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至到了重庆，汪精卫逃到河内，才反形毕露，发出臭名昭著的《艳电》，跑到南京组织伪政权，成了中国头号汉奸。
放电影终使战犯服罪
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举世皆知，证据确凿，铁证如山，不容抵赖。但是，当今还有个别日本要人企图否认，令人难以理解。
制造南京大屠杀血案的首恶——日军第六师团中将师团长谷寿夫在日本投降后被捕获，南京特别军事法庭于1947年2月开庭公审此凶犯，其过程颇值得一记。
谷寿夫被法警押到法庭，站到被告席后，特别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问了他姓名、籍贯、年龄、捕前供职单位等一般情况，验明犯人身份后，检察官（姓名忘记）宣读起诉书。起诉书读完，审讯开始。
对于1937年12月日军攻占南京后屠城的滔天罪行，谷寿夫矢口否认，只承认率部攻占南京，是奉命而为的正常的军事行动。至于屠城，杀害非军事人员，则是没有的事。
法庭传证人出庭作证。一些屠城的幸存者，当年埋尸队的人纷纷控诉日军暴行，他们的亲人都死在日军屠刀之下，自己也险些丧命，有人还撩开衣服，露出被日军殴打的伤痕。在此情况下，谷寿夫仍然予以否认，仍然说是正常的战争行动，辩解说既然是战争，双方都难免死人，日军也死了不少人等等。谷寿夫的态度激起了听众的愤慨。因为是公开审判，旁听席上座无虚席。庭长一再要求肃静。
庭长宣布陈示证物。
法警们抬出若干麻袋，将里面的东西倒在法庭的证物案上。一时全场震动：那是一颗颗人头颅骨，大大小小堆满了证物案。这些头颅骨是从南京中华门外万人坑取来的。法医讲解，根据骨质、齿质、大小分析，这些遇害者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而且颈部痕迹平整，可以断定都是被利刀砍切下来的。全场听众无不切齿痛恨，谷寿夫也惊呆了，但当法官问他在物证面前是否认罪时，他却依然顽抗，说不知道因何造成，还假惺惺地表示悲痛。
接着，屠城目击者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白烈、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杜廷到证人席作征。他们当年都常驻南京，亲见屠城惨状。田白烈后来写了一本书《现代史上破天荒的残暴记录》，庭上他当众朗读了书中部分章节；杜廷也朗读了他当时所写的新闻报道。
谷寿夫对此仍然抵赖推卸罪责，宣称不知道。
最后，庭长宣布放映电影。法庭拉上窗幔，熄灯，放映开始。
银幕上出现了日军把刺刀刺进老百姓身躯，日军向老百姓开枪，日军追杀老百姓，中国老百姓喊叫、躲避、哭泣、倒地、流血……一幕一幕的惨状。这是一位法国神父当时在南京新街口悄悄偷拍下来的现场实录。接着，又有一位听众临时上庭作证，他就是新街口屠杀的幸存者，他揭露了当年日军伪称发食盐，集中了数千人用机枪扫射的暴行。
在铁的事实面前，谷寿夫再也无法抵赖，只得低头认罪了。
3月15日，特别军事法庭第二次开庭，宣布判处谷寿夫死刑，立即执行。
蒋介石为何免周佛海一死
周佛海是举国闻名的大汉奸，其“知名度”仅次于汪精卫，抗战胜利后被捉拿归案，按其罪行绝对不能宽宥，死刑是铁定了的，可是最终竟只判了个无期徒刑。其中原委复杂，我且慢慢道来。
