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的班级里，有一个特殊的学生。这个学生要比其他孩子年长几岁，已接近青年，加上他身材高大，体格成熟，看起来又要比实际年龄年长。他是一名中央高级干部的孩子，在上层派系斗争中，被贬罚，全家下放到此乡间。两个姐姐接知青下放政策在农村劳动，他则到县城中学继续求学。其实他已过了读中学的年龄，这年大约是十八足岁吧。他也不时常来校学习，而是四处游荡，并没有什么目的的，走到哪算哪。有一回，在轮船上遇我和姐姐去蚌埠办事，他便也随我们去到蚌埠，在我们蚌埠的朋友家住下。这实在相当冒昧，好在他有着许多中央上层的内幕新闻，又很会聊，吸引了人家的兴趣，也就接纳了他。他很有些没落的世家子弟的习气，吃人家的，喝人家的，心里还是瞧不起人家的。虽然是一无所有，却也什么都不在他眼里，对什么都没有敬畏之心，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就是凭着这样的赖皮式的信心，四处游荡。当他认识了体育系生在农机厂的那位女友后，就开始接二连三地上门，坐在人家的宿舍里，吃饭时也不走。他说小是个大男孩，说大也可算是个青年了，个子又大，在宿舍里一占就占去一大块，十分惹眼，不免会引起非议。终于，在一堂体育课上，体育系生在全场列队前面，将他训斥了一通。体育系生斥道：你搞搞清楚，你是多大的一点人，轮得上你吗？等等。他再是高干的孩子，再是纨绔，终究还是个十八岁的少年，处在男孩和男人之间的年龄，特别渴望长成一个真正的男人，因此不免会因自己的不成熟而自卑。体育系生的话无疑是指到了他的痛处，他红了脸，梗着脖子，却说不出一句话。体育系生还不放过他，又将他搡了一把，警告道：再看见你去农机厂，决不饶你！从此，他便从农机厂绝迹，进而从县城绝迹，也不再上学了。
这样的师生对峙的场面，在五河县中也没引起什么轰动。这里发生的一切都是合理的，没什么可大惊小怪。很多怪人怪事在这里上演，这只是其中的一幕。这里不仅师承了严肃端正的儒风，也师承了放荡不羁的老庄，有着这些准备，什么样的乖戾都可容忍了。但这乖戾，是必以知识作前提的。那个时代确实扼杀知识，许多文化的传统被灭绝掉了，成了文化的荒漠时期。可是，在我们县城这样的地理的夹缝里，倒正好相反，被排斥逐杀的文化和知识，退居到了这里，比平时更加聚集起来，变得突出和鲜明。要说，正是这种夹缝样的地方，才是藏精蓄锐的地方。它们有着一种固定不变的东西，是这种固定不变，保护了我们人类积攒了很多时间的优良的素质和训练，使其不至流失，得以传继。你要是走过淮河，乘着轮渡，轮渡扯着呜呜咽咽的汽笛，缓慢地行驶着，那缓缓退去的两岸，和两岸间的笛声，就有些像这种固定不变。拉水车在河滩上，淋淋沥沥的车辙，也有些像。
在五河县中后排的家属院里，还住着一个右派。他是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学生，在上学期间戴上了右派帽子，被下放到安徽劳动。在农场里结识了安徽省医学院的女大学生，女大学生义无反顾地跟定了他，毕业分配放弃了留省城合肥的机会，跟着结束劳动的右派的他，来到了这个县城。右派在学校里教英语，右派妻子在县医院当大夫。这位妻子出身于诗书礼仪之家，从小生长在合肥。自从跟上了右派，便学会了一身市井泼妇的本领。当人家欺负右派时，她便挺身而出，可堵着门骂天，骂得人不敢出门。其实人家欺负右派，倒不止因为他是右派的缘故，他本是一个软弱的人，命运又不济，不免就萎萎缩缩的，凡事都退让在先，别人自然就要进了。现在知道他老婆厉害，就不敢再冒犯，两头算扯平了。