社”；参与创办时代图书公司，出任经理；为《申报》“自由谈”专栏撰稿。早年曾当过金庸的老师，于上海逝世。
■《文学改良刍议》
胡适作。该文发表于《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的著名文章之一。鲁迅多次提及此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也曾提及。
■《息邪——北京大学铸鼎录》
思孟著。据胡适《辟谬与息邪》说，“思孟”就是“北京大学辞退的教员徐某”。该书攻击新文化运动和运动的倡导者，对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都有批评，说他们不通外文等等。鲁迅著文《寸铁》讽刺思孟说：“有一个什么思孟做了一本什么息邪，尽他说，也只是革新派的人，从前没有本领罢了。没本领与邪，似乎相差还远，所以思孟虽然写出一个maks（作者按：此为思孟误写的外文，当为Marx，即马克思），也只是没本领，算不得邪。”虽然做些鬼祟的事，也只是小邪，算不得大邪。
■《闲话》
陈西滢（1896-1970）作。该书收有发表于1925年《现代评论》各期的系列文章。其中有批评鲁迅“鼓动”学潮的文章，也有讨论艺术创作动机的文章。譬如作者说：“年青的人，他们观看文艺美术是用十二分虔敬的眼光，一定不愿意承认创造者的动机是不纯粹的吧。可是，看一看古今中外的各种文艺美术品，我们不能不说它们的产生的动机大都是混杂的。”陈西滢此论若是探讨“创作发生学”尚可，但是用来讨论“作品欣赏”就有问题。作品呈现的是最后的结果，创作动机不是一个必须了解的因素。鲁迅在《朝花夕拾·狗·猫·鼠》中，对此有“顺手一刺”，说：“我于是就间或留心着查考它们（作者按：指猫与狗）成仇的‘动机’。这也并非敢妄学现下的学者以动机来褒贬作品的那些时髦。”这里的“学者”就是指陈西滢。鲁迅在《坟·杂忆》、《坟·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华盖集·并非闲话》等十几篇文中多次提及《闲话》，并予以嘲弄。
■《新诗人的情绪》
张耀祥著。该文载于1924年4月《心理》杂志第三卷第二号。作者通过统计当时出版的新诗惊叹号（！）之多，证明社会一种消极、悲观、厌世的情绪，因为这种符号“缩小看像许多细菌，放大看像几排弹丸”。作者甚至认为习惯于使用惊叹号的新诗都是“亡国之音”。鲁迅在《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说中国人“大抵患有一种‘十景病’”，说这“十”字形的“病菌，似乎已经侵入血管，流布全身，其势力早不在‘！’形惊叹亡国病菌之下了”。张耀祥，现代心理学家。
■《新性道德讨论集》
章雪箴（1889-1969）编。伦理学著作。上海妇女问题研究会出版。
《妇女问题丛书》之一。作者寄赠鲁迅。见《日记·1926/1/10》。章雪箴，即章锡琛，编辑出版家，绍兴人。曾在商务印书馆任《东方杂志》编辑、《妇女杂志》主编等职。1926年组织创办《新女性》杂志社，任主编。同年创办开明书店。1954年任古籍出版社编辑、副总编辑。1956年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著有《文学概论》、《文史通义选注》等。
■《新传统》
赵家璧著。文艺论文集。作者赠鲁迅，《书信·360909致赵家璧》提及此书。
■《新文学大系》
赵家璧主编。又称《中国新文学大系》。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共10集：胡适编选《建设理论集》，郑振铎编选《文学论争集》，茅盾编选《小说一集》，鲁迅编选《小说二集》，郑伯奇编选《小说三集》，周作人编选《散文一集》，郁达夫编选《散文二集》，朱自清编选《诗集》，洪深编选《戏剧集》，阿英编选《史料索引附目录》。
鲁迅多次提及此书，见《日记·1935/5/8》等。
■《遗嘱》
孙中山临终遗嘱，鲁迅多次提及此文。《集外集拾遗·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中说：“只要这先前未曾有的中华民国存在，就是他的丰碑，就是他的纪念。……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具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仍然继续着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直到临终之际，他说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参《三民主义》条说。
■《因是子静坐法》
蒋维乔著。蒋曾于民国初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秘书长，后又任北洋政府教育部参事。是当时反对科学的人物之一。鲁迅在《热风·（随感录）三十三》中对其荒谬说法作了批评。蒋认为“吾人初生之一点，实自脐始，故人之根本在脐。……故脐下腹部最为重要，道书所以称之曰丹田”。鲁迅批评说：“用植物来比人，根须是胃，脐却只是一个蒂，离了便罢，有什么重要。”
■《再论戏剧改良》
傅斯年（1896-1950）作。文章发表于当时的《新潮》杂志。鲁迅引用该文关于“理想”的话题，进一步来分析和批评抱残守缺现象：“现在的社会，分不清理想与妄想的区别。再过几时，还要分不清‘做不到’与‘不肯做到’的区别，要将扫除庭园与劈开地球混作一谈。”鲁迅主张社会改革，因此对所有不肯改革的思想给予了嘲讽。
傅斯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历史学家，“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民国时期的学界领袖。
