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遇刺目击记
1935年10月，国民党六中全会召开在即，筹备工作紧张进行，陈立夫在特工部门抽调很多人任大会工作人员，我也在抽调之列。
11月1日大会正式开幕。会前100多名中委乘车去紫金山谒中山陵，回到湖南路中央党部会场，在礼堂门外台阶前依秩排好，等待摄影师来拍照。
其时我们工作人员已按座次分发好文件，到外面休息，看委员们照相。
突然，从相机后的记者群中跃出一人，右手执枪，左手高扬，呼喊：“打倒卖国贼！”话音刚落，便举枪向站在第一排中间的汪精卫连发三枪，一枪击中汪左颧骨，一枪贯穿左臂，第三枪适逢汪负痛扭动身躯，便从背部击入，从右胸穿出。汪中三枪后倒地。
刺汪者一面射击一面还在往前冲，被站在前排的张继从背后拦腰抱住，其挣扎不已。这时，张学良跃近一步飞起一脚踢中他腰部，又弯腰托起他右手，这一招正是时候，刺汪者刚好扣动扳机，剩下的三发子弹划空而去，未能伤人。
也就在同一时刻，汪精卫的卫士冲过来向刺汪者开枪，行刺者被击中胸部倒地。
宪兵在刺汪者身上搜出记者证和几颗鸦片烟丸，才知道他叫孙风鸣，是晨光通讯社记者，鸦片烟丸是自杀用的。
孙风鸣被击中要害，失血过多，且事前已服下大量鸦片丸，已濒临死亡。为获得口供，找出幕后主使，指定专门医生抢救，每小时注射强心针十次之多。宪兵司令谷正伦、警察厅厅长陈焯、内政部代理部长陶履谦、行政院政务处长彭学沛等都到医院追询孙风鸣受谁主使。孙风鸣不置一词，只说他不懂党派，作为一个中国人，杀卖国贼是良心主使。
事后调查得知：孙凤鸣是江苏徐州人，早年随父母到东北经商，家道富裕，“九一八事变”后倾家荡产，耻于做亡国奴逃入关内投军，在19路军中当排长，曾参加淞沪之战，国恨家仇使他立志要杀蒋介石，可是这天蒋介石没有参加摄影，他临时改变计划刺杀汪精卫。
大会前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叶楚伧曾指示过要严格签发记者出入证，晨光通讯社成立不到一年，未核准发证，但经过中央党部的郭智谋、吴璜、周希岑的说情，直到开会前一小时，新闻事业处处长彭华陈才核发了第63号记者出入证。但彭华陈仍然关照大会警卫人员收存中外记者照相机，防止内装爆炸物，却没有料到记者身上还会带上手枪行刺。
陈果夫、陈立夫、叶楚伧把彭华陈软禁起来作检查交代，全体中委又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宪兵司令部、首都警察厅派出得力干员到陆家巷晨光通讯社搜查，才知该社是由房东屋后石鼓路开门出入，前后隔院不知情况。转到石鼓路破门而入之后，发现有一堆残烬纸灰，桌上留有一信，上写：“本社之事与郭智谋、吴琪、周希岑三人毫无关系，特此声明。”
当天，南京全城戒严，在机场、车站、码头拘捕了几十名嫌疑犯，押到清凉山由陈公博负责审讯，毫无所得。蒋介石限戴笠和陈焯三天内破案。汪精卫老婆陈璧君抓住蒋介石不在场摄影这点大吵大闹，对蒋介石说：“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就不干，为什么派人下此毒手？”弄得蒋介石有口难辩。
事后，我听陈立夫说起：蒋介石未出场摄影，是看见张学良、冯玉祥、阎锡山、龙云、陈济棠、李济琛等人齐集，随身卫士都有三四人，蒋顿生疑心，认为那些卫士中岂无异心者，因此不下楼参加摄影，汪精卫去请他也被拒绝。蒋介石还劝汪精卫也不要去摄影，并说：“今天秩序不好。”因中委们全体候着，汪精卫未作多劝，下来参加照相，替蒋介石挨了三枪而蒋却幸免。事后调查清楚行刺是华克之所部署，李济琛、陈铭枢、王亚樵仅支援了经费。
