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夜我彻夜不眠，反复思考：看来不是三五天能平息下去，如在此等待，事后必然严查外路人，如硬往前行被土匪截断去路，前进后退都成问题。将来解放军四面围剿，一定会大清查。如被发现，解放军认为是我在策动，那我就难说得清楚。想来想去只有往回走，身上有去云南的证明，又有沿途完税税票，前面闹土匪是事实，我退回来不会引起麻烦。打定了主意，第二天我对他们说：“土匪这样凶，我要回家免遭危险。”辞别他们后就挑起担子往回走了。走了两天，行到金银坳垭口地方，树林里一声大喝：“娘×干啥的？跟老子站住检查。”随声拥出十几个人，有的拿马刀，有的端长枪，枪栓拉得哗哗响，把我围住，我知道遇上土匪了。为首的一人说：“给老子捆起来再说。”上来几个把我捆了。为首的那人命两个人押我，另两个轮换挑担子，直训我：“规矩点，你要不老实，老子们打你一个穿眼子。”
他们押着我走了四五里山路，来到一个破庙里，这就是他们的“司令部”。有几个人在劈树枝烧火煮饭，还有两个在大砂锅里煮狗肉。他们把我拴在柱头上，才搜我身上，把四五十万元人民币全搜去，又清点包箩里的铁货，我的身份证、证明和买货发票税票他们横看顺看搞不清楚，便揉做一团塞在我荷包里。有一个人拿着一支马枪看着我，其他三人倒在草铺上吸鸦片烟。我心里好笑，我在重庆卫戍区一次就组织了七八个游击队，一二十万支枪，却没料到栽到几个小毛贼手里，真是阴沟里翻了船。我心里思忖着如何脱险。
那三个过足了烟瘾就高谈阔论起来：“今天财喜旺，胡司令回来定有重赏。”约莫是下午一两点钟时，庙门外一阵叽叽喳喳，闹着来了一大群人。走在前面的一个黑大汉腰里插着一支土手枪，煮狗肉的那两个笑嘻嘻地说：“胡司令大哥，狗肉煮好了，等着你哟！”
我便高声叫喊起来：“胡司令大哥救人呵！”他听了一惊说：“你是干啥的？”先前那人抢着说：“是个铁货客，财喜旺得很。”胡司令听了脸上露出笑容，我赶忙说：“胡哥！弟兄们弯（捉）了弄上龙背（山上）来，胡哥高抬龙袖亮个膀子，东西相送，把兄弟抛了（放了）。我是小生意人，家里上有天老（父亲），有老柴（女人），还有春儿（娃儿），望胡哥打个让手。”
胡司令听我拿了上复之后，一摆手说：“不要紧，把他溜开。”说完走到神前火堆边坐下烤火。另外的人给我松了绑。胡司令把手一招要我走过去，指指他旁边的石头说：“是本家人义，是本堂口的弟兄伙，是龙盘起是虎卧起，你落座。”
我一抱拳说：“兄弟得罪了！”便坐下来烤火，好一阵手脚才暖和过来。胡司令说：“一笔难写两个胡字，放你回家就是，各地都在打王岔口（指共产党），路上遇到游击队就说是胡春山的本家兄弟，保你通行无事。”我向他抱拳说：“山不转路转，河水相连，五湖四海跟胡哥打的字旗，求胡哥把空担子给我好摇‘线子’（走路方便）。”他即说：“你挑起走就是。”我如释重负，弯腰挑起担子向他说：“胡哥。我兄弟开摇了（走了）。”说完，我顾不得腹中饥饿，便急忙下山向燕子口方面走去。
当一回“大夫”
遇见土匪的当天早上我只吃了一顿玉米糊糊，土匪那样一折腾，哪里去找饭吃？从土匪“司令部”里放出来，我只顾想着早点脱离险地，一口气走了二十来里，双腿便不听使唤，腹中饥肠辘辘，感到疲乏不堪。天色早已黑尽，大约是晚上八九点钟时候，真是才离险地，又入绝境。
