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毛泽东主席哪里能睡好！这次谈判事关民族命运、国家前途，他要思考的事情太多太多，天刚亮他就起床，信步向林间走去。
林间小路对面来了一人，枝叶遮隐看不清面目，待到走近时，两人同时站住了。
“蒋介石！”毛泽东颇觉意外。
“毛泽东！”蒋介石亦感惊奇。
“润之先生也有清晨散步习惯？”身为主人的蒋介石说道，并指着近处的石凳，“我们坐下来说话，坐下来说话。”说着，掏出一条手帕垫在石凳上，然后坐下来。
毛泽东颔首同意，在晨露犹湿的石凳上径直坐下，端正而专注的神态，似乎现在就可以开始谈判中国的大事了。
蒋介石说的是天气，是林森的遭遇，不谈当前大事。毛泽东借着话头，带入正题，谈抗战，谈民心，谈建国方略。
最后，蒋介石顾左右而言他，借口早餐时间已到，两人告别。
不管怎样，国共双方两位首脑在这里的邂逅，总是拉开了重庆谈判的序幕，“谈判桌”因此而得名。
一桩政治交易内幕
1947年，张笃伦（湖北安陆人，保定生）由西昌行辕调重庆市市长，其人十分圆滑，是个老政客，既与“CC”二陈交往，又与政学系有联系，在政治上左右逢源，所谓任尔争斗不休，好官我自为之。当时正值重庆市参议员改为由市民直接选举。参议会既是民意机关又是议政机构，重庆市党部岂能不全面控制人选？当时我负责组训处，由我初步拟定各区竞选人名单。经书记长徐政、主任委员龙文治审核之后报中央组织部。18个区的选举揭晓，市党部内定人选当选达80%以上，三青团占百分之十几，极少数为社会各界。这个阵势当然给张笃伦一个大压力。如议会与市府不能一致，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张笃伦和他兄弟张季群、市府秘书长辜达岸密商对策，决定利用警察局力量支持与他私交很深的胡××竞选市议长。但市党部决定吴人初竞选议长已报告二陈同意。吴人初有党系的80%以上的参议员基本票，显然具有绝对压倒胡××的优势，胡××的竞选议长必然流产无疑。同时市政府预先安排的议会秘书长陈云阁，在四区竞选参议员落选，陈只获几十票，唐笃忠因市党部支持几乎全票当选。这就打破了张笃伦的全盘计划。张季群找我和吴人初协商，我以唐笃忠既然当选，而又是经过市执监委一致决议并报告了组织部和二陈为理由，说明组训处不能出尔反尔另搞动作，这件事就僵住了。接着市党部又公开表示议长竞选人不能更动，逼得张笃伦无法可想，只好亲向陈立夫、陈果夫二人说项，表示愿以社会局、地政局两局局长人选作交换。向二陈和中央组织部保证绝不反悔。按中常会决议“社会部部长应由中常委出任；省社会处处长应由省常委出任；市社会局局长应由市常委出任；县社会科长应由县常委出任”的原则，如果在得到社会局之外，能多控制一个地政局也有好处。提出先任吴人初为地政局长后辞去参议员竞选议长。几经斡旋才决定下来。这桩肮脏的政治交易成交后，吴人初走马上任，张笃伦硬起心肠把任了多年地政局局长的贡沛诚刷了下去，成了政治交易的牺牲品。接着以王蕴卿为荐任督导，在局长室办机要，让原主任秘书刘泰琛坐冷板凳；任我为荐任督导，督导外勤人员兼审查契据；杨均谷为第一科科长；蒋永炳为第二科科长；叶义樗为第三科科长；登记处处长那充宇留任。1948年，市党部内部发生分歧，逼着吴人初下台由书记长徐政接任。嗣后杨森由贵州调来重庆任市长，以陈去惑为社会局局长，梅光复为地政局局长。至此，在地、社两局的张系人员全部撤回，这场政治交易才告终，整个市府成为杨家班。