1935年11月30日，首都地方法院判处谋杀集团主犯余立奎、张玉华、贺坡光死刑，胡大海、周世平、刘书容、项仲霖、李怀诚、卢庆麟等徒刑分别为12年、7年、5年不等。抗战时期这些人被转押到贵阳监狱关押。
綦江惨案真相
中国抗日战争战线辽阔，发展到16个战区，还开辟了中印、滇缅战场。此种形势下，急于需要相当数量的战时工作干部。抗战初期在湖地沅陵办了一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陈诚挂名，实际由桂永清负责。办到第三期时迁到四川綦江。时值1943年，正是抗日高潮时期，学员自动发起组织“忠诚剧社”，得到桂永清的批准，作为战干团正式机构，委派第一期毕业生熊寿农任总干事，著名演员有一期学员李英、三期学员郭灿。他们以“忠诚剧团”名义在重庆上演《李秀成之死》，演出时轰动山城，连续上演60余场。这个剧的内容影射了蒋介石集团。桂永清即受蒋介石、陈诚之命，布置一次大屠杀。李英等惨遭杀害后，桂永清又将剧团解散，与剧团有牵连的进步学员40余人，被杀害在该团附近的李子园。屠杀前，桂永清又密令在三总队九大队十二中队逮捕学员70余人，全部坑杀。其他的人全被监视，被捕杀的学员中，湖南、云南、四川籍较多，对川湘籍的扣中共地下党员帽子，云南籍的扣“龙云派来的探子”帽子。
惨案发生前，学员李洪写了篇《大地怒吼了》，发表在《力行月刊》上，有人将它抄下来报告桂永清，说这篇文章是生活书店的笔法调子。桂永清便命把李洪活埋了。
屠杀是用机枪扫射，有两个仅受轻伤，于夜间逃脱，到达重庆向《新华日报》社揭发惨案真相。《新华日报》立即组织调查团到綦江调查采访，把惨案公开报道出来。蒋介石恼羞成怒，派来一个军事法庭，传讯学员。援引《处理异党办法》把200余人组织成一个直属大队——变相集中营，在綦江三角镇施以精神折磨，稍有反抗则受肉体惩罚。
在此期间，托派分子叶青（任卓宣）、杨周熙二人常来集中营讲话，宣传“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反动理论。这个集中营一直到1942年才结束。
事后，蒋介石对制造惨案的人员“论功行赏”。对惨案罪魁肖劲、杨天成、张少泉除奖励之外，杨、张二人被康泽接到合川中班当大队长；肖劲由汤恩伯接去任要职，不久升任青年军206师师长。
“胡世合事件”惊动蒋介石
抗日战争时期，反法西斯侵略国际统一战线结成，在重庆出现了“中美文化协会”、“中苏文化协会”、“中韩文化协会”、“中英文化协会”等民间外交和文化交流机构。协会除了一般活动之外还附设有中西餐厅，既作为协会活动场所又筹集活动经费。“中韩文化协会”餐厅开设在邹容路，地点适中，生意兴旺。
当时重庆治安很乱，地痞流氓横行无忌，常在餐厅、茶楼、酒店和娱乐场所寻衅滋事。因此这些场所必须安置一个吃得开的“交际经理”，营业才不受骚扰。当“交际经理”又必须是卫戍、警备、特高组、刑警处、警察局以及军统这些单位的人才能胜任。
中韩文化协会餐厅的“交际经理”田凯，不仅是侦缉队的组长，还是袍哥仁字堂口的红旗管事，更是全川驰名仁字总社袍哥大爷田得胜的本家。所以田凯上下能走得通，说得起话，每天早、午、晚三个营业高峰时候他都去餐厅坐镇，对付那些吃白食的地痞流氓。