■《中国文艺论战》
李何林编辑。该书收入革命文学运动中的政论文章46篇，出版于1929年。《三闲集·序言》提及此书。参《鲁迅论》条说。
■《诸暨民报五周年纪念册》
诸暨民报社编。1925年出版。见《日记·1925/6/13》。
其他类（12种）
■《俄国社会革命运动史话》
巴金（1904-2005）著。1935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见《日记·1935/9/25》。
■《二感篇》
段祺瑞（1863-1936）作。该书分为《内感》、《外感》两篇，前者谈国内局势，后者谈国际局势。《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提及《内感篇》和“外冒篇”。“外冒篇”就是《外感篇》，是鲁迅对段氏之讽刺。
段祺瑞，原名启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今属肥西县）人，民国时期军事家、政治家。
■《文学百题》
傅东华（1893-1971）主编。《文学》月刊社曾拟定有关文学的100个问题，分别向不同作家约稿，编成《文学百题》，1935年7月由生活出版社出版。
鲁迅曾为之作《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和《什么是讽刺》。但“百题”被当时的监察机关删去26题，出版时被删的各题仍列在目录，下注“阙”字。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提及此书，并讽刺这些检察官说：“他们的嗅觉是很灵敏的……所以早有了文学家做了检察官的风传”。傅东华，作家、翻译家。
■《文艺讲座》
冯乃超（1901-1983）等编（未署编者名）。仅出1册。《日记·1930/2/3》等提及此书。鲁迅误作《艺术讲座》。
冯乃超，创造社后期重要成员，批评家、出版家。
■《文艺理论讲座》
冯乃超作。其中“第二回”讨论“阶级社会的艺术”，刊登在《拓荒者》第二期（1930年2月）上，文中批评梁实秋是“资本家的走狗”。梁实秋作文反驳，说“我不生气”等，于是引来鲁迅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见《二心集》。
■《现代史料》
仅见第1集。上海出版。友人赠书，见《日记·1933/2/9》。
■《现代作家书简》
孔另境编。又名《当代文人尺牍钞》。该书收入58位现代作家的219封书信。
《且介亭杂文二集·孔另境编〈当代文人尺牍钞〉序》中说：“一个人的言行，总有一部分愿意别人知道，或者不妨给别人知道，但有一部分却不然。然而一个人的脾气，又偏爱知道别人不肯给人知道的一部分，于是尺牍就有了出路。这并非等于窥探门缝，意在发人的阴私，实在是因为要知道这人的全般，就是从不经意处，看出这人——社会的一分子的真实。//……另境先生的编这部书，我想是为了显示文人的全貌的……”
■《萧伯纳在上海》
瞿秋白编译。该书收入上海中外报纸对萧伯纳在上海停留期间的记载和评价。鲁迅作《〈萧伯纳在上海〉序》，收入《南腔北调集》中。
■《殖民地问题》
吴清友著。《书信·351222致叶紫》提及此书。吴清友，学者、翻译家。
■《中华新武术》
马良著。该书分拳脚、摔跤、棍术、剑术四科，被北洋政府教育部审定为教科书。
鲁迅曾屡见要人提倡“国粹”，如“满清王公大臣”、“民国教育家”等，都在为“国粹”鼓吹。但这些人推行“国粹”的思想方法不对，多为狭隘民族主义的排外情绪所主导，譬如，有些人以为学了中国武术，一旦中外有战事，就可以靠练习武术“内功”达到“枪炮打不进”的程度，云云。所以为鲁迅所反对。
在《热风·（随感录）三十七》中，鲁迅说：“这件事从前已经试过一次，在一千九百年（作者按：指义和团庚子之乱）。可惜那一回真是名誉的完全失败了。且看这一回如何。”马良，字子贞，回族，河北清苑人。其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为民国初期济南镇守使。
■《中华民国解》
章太炎作。该文发表于《民报》第十五号（1907年7月），后来收入《太炎文录·别录》卷一。《且介亭杂文末编·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说：“我们的‘中华民国’之称，尚系发源于先生的《中华民国解》（最先亦见《民报》），为巨大的记念而已，然而知道这一重公案者，恐怕也已经不多了。”
■《走到出版界》
高长虹（1898-？）著。该书为作者发表在其主编的《狂飙》周刊上的批评文字的结集。
其中有多篇文章批评鲁迅或利用鲁迅名字欺世，鲁迅将这些文字略作处理写入小说《奔月》，算是对高长虹带有攻击性批评文字的幽默回击。如，高文有谓“鲁迅去年不过四十五岁……如自谓老人，是精神的堕落”；《奔月》中后羿就说：“我去年就有四十五岁了。”高文又自称与鲁迅“会面不止百次”，《奔月》中就说逢蒙箭射老师后羿，后羿佯装中箭，当逢蒙走进来看时，后羿吐出箭说：“你真是白来了一百多回，难道连我的‘啮镞法’都没有知道么？这怎么行。你闹这些小玩艺儿是不行的，偷去的拳头打不死本人，要自己练练才好。”
高长虹曾经得到鲁迅很多指导和帮助，鲁迅编辑《莽原》周刊时，高是撰稿人之一。后来鲁迅离开北京到厦门，韦素园开始编辑《莽原》，压下了某人的一篇稿子，高长虹开始对《莽原》和鲁迅表示不满，因此撰文攻击鲁迅。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曾提到《奔月》说：“那时就做了一篇小说，和他（高长虹）开了一些小玩笑。”（《两地书·一一二》）显然，这里的逢蒙，就有高的影子。
高长虹，原名高仰愈，长虹是他的笔名。山西盂县人。“狂飙社”的主要人物。1941年，赴延安参加工作。1946年到达东北解放区，后患精神病故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