但这也并没使她就此恢复闺秀和知识分子的清高做派，生活依然是艰难的。她接受的不仅是一个右派，还是一个处在贫困线上的家庭。右派是上海人中“江北人”的那一类，生活在棚户区中，干着这城市里最苦最累最下贱的营生。他们大约是三代人才供出一个大学生，不想折戟在右派这回事情上。但他并不能够因此推卸作为长子长孙的养家的重任，他每月的工资，要供祖父祖母生活，弟妹读书，还有多病的母亲的药钱。于是，右派的妻子不得不锱铢必较，为一分钱，和菜贩肉摊争得不可开交。她的一儿一女也像乡里孩子一样，上学时带着一个搂草的竹耙，一路走一路耙，将路上的碎枝草秸，搂回家烧锅。有人笑话孩子，她就又冲到人家里去骂，骂得人不敢吱声。可是这一切都没有使她丧失乐观的天性，她依然笑口常开，快快乐乐地打发着艰难的时日。她很有幽默感，即便是叙述自家的窘境，也是带着快乐的风趣的口吻。贫困也没有妨碍她赤诚待人，她依然很好客，总是拿出最好的待客。贫困其实是比政治上的落难更压榨人，使人丧失自尊。而她将外表磨得粗糙了，就像是有了保护层，她始终保持着人格的独立完善，不受侵蚀。只有贫困生活养成的极端节俭的习性，伴随了她，直到境遇彻底改善以后。这就不免要出很多洋相，她自嘲地说给人听，一边说一边笑，直笑出了眼泪。
改革开放之后，右派摘了帽子，得到改正。他的一九四九年跑去台湾的老兵叔父，也联络到了他们，然后，这一年的夏季，就到沪探亲。这年的夏天，上海特别炎热，好像掉进了火炉。他们一家特意赶来上海看望从未见面的叔父，叔父请他们在他住宿的宾馆里吃饭，接着他们就要回请。宾馆这一顿并没有给右派妻子留下什么好印象，只觉得繁琐的杯盘碗碟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她说，正吃得好好的，忽然却要换碟子。殷勤的服务也使她不安，小姐蜡烛似的戳在身后看着，吃饭怎么吃得下去？不菲的价格更令她触目心惊，深感造孽。于是，她决心回请的这一顿，在自己家中进行。她从前三天就开始置办酒席，买了三只鸡，一条猪腿，一木盒鱼。那时，家中也还没有冰箱，东西有一大半变质了。到了那一日，天气热得可怕，叔父与他的的老伴，乘着出租车，百折千回地在陋巷深处，找到了他们家，然后走进火烤似的水泥屋顶的平房，坐在条凳上，面前一大片热气腾腾的鸡鸭鱼肉，几乎摆到桌沿上来，倒是一点不掺水的，实实在在。可炎热败坏了人的胃口，又已经是年过七旬的老人，流汗流得几乎虚脱，最终也没能动了三五筷，便打道回府，匆匆结束了这餐宴席。
后来，他们全家离开了五河县城，溯流而上，到了长江边上的芜湖城，在那里一所大专院校供职，此后沓无音讯。以上说的那些人后来大都离子了这个偏僻的县城，去到各大城市，可是他们依然带着隐居的影子，走哪，带哪。他们的历史明暗相间，隔成一段一段的，他们全都默默无闻。
在我后来居住过的苏北城市徐州，根据传闻，我们在夜晚穿街走巷，来到一座大杂院的背后。那里有一扇朝北的窗户，糊着旧报纸。由于大杂院坐落在台基上，那扇窗就离地面很远。大青石的墙壁陡立着，墙面很光滑，没有可攀附的，好让我们爬上去，接近那窗口。我们只能伏在窗下，耳朵贴贴在墙缝，等待着。人们说，夜深的时候，窗户里会有留声机的声音，放的是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我们去了几次，也没有听见过一回。我们就贴着那堵高墙，守至夜半。窗户里非常寂静，耳边只有风声。那时候，我们谁也没有听过贝多芬的音乐，也不知何为“第五交响曲”，可我们就那样虔诚地等待着。我们完全相信，在这条莫名的巷子里，有可能潜伏着莱茵河畔的那位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