战时陪都电力负荷很重，偷用电的很多，所以电力公司经常派人检查用户线路，发现偷电就剪线。中韩文化餐厅100多盏电灯，20多个吊扇，因有田凯这块牌子保险，故而长期偷电未受干涉。这天，电力公司领班工人胡世合同宪警来查线，正巧田凯也在餐厅，看查电的来了，便趋上前去接待，敬烟敬茶，又招呼柜上开菜单请喝酒。那些宪警搞惯了的，坐在雅座里喝茶吸烟等吃喝。可是到胡世合是个不徇私的人，对招待一律拒绝，惹得田凯肝火上升，但他仍然恼在心头、笑在脸上办交涉，自我介绍：“愚下田凯是懂得起的人，各方都有朋友，请各位打个让手。”又问胡世合：“有占无占（是否袍哥）？”胡世合不理睬他那套，只说：“非法用电要取缔，是政府批准的。”一面说一面从腰间工具袋里摸出钳子，爬上高凳要剪线。田凯见状怒不可遏地说：“你是个‘宽宽’（不是袍哥江湖朋友），你敢剪我的线？”一面说一面掏出手枪威胁胡世合，胡也不示弱，竟咔嚓一声把线剪了。餐厅里电灯、电扇全停了，顾客吼叫起来。田凯朝天放了一枪，逼胡世合将线接上。胡不理睬，走下高凳。田凯上前抓着胡世合衣领逼他将线接上，双方僵持了两三分钟，田凯恶向胆边生，抬手一枪，子弹洞穿胡世合胸部，顿时毙命。田凯杀人之后乘乱逃跑了。
电力公司得到报告后，立即呈报卫戍总司令部、警备司令部、重庆市政府缉凶惩办，一面通知胡世合家属。全体电力公司工人闻讯立即停电罢工，结队游行示威请愿，其他工厂的工人也积极声援誓作后盾。电力工人将胡世合遗体停在餐厅大厅里，连夜办起丧事来。不到两天，各方面送来挽联八九幅，现在尚能回忆起其中一联是电力公司全体职工送的。联云：
只求任务完成先生尽可从容去；
不得公平解决我等还须继续来。
电一停，山城顿成黑暗世界。社会舆论纷纷谴责声援。重庆市党部得到情报：中共南方局要插手此事，印发《告全市民众书》，准备领导工人发动暴动。
市党部慌了，立即召开执监委紧急会议，中统局命令重庆实验区、城区办事处全部出动，社会局、警察局、稽查处、侦缉队、总工会、电力公司等采取紧急措施，并责成调统室主任余介立出动特务干预。我亦奉命调动社会服务队全体出动控制秩序，又往电力公司命令区党部书记陈铁美加强控制工人和工会，禁止游行，复电、复工，听候政府秉公处理，密令总工会常务理事张镛、李森荣、李克愚、邓发清等出面伪装同情，争取主动权，组织治丧委员会，缓和工人愤慨情绪。
蒋介石得报，命令卫戍总司令王缵绪、警备司令李根固限期缉拿凶手田凯归案严办。并由市长贺耀祖、警察局局长唐毅、社会局局长包华国出面与电力厂工人代表、线路队长余正纲（中共地下党员）、文化教员刘德惠（中共地下党员）和电力公司工会理事陈铁夫在都邮街电力公司办事处谈判。
余正纲在中共南方局指示下提出：1.立即捉拿凶手田凯枪决。2.政府保证工人权利平等。3.由政府办理胡世合善后事宜和厚给恤金。国民党政府怕激起工人暴动只好接受。第三天将田凯捉拿归案执行枪决。
在胡世合出殡那天，重庆电力公司、各产业工会、职业工会、同业公会、社会团体派人送葬有几万人，显示了工人团结的浩大声势。当局忐忑不安，恐风波再起，令特工全体出动。我亦派出社会服务队队员在送葬行列中进行监视。
刺杀杨杏佛
白公馆前的一段公路名叫“过德诚路”，听起来有点奇怪。过德诚是什么人？为什么以他的姓名来命名这段路？说起来和刺杀杨杏佛有关。
杨杏佛名杨铨，江西清江人，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又是宋庆龄创办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兼总干事。
杨杏佛虽然在国民党内任要职，但思想进步，极力主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广为宣传民权保障同盟的宗旨。如此诸般行径，大大激怒了蒋介石，密令戴笠剪除。
1933年5月，戴笠命华东区行动组组长赵理君（化名陶士能）负责担任暗杀行动，并且严令“不成功即成仁”，如有失事被捕等情况，必须立即自杀，绝对不能泄露身份和机密。赵又以此转令部属。