议长问题解决了，唐笃忠的问题不解决，陈云阁便当不上参议会秘书长，胡××还是在议会中受人掣肘，因为陈云阁与各方面关系融洽，是个甘草式的调和人物。最后张季群和唐毅研究，劝说唐笃忠任警察局视察，辞去参议员，陈云阁才递补上去。唐笃忠事前来组训处向我谈这事，我告诉他说：“唐令果（唐毅号）诡计多端，你要注意，警察局没有视察的编制，只有督察员、督察长，你向徐书记长谈一下，看他有何意见，你最好要唐令果写个条谕。”把唐笃忠保送警官学校受训，受训回来便是正式专业分发，能打入警察局也是办法。他向书记长谈了后也同意我这个办法。陈云阁补上参议员之后，在议会中才被推选为秘书长，达到张笃伦府会一家的目的。杨森来重庆任市长后，以施觉民为警察局局长，唐笃忠非警校毕业，便被刷了下来。
陈仪被杀之谜
陈仪，宇公侠，亦字公洽，浙江绍兴人，留日士官生，在日本时与同乡鲁迅私交深厚。
陈仪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后，任孙传芳部第一师师长、徐州镇守使兼津浦南段警备总司令。
北伐军兴师时，陈仪首先响应宣布自治，被孙传芳撤职。北伐军占领浙江全省后，获蒋介石任命为19军军长。后改任江北宣抚使。1929年任军政部常务次长，1938年改任为福建省主席兼绥靖主任。
陈仪妻子是日本人，抗战时期许多人怀疑陈仪通日，与汪精卫有勾结，加之与鲁迅既是小同乡又是知交好友，思想上多少受到些进步影响，因此蒋介石对他存有戒心，一直不放心叫他带兵。抗战胜利后收回台湾，蒋介石任命他为第一任台湾省主席。
1947年2月27日，国民党缉私警察在台北市延平路天马茶室门前殴打并抢走老妪烟贩的香烟，引发群众暴动，两天之中蔓延全省，接着全省发生抢米风潮，暴动烈火不可收拾。恰在这时传来北大女生沈崇被美军强奸，台北各大、中学校学生示威游行，声援北平学生。以致到28日，事态成为燎原之势，台北政局动荡。蒋介石由大陆调去很多军队，对“二二八”暴动群众进行血腥镇压。为平民愤，蒋介石撤去陈仪本兼各职。陈仪回到大陆后，蒋介石命他任浙江省主席。这时，曾经受陈仪接济和提拔的汤恩伯当上黔桂湘边区总指挥，不久又兼第三方面总司令。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汤恩伯被蒋介石任命为江浙地区受降官接受日本投降。此后汤的部队全部驻守上海。
1949年年初，蒋介石在淮海战役中失败后，任汤恩伯为京沪杭卫戍总司令，但也难解除蒋的四面楚歌之势。军事和政治上的失败逼得蒋介石下野，宣布引退奉化，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
春节时陈诚、陈立夫、汤恩伯、陈仪等前往溪口给蒋介石拜年。陈仪在杭州动身前往时对记者发表谈话说：“国事至此，应有应变的准备。”记者问他：“应如何作应变准备？”
陈仪说：“船到桥头自然直！”
陈仪等到了溪口拜年后，陈立夫、陈诚拿出阎锡山打来的“拥护蒋总统再起”的通电，要陈仪在电报上签名，陈仪很迟疑。陈立夫、陈诚把陈仪前后两事报告了蒋介石。蒋知道后对陈更存戒备和处置之心。
傅作义在北平宣布起义，陈仪亲笔给汤恩伯写信叫他仿效傅作义通电起义，免使生灵涂炭，财产毁于兵火……这封信陈仪命他外甥到上海当面交汤恩伯。汤得信后先稳住陈仪外甥，一面把陈仪亲笔信影印出来即飞报蒋介石。蒋立命行政院院长孙科撤去陈仪职务，由周磊接任浙江省主席。陈仪才知被汤恩伯出卖了。