1941年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欧美各国对日宣战。这样一来，战争形势根本扭转，日军节节失利。
汪伪政权预感前景不妙，善于投机的周佛海派人到重庆和拜把兄弟戴笠取得联系，表示愿为中央提供情报，痛改前非，请戴笠把他的悔过书转呈蒋介石。蒋介石听戴笠汇报后，叫戴复信，同意周佛海赎罪举动，并在戴的复信上签署了“可”字。
周佛海从此开始向重庆方面提供情报，保护重庆特工人员，毒杀李士群，破坏中共地下工作等等，重庆方面为此曾几次嘉奖。
1944年，周佛海当了上海市市长，把丁默邨派到浙江当省长，给他一个特殊任务：保护溪口蒋氏坟茔。
日本投降后，周即向重庆表示愿意维持上海治安，把上海完好交给国民政府，当时蒋介石的部队离上海遥远，当然高兴利用他抢夺地盘，想到他“名不正”，便委任他为“上海行动总队司令”。周有此身份，便公开成了接收大员。
到1945年9月，迫于舆论，蒋介石下达了“肃奸令”。周佛海是全国瞩目的大汉奸，但又“保护上海”有功，被用专机接到重庆，住进白公馆里保护起来。
戴笠去白公馆探望他，向他保证：只要有我在，必能保你无事。委员长已授权我全权处理你的问题。周佛海有了这句话，心安理得地在白公馆过起神仙日子。
岂料好景不长，1946年3月，戴笠坠机丧命。周佛海如丧考妣，预知难逃法网。果然，到了8月，在社会各界的强烈要求下，蒋介石下令将周佛海收监，押到南京受审。
1946年10月21日，南京高等法院初审周佛海，起诉周投敌叛国、组织伪政权、担任伪政权高级官员、残害地下抗战人员等等罪行，周佛海狡辩说，自己组织伪政权是为本国不受战争之苦，何况后来又效忠本国，“有功”于本国等等。
与罄竹难书的汉奸罪行比较，那点“功劳”实在太微不足道了。所以，1946年11月7日法院初审判决为：处以死刑。
周佛海不服，上诉最高法院，被驳回。他老婆杨淑慧是个很干练的女人，探监时两口子计议如何逃避死刑。
杨淑慧具文再次上诉，拖延时日。在此期间四处奔走，找到周的老朋友陈果夫、陈立夫、陈布雷等，请他们说情。陈果夫兄弟确实帮忙，联名向蒋介石进言免其死罪。
蒋介石不便自己出面为大汉奸开脱，想叫司法部门设法开脱，但司法部门亦不愿承担开脱大汉奸的恶名，在1947年2月驳回了杨淑慧的第二次上诉。
至此，周佛海夫妇只得背水一战了。
杨淑慧对陈布雷说，以前蒋介石给周佛海的嘉奖、手谕等，他们都拍了照片藏在香港某家银行的保险柜里，如果处死周佛海，她就公布这些文件，让全世界看看委员长的真面目。陈布雷说，委员长不会让周佛海死的，只不过要等一段时间，风头过了再说。杨淑慧不信，说这是陈布雷临时编出来骗她的，她要委员长亲口告诉她。
陈布雷将情况报告蒋介石，蒋介石只得召见杨淑慧。
杨淑慧果然厉害。见到蒋介石后，她长跪不起，也不说一句话，只是流泪。蒋介石只得叫她起来，对她说周佛海的情况他是知道的，有些事情确实多亏了他，现在主要是想个办法怎样救比较合适。叫杨淑慧放心，让周佛海在监狱里休息一两年，再设法让他出来。杨淑慧给蒋介石叩了几个响头，高高兴兴地走了。
后来，由文官处行文司法院，叫司法院具文呈请减刑，又由蒋介石签署，耍了一套公文往还的把戏，《准将周佛海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令》的文件堂而皇之出台了，周佛海躲过刑场一枪。
从此，周佛海当起了特殊犯人，委员长特令减刑，那还了得？他在狱中开小灶，住套间，唱大戏，看守成了他的勤务兵，差来遣去。
然而天理昭昭，躲过了人间一枪，躲不过阎王勾命。1948年2月，周佛海心脏病复发，死在狱中。
威震川北的华蓥山游击队