经过一段时间的监视和跟踪，行动组摸清了杨杏佛的日常规律，定好下手时间。
1933年6月18日早晨6时，赵理君带领杀手李阿大、过德诚等人隐蔽在上海亚尔培路中国科学院上海办事处门口，当杨杏佛和儿子杨小佛登上汽车时，数枪齐发。听到枪声，杨杏佛立刻知道有危险，本可以卧倒躲避，但见到儿子惊慌失措，天性使然，便不顾安危，以自己的身体掩护儿子，连中数弹，杨小佛仅腿部中弹受伤。
特务以为杨先生已死，迅速奔向事前停放在不远处的汽车。汽车早已发动，立刻驰离。
不料过德诚在慌乱中跑错方向，待他醒悟折回，汽车已走，他一面追一面高叫“等等我”，但此时已经响起警笛，法租界的巡捕闻声赶来，赵理君怕他被捕泄密，向他连开两枪，未击中要害，只受重伤。
巡捕将杨杏佛和过德诚送到广慈医院抢救，杨伤重不治死去。
过德诚未死，戴笠恐他醒后无自杀勇气抑或无力自杀而说出真情，便下令灭口。
法租界巡捕房，有个中国探长叫范广珍，此人是军统安插在巡捕房的“钉子”，接到灭口命令后，便伺机下手。
虽然当时过德诚已为各界关注对象，一来医院在租界内；二来他本人伤重，一直昏迷，医生嘱咐严禁干扰；三来范广珍有探长身份，故而很容易找到机会，便把过德诚毒死了。
过德诚死后，军统给其家属优厚的抚恤，并且负责过儿子的全部养育费。戴笠为鼓励士气一再赞扬过“自杀成仁”的精神，到重庆后，把这段公路也以过德诚名字命名。
“勾命单事件”
戴笠主持“复兴社”（即“蓝衣社”，因“复兴社”制服为蓝色故名）后，国民党有了正规的法西斯特务组织，特务活动亦有计划地展开。1933年，以“复兴社”总机关的名义，向下属分社发了一份秘密通知，要各区分社迅速对共产党、地方政府、北洋军阀以及一切反蒋势力的领袖通通予以暗杀。
这份有53人之多的暗杀名单被称为“勾命单”，本是极为机密的文件，万万没有想到在7月份被上海《大美晚报》英文版在头版头条公布出来，接着该报中文版和《中国论坛》又相继转载，一时舆论大哗，弄得南京政府狼狈不堪，上海市市长吴铁城也不断受到新闻记者的询问。如此机密的文件何以竟会泄漏？此事得从王造时谈起。
王造时，又名王雄生，江西安福县人，1903年生。曾留学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回国后被聘为上海光华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兼政治系主任，又被中国公学聘为教授。最著名的还是和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史良、沙千里、李公朴六人一起，被称为“七君子”。
“七君子事件”是中国现代史上的著名事件，连爱因斯坦、宋庆龄、李宗仁、冯玉祥等国际、国内甚至国民党内知名人士都声援七君子，可见其影响之大。
早在“七君子事件”之前，王造时就在报刊上发表《从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锋芒毕露，激怒了蒋介石，后又主编《主张与批评》杂志，在创刊号上撰写《国民党怎么办？》，针对当时国情连问国民党13个怎么办。后来又主办《自由言论》，著文批评当局。这两种刊物都没出几期就被查封了，但王造时并没有就此罢手，仍然通过讲坛、刊物、社会活动抨击国民党。这样一个人，当然是特工部门的注意重点。
戴笠的手下除了监视跟踪王造时，还给他打恐吓电话、寄子弹信等等，他均一笑置之，我行我素。一天，国民党元老李烈钧把他叫到家中，拿上一张“勾命单”给他看，说这上面有你的名字，最好离开上海躲一躲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