蒋介石挂长途电话要陈仪离杭州到溪口见他。陈仪拒不前往，带妻儿回到上海，到家不到十分钟被军统上海站站长毛森逮捕，立即被押解上飞机飞台湾，后以“阴谋叛乱”罪在台北被枪杀。
选立法委员投“何济公”票
国民党宣布结束训政时期，为欺骗民众，实施所谓“宪政”，即在全国各省、市、县、区、乡展开乡民代表、省市县参议员、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的选举。重庆成立“重庆市选举事务所”，市长兼任所长，办理各种选举事宜，选举办法仍是由中央圈定。这种情况当然说不上真正的民主选举。
我受聘为选举事务所督导，负责督导各区选举。立法委员国民党中央圈定的是重庆市龙文治、胡××二人，工界陈铁夫一人，四川省尹静夫一人。由市政府负责胡××，市党部负责龙文治二人的选举。既为圈定，当然会是百分之百的选票。选举的当天我去到第五选场督导。选场在中兴路一个大院里，由区党部书记王书市、区长陈瑞卿、金马寺警察派出所所长杜仲儒负责。我到达选场不久，见来了一个年约50岁的老者，走进选场。选场里的代书人就问他：“有没有竞选人名片（选民证）？写不起字我们代你写选票。”那老者说：“莫得啥子片子，我只有这张飞飞（重庆话，即条子）。”一面说一面从荷包里摸出一张“何济公”解毒止痛散的包装纸来，交给代书人说：“那些人我认不得，请先生帮我写这个人，他能医我的脑壳痛，一吃就好，我就选他这个活济公。”这一来引起选场一阵轰动。杜仲儒说：“你只能在圈定的人中选一个，选何济公是废票。”那老者说：“那就不选。”把何济公商标放回荷包里走了。
我到市党部向他们谈了这事，惹得哄堂大笑。我向《巴渝晚报》跑社会消息的记者胡丹流说：“你发个新闻呀！”
第二天，晚报果然发了一条消息，报童扬着报纸沿街高叫：“看报，看报！看选立法委员投何济公一票的新闻！”成为选举中的一出闹剧。
蒋介石亲自指挥成渝大破坏
1949年10月，蒋介石得报广州卫戍总司令李及兰对广州破坏不力，致使3000多吨空军器材及建筑器材被解放军缴获，异常震怒，便于11月月初亲到重庆、成都指挥大破坏。
蒋到重庆后当天晚上在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会议厅召集军、警、特各方负责人开会，决定成立爆破指挥部。杨森为总指挥，毛人凤、廖宗泽任指挥，破坏计划、经费预算均由专人拟订，可以说方方面面都订了具体实施方案。
大破坏的目标是各兵工厂、钢铁厂、广播电台、电厂、仓库、机场等，其破坏程度要达到至少两年内不能恢复使用，估计需要TNT炸药400吨之多。
杨森、毛人凤等按此计划又作了一番安排。如何运送炸药，如何起爆，如何撤退，如何掩护乃至各爆破点的现场指挥都予以确定，只等蒋介石一声令下了。解放军日益逼近，枪炮声清晰可闻，整个山城像一座大火药库，一触即发。
11月29日上午，蒋介石在山洞召集会议，命令海、陆、空各军种指挥官顾祝同、萧毅肃、杨森、钱大钧、王叔铭、晏玉琮、毛人凤、蒋经国、俞济时等指挥队伍撤出重庆，随即乘机先走了。
当日下午6时，爆破令下达。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在中共地下党、华蓥山游击队、工人护厂队、学生、居民的阻挠下，爆破计划未能全面实行，远远未能达到预期目的。
成都方面的情况和重庆大同小异。我逃台未成，急于藏匿，两边的情况都不十分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