小说《红岩》曾经风靡全国，书中以陈联诗（华蓥山游击队创建人廖玉璧烈士夫人）为原型，塑造的双枪老太婆这个传奇式的人物，以及华蓥山游击队其他一些人物形象及其活动，丰富了小说情节。
1975年我获释后，听说江青把《红岩》说成是“黑书”，是“为叛徒树碑立传”，说华蓥山游击队是“土匪武装”，我大吃一惊。但当时“四人帮”甚嚣尘上，只好把疑问存在心里。
想当年国民党军、警、宪、特和华蓥山游击队斗了许多年，结果以失败告终。就在情况最险恶时，游击队也坚持斗争，是一支堪可称道的革命武装。
就在重庆解放前夕，打入特工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干卿（福建人，解放后任重庆市第五区区委书记，区长）还带领华蓥山游击队来我家逮捕我，适我已逃走。
国民党军队曾四次“围剿”华蓥山游击队。特工部门为配合行动，曾命我两次潜入搞策反，将游击队档案供我查阅，所以我对情况有一定的了解。
远在北伐战争期间，刘伯承领导的顺庆（今南充市）起义失败后，参加起义的第十旅旅长杜伯乾受中共地下党员刘汉民、廖玉璧策动，组织川北人民除暴团，不久改称川“北民军第五路军”。与廖玉璧、陈联诗夫妇一起发动了岳池、广安农民起义。
起义失败了，廖、陈二人并不气馁，率领队伍转战到河东七场，一面坚持斗争，一面在彪子山一带煤矿工人和贫苦农民中发展党员和队员，队伍日益壮大，成为重庆地委直接领导的武装力量。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斗争暂时转入低潮，廖玉璧、陈联诗奉上级指示，将人、枪分散隐蔽，等待时机。这时，杨森悬赏通缉廖、陈二人，并查封了他们的房产。
1930年，上级指示组织武装斗争，廖玉璧在彪子山召集骨干会议，传达了上级指示，决定立即组织起义，廖玉璧变卖自己的田产购买枪弹，将原有枪支尽数取出，队伍扩大到400多人，同时派出刁仁礼、王道纯等到合川、顺庆、岳池、广安等县策动起义，给杨森、李家钰、罗泽洲等军阀以沉重打击。
柏合场一场恶战，廖玉璧受伤，连夜通过各种关系秘密送到重庆治疗，一年后才伤愈归队。此时上级指示将各县农民武装联合起来统一行动，多次给杨森部队以重创。在小坝子、金台场的战斗中，缴获大批粮款和枪弹，力量愈加壮大，便改称为“华蓥山农民自卫军”。
1932年，上级派毛良来传达了“牵制川北敌军、配合红四方面军由鄂西入川”的指示，杜伯乾、刘汉民、刁仁礼、陈联诗、屈元亮等十数人参加。会议决定成立川北地下红军第一路军，廖玉璧任总指挥，刘汉民任支部书记，庸虚谷任支部副书记。又决定身份尚未暴露的屈元亮打入杨森内部刺探情报。
在内外配合下，川北地下红军在广安一次战斗中，击毙杨森部团长一名，并把旅长林相侯活捉，迫使杨森允许第三混成旅旅长夏炯与川北红军谈判。重庆地下党组织全力配合，通过各种关系施加影响，谈判结果，由屈元亮出面任岳池、武胜、广安三县联防司令，廖玉璧任副司令，川北红军不受整编。有此合法身份，廖玉璧加强军队建设，扩大队伍，发展党组织，积极做好迎接红四方面军入川的各项工作。又以余家场为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对外称农会），开仓济贫，得到广大农民拥护。
白白失去岳、广、武三县地盘。杨森于心不甘，便派第六混成旅罗德润部对川北红军实行总攻。廖玉璧避其锐而攻其惫，将敌军诱入华蓥山区，缠战三个月，消灭罗部一个团，罗率余部逃窜，路过余家场，烧毁民房百余间，残杀群众千余人，制造了震惊全川的“余家场事件”。