我勉强拖着走了一阵，蓦然见到远处有灯光闪烁，想必定有人家，只好拖起沉重的双腿，一步一踉跄地向灯光处奔去，越向前走灯光越亮，说明方向没有走错。又摸进一座竹林才看清楚是一排五间瓦房，闹土匪看家狗被打来吃了，走到大门口听不见狗叫声。我上前敲门，好一会儿才打开，一看是个十四五岁的姑娘，口里嘟囔着：“我家啥子都被抢走了，你来做啥？”我有气无力地说：“小妹子！我不是土匪，是被土匪抢光了的落难人，想借宿找点吃的明天好赶路回家。”我一面说话一边挤进屋去，这时走出一个年约五六十岁的老大爷，我摘开包箩盖子请他看，不等他说什么我便朝火塘边走去烤火，铁架上吊了一个砂锅，里面熬的是草药。
大爷说：“这年头老百姓遭殃呵！家里有病人，我啥都被抢光了，要救你也是莫办法。”
我问他：“是大爷啥子人病了？”
他说：“是我屋里人，病得好扎实。”
虽然没有食物下肚，火烘暖了身体，精神稍稍好点。我展眼望屋里家具，估计是个小地主家庭，虽然被土匪打劫，可能事前隐藏了一些东西，土匪一闹起来难道不作一些打算？他说光了，可能是舍不得，也可能是家里有病人心里烦躁不愿多事。我婉言相求说：“大爷，我真是落难人，你随便给点吃的，我送你一件衣服。”一面说一面脱下罩衫来。他说：“出门人时时难，我真的一颗粮食没有，我煮点老酸菜汤你喝，衣服不要你的。”
我说：“那真感激你啦！日后自会报答你。”
这时那姑娘惊慌地从屋里跑出来说：“大！娘烧得很凶，嘴皮部烧破了。”一面说一面哭泣起来，她大听了急得团团转。见他父女俩那样着急、那样悲伤，我也心里不忍。猛想起我临走时带了十片美国盘尼西林片，藏放在棉衣下摆折缝里，那妇人发烧正该服这种药，何不给她服下两片试试看。我对他父女说：“我多少懂点医道，身上还藏得有点药，你领我去看看大娘的病再说。”
他们领我到内屋，病人躺在稻草里，我近前一看，她满脸发红，口干唇裂，呼吸急喘。用手一摸，额间烧得烫手，起码是39度以上的高烧。不管怎样，先退烧总是对的。我向姑娘要来剪子把衣缝剪开，取出药来，让病人先服一片，要他们让病人多喝开水，如有效验再吃一片。
姑娘不知啥时走出去了，手里端着一瓦盆玉米面，还有棵洗得干干净净的大青菜。她到厨房去煮青菜糊糊，不多时就热腾腾地发出诱人的香味。他们请我去厨房吃，我一连吃下三大碗。饥饿中的人吃到这种美食，精神陡增，真所谓人是铁饭是钢哟。
大爷领我到左边一间屋里去睡，床上除谷草外什么都没有，我和衣而卧，身子倒下去便入了梦乡，不知是什么时候，忽然一阵叫声把我叫醒，我睁眼一看，大爷父女站在床边。我心里骇了一跳，是大娘吃药无效病重了吗？只见大爷喜滋滋地望着我说：“大哥，这药好灵验，烧退了一大半，现在叫饿要吃东西。”
我听了心里一喜，说：“先吃点稀饭，不能吃多了。”我又给了他一片药让病人马上服下。
那姑娘脸绽笑容，说：“大，我去把那个拿回来煮给先生吃。”说完转身飞跑而去。
不到两个钟头，姑娘端上一大碗腊肉、一鼎锅萝卜汤、一钵两造饭（大米玉米混合），请我上桌吃饭。我想这大爷也懂未雨绸缪，不先藏起来今天大家哪有吃的。
当天下午大娘高烧完全退尽，已无病态，不过还感到精神疲乏。一家三人对我称谢不已。我说：“在府上叨扰得很，明天我要回家去。”他们也不留我，只说：“兵荒马乱，早点回家好。”我听了心里一阵默然，心想天涯何处是我家……临行，大爷送了我四五斤大米、四五斤玉米面、一方腊肉、约有一斤的砖盐，我称谢辞别上路。