就在这时，叛徒向杨森告密，陈联诗、肖心如、刘汉民等革命者被捕，数日后肖心如被杨森枪杀于岳池，还把陈联诗抓去陪绑。后经地下党营救，陈联诗以无证据释放。刘汉民等七人被押到广安，地下党再次活动，杨森已答应取保释放，但清乡司令向廷瑞坚决反对，当众威胁杨森道：“此七人确是共党头子廖玉璧党徒，非枪毙不可，军长要放人，我就拖走部队背叛军长。”于是刘汉民等七位革命者在广安白花山被杀害。向廷瑞还把在岳池牺牲的红军刘昆仑的遗体捆在滑竿上拍成照片，洗印出来四处张贴，威吓群众。
川北红军第一路军遭此重大损失，华蓥山武装斗争暂时转入低潮。
后来在廖玉璧、陈联诗领导下，华蓥山的革命斗争重新恢复，推向高潮。他们在川北各县不断发动暴动，发动袭击，把杨森弄得顾此失彼，焦头烂额，只好派代表与红四方面军联系，达成双方互不攻击的默契，并由杨森向红四方面军供给部分药品及军用地图等物品。
廖玉璧回到华蓥山，将部分骨干分散到川北各县搞地下工作，挑选2000多名久经战斗的人员编成农民自卫军第一总队，亲任总队长，刁仁礼、陈联诗、姚生荣等任支队长。正值自卫军武器弹药均感缺乏时，恰好杨森新任旅长。杨汉印只有番号而无士兵，经党组织研究决定，派尚未暴露身份的刁仁礼出面与杨汉印联络，以杨招募新兵为名，将自卫军战士“招募”来，骗得了枪械弹药及粮饷之后，即与红四方面军夹击杨森部队，大胜一仗。
刁仁礼准备与红四方面军合会，北上抗日，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实现，反而接到放弃根据地命令，使得杨森部队得以喘息，继而向华蓥山长驱直入，进行清洗。
敌强我弱，廖玉璧只得撤退，保存实力。经过一段时间的部署，才又恢复华蓥山的斗争，建立起游击据点。
事实上，从川北人民除暴团起到农民自卫军，尽管多次改换名称，实质都是在廖玉璧领导下的华蓥山游击队。而华蓥山游击队的存在，已成了杨森的心腹大患。所以他一面派向廷瑞加紧“清剿”华蓥山，一面派特务打入华蓥山游击队内部，刺探情报，收买叛徒，又悬赏5000大洋通缉廖玉璧。
1935年春节，廖玉璧带领十余位同志到岳池黎梓卫召集会议，被叛徒曾鸿策密告向廷瑞。当廖玉璧等来到黎梓卫街上一家茶馆时，曾鸿策上前招呼道：“有人给你带来一封信。”一面说一面把信递过去，廖玉璧伸手接信时，埋伏在四周的便衣特务一拥而上，将廖玉璧等人全部逮捕。
当晚向廷瑞下令除廖玉璧外，其余12人全部拉到黎梓卫河边枪杀。刽子手用机枪扫射时，金织成、唐晋春、张翼、王玉清四人挣断绳索逃跑成功，八人遇难，遗体被切开腹部塞入卵石沉下河底。
第二天又逮捕参加会议的十余人，全部活埋。
廖玉璧被押到岳池县城向廷瑞的司令部审讯。他慷慨陈词，大骂杨森、向廷瑞，无一字供认。
1935年2月23日，廖玉璧被绑赴岳池城南门较场坝杀害，临刑前高呼“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苏维埃万岁”等口号。向廷瑞亲自监刑，命人将头颅割下，挂在城口示众三日，并且不准任何人收殓遗体。
廖玉璧烈士时年不到40岁。
廖玉璧牺牲后，陈联诗抚育遗孤，领导游击队反击敌人数次“围剿”，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终于迎来了解放。
延安被改“宗南县”
国民党的将领中，胡宗南算得上是知名人物，在西北地区作战多年，有“西北王”之称。
此人虽不能说他“才疏学浅”，但自高自大却是真的，这可以从他改延安为“宗南县”一事中窥见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