时乖命蹇的人到处都遇坎坷。行到营盘山，只见关口一带军兵四布，他们是由泸州开来的一营解放军，围剿川黔边境的土匪，代号叫“长江大队”，营部驻在营盘山街上，听说这一带土匪已被剿灭，要开到赤水河去。街上哨兵见我是从贵州方面来的，又是空担子，把我挡到营部盘查。我把遇土匪抢劫的情况如实说了，又把我的身份证、通行证、买货发票、完税税票给他们看了才放了我。放我走之前，一个文化干事把我的所有证件登了记，特别是身份证和那张通行证反复看了又看。我只好大起胆子在营盘山找家栈房住了一夜，表示我心里无鬼，也不惊慌。第二天吃了饭才动身，走到公路弯头，见到十几具尸体，听人说是枪毙的土匪。
又一次改头换面
我离开营盘山直奔泸州。经过叙永，我不进县城住店，因为剿匪期间城里驻了许多解放军，便前赶30里到老君驿才落店歇宿。一副空担子也不吃力，亡命几个月肩挑磨炼，五六十斤重量也不在乎。带有肉、盐、米，吃饭方便，我是往回走，不是去时一样顺场赶场，很快到了泸州。我四处观察，看样子是平静，实际上相当严紧，如住城里很扎眼，便过江到小市石栏杆一家清静小客栈住下。向幺师把袍哥言语一拿（说），便把我安在后面一个小单间，只有两张床位。向幺师一问，店老板姓冉，是仁学大爷，很讲义气。幺师已向冉大爷代我走了言语。解放后袍哥不公开，转入秘密活动，几百年传统规矩江湖义气还是牢不可破的。我由此得到很大的方便。
第二天过江到城里，把昨夜取出藏在棉衣领子里的两只戒指中较重的一只带到一家银楼兑换，讲来讲去议成150万元一两。这时仍是旧人民币，不过有了大额票面的，我那戒指本重五钱他死活只称了四钱六分，明是吃我的便宜。我要了70万大票5万小票回到客栈，给幺师三包红金牌香烟，我们的交情就较前深了。
我考虑一夜之后，先进城去买了1000把篦子和1000把木梳，都是泸州特产。晚上同幺师闲聊，他问我是不是回成都？他说：“最近这里干龙眼肉（桂圆）价很疲，能带点回去是有赚头的。”我想这倒可以，这东西中药铺要，居家也用得着，就去以3000元一斤价格买了10斤，买多了担不动。
这天下午，幺师安了个姓王的单身客人来同我住一间屋，对我说：“王哥是卖根根（云南一枝蒿的江湖话）的本堂口的哥弟伙，人很落教，同你住一屋有个伴。”
晚上幺师送了号簿回来，王哥约我们去对门馆子宵夜喝酒。三个人越说越热络，江湖忌讳，不能随便清人下脚（询问来路）。王哥听说我是成都方向的人，就对我说：“我是由成都来，经过重庆，看这两处情况‘丁对’（不好），听人说要大清查很紧火，我才奔泸州准备进雷马屏做生意，听说那边也有事，就在这里住下了。”
我回答说：“我是小生意人，有身份证有证明，怕啥子。”他二人听后相视一笑，大家都不再说什么。晚上我睡在床上想，只待几天听风声再说，有人问就说还想买点货。
这夜我办招待请王哥和幺师，还是在对门馆子喝酒。冷烧腊味很咸，我喜欢吃的卤蛋更咸，回来喝点凉茶后肚里不舒服，已是半夜时起来去解便。刚翻起身，见王哥还没睡，正在拿起一颗印向一叠信笺纸上盖，我仔细一看那“朵朵”（江湖话指印）是用干肥皂刻的，我心里便有底了：王哥原来是搞“龙票”（指官府文件的江湖话）的里手。我翻身把他惊动了，想藏也来不及。他镇定得很，对我一笑，手向我一招，我近前在他耳边悄声说：“我要出恭得紧，回来再说。”我回来时他已把东西收拾好了，从身上摸出两张空白“龙票”给我，接过一看是“四川省绵阳县城关镇人民政府用笺”，上面是油印的“居民外出证”。他对我说：“何哥，送你两张留在身边有用处的。”
我欲擒故纵地说：“我有证件的，你留下抛出换方（江湖话拿去卖钱）。”
他接口说：“你哥子莫装，看得出你是跑棋盘子（指当兵）的，是不是撇撬撬（佩剑）拿‘弯把子’（手枪）的‘帽顶子’？（官）？”
江湖人重义气，多隐瞒反而使人多心。我只回答一句说：“真神面前不烧假香，我是‘冷子’（兵）垮杆了，跑点小生意求生活。”他说：“何哥你是懂家子，紧溜不是办法，要相个方位塌起才稳得住，石缝缝才卡得住‘摆尾子’（鱼）。我是说内心话。”
我听后心里琢磨：我那证明是假名字，现在各地大体正规了，那些留用人员只是暂时利用，新人员到齐了不仅要叫出去，还要交代历史写自传，一过照妖镜就原形毕露。人总不是天上掉下来，就是从地上生出来的也要刨个根根。既然他姓王的能推心置腹，我又何必如此令人多心，便把空白证明接了过来。
当夜在床上我辗转反侧不能入睡，仔细分析在营盘山长江部队那个文化干事，为什么要把我的身份证、证件登记下来还问我的来路？共产党的工作方法我多少清楚点，不说主管部门，就是党员个人也有调查统计的责任，遇可疑之事、可疑之人要加以分析，如照登记线索顺藤摸瓜查下去，岂不真相大白。狡免尚有三窟，我何不将这东西利用起来，再来一次改头换面，断了以前的蛛丝马迹，这样会安全得多。第二天，我找来笔填上“姓名：刘正刚，籍贯：绵阳，职业：小商，前往本省各地经营行商小贩”内容。我为什么改名“刘正刚”？其含意是留下姓郑的一点刚气。人生百年皆是死，亡命之徒哪里栽就哪里死，哪里死了哪里埋，当初吃“特”字饭还不是在血盆里抓饭吃，把“九斤半”（头）别在腰杆上玩儿！
证明上的那方印很难看出是“贾家楼”的产品，上面还有政委×××，镇长×××的签名和私章，可说是硬火。有了这张“信天游”的证明，我心里便踏实起来。
第二天我起身时未见王哥，一看床铺叠得好好的，问幺师，说他今天走得早没有惊动我。我向幺师说：“王哥走了我也要开踩了，我们弟兄后会有期。”
幺师说：“你有担子，何不坐船方便些？”我说：“就准备这样走。明天上路多承你早点叫醒我。”他哪里知道我不愿坐船的原因，船上三面朝水一面朝天，一旦有变，插翅难飞，在旱地上能瞻前顾后宽展得多。
幺师很重义气，特地买了两斤黄粑送我作干粮。我算清店钱，辞别幺师，过江进城，又过南岸蓝田坝沿江向合江方向行去……
逃亡涪陵
我再次改头换面，拿着硬火证明挑起担子，沿着长江南岸直奔合江，逢赶场便摆摊子做生意。
我对摆摊子已有了一定的知识，心里想千把篦子、梳子，让人自由买，啥时才能卖完？我动脑筋想出一个跑滩匠带“拖子”的办法，找了一块一尺多长、七八寸宽的薄杉木板，把篦子当锯子锯木板，几下便锯起缝口，使人看起来篦子很坚硬。这一来便扯起篷子了，加上表演和胡扯一通，买的人多了起来。赶一个场拉上几篷大有搞头。到万盛摆摊子时我发现一个秘密：这里虽属南川县，但紧连贵州桐梓县边境，山里乡民多迷信，一些老大娘来买梳子，把梳齿一双一双地数，择买双数的。我问店老板娘，她说：“那是打亲家讨媳妇送女家上头梳子，齿齿要选双的，成双成对。不用篦子，篦子同‘避子’是同音，不吉利，你该把双齿的择出来卖高价。”我恍然大悟，便如法炮制，清出有200多把双齿的另摆一处。
到了南川县城，我大起胆子摆了两天摊子。重来旧地回忆前事，不禁感叹万端。1949年我奉命组织重庆卫戍区20县游击纵队反动武装，到綦江组织第二纵队时，以王一农、徐绍彬、郝汲澄三人为正副司令和政委；南川组成一个团，由县长沈永祥为团长，军统特务王鸣图为綦、南、武三县联络专员。沈永祥弃职潜逃，杨森派人捉拿未获，不然沈永祥难逃一死。这些人都先后落入人民的天罗地网，受到应得的惩罚，想到这里我不寒而栗，等待我的下场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