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殿英和李岱商定了两对策。一是通过特殊关系将十箱古物珠宝献给宋美龄，特别是慈禧鞋上那一对胡桃大的夜明珠深得宋美龄喜爱，她专门到美国定做一双舞鞋，缀上那两颗宝珠。有次去南京“励志总社”参加舞会，全场灯光关闭，她的脚上光华四射，出尽风头。一是说服杨明轩把全案承担了。又通过幕后活动，轻判九年徒刑了事。两条对策都行之有效，轰动全国的“东陵盗宝”巨案就此了结。
1948年，傅作义在北平起义，孙殿英被俘，那只玉蝉仍在他腰上挂着，未被没收。关押初期，孙殿英拒不认罪，公开宣称“俺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只怕断了鸦片烟。”监牢里哪里会有鸦片烟给他？他百病齐发，奄奄一息了。战犯管理所为了抢救他，作为特殊情况，派人找来鸦片，救了他的性命。后来又用逐日递减的方法帮他断了毒瘾。孙殿英深受感动，终于认罪并交代罪行，指着玉蝉说：“这是慈禧的罪证，也是我孙殿英的罪证。”
陈布雷自杀谏蒋
陈布雷（1890~1948年）名训恩，又名彦及，字畏垒，浙江慈溪人。与蒋介石同乡。早年参加同盟会，曾在上海《商报》、《时事新报》、《天锋报》、《四明日报》任主笔，撰写蜚声报坛、极具辛辣的评论文章。他的文章气势磅礴、文采熠光。
陈布雷淡泊名利。他初与蒋介石见面时，不是国民党党员，进入侍从室，正式做蒋介石高级幕僚，蒋要他为中央委员时，才由蒋介石、陈立夫二人介绍加入国民党，也是蒋介石介绍入党的第一人。蒋介石十分信任和倚重他，1935年建立侍从室起便任第二处主任，成为蒋介石最高权力的幕僚长，是侍从室的元老，蒋介石所有文告都出自他手笔，而且蒋介石很难删改他的原稿，他终身为侍从室二处主任，被称为文胆。
陈布雷身材矮小，弱不禁风，十足文士姿态。他衣着生活十分俭朴，特点是一握笔便烟茶不停。待人诚恳，不愿参加宴会，不管上、中、下三等人，只要不影响他工作，都欣然接待，倾心交谈。非万不得已，不会将公文交秘书办理，总是自己动手。蒋介石很器重他，要他接替杨永泰的行营秘书长，他力辞不就，只好派张群去当秘书长，以他为副秘书长，仍在侍从室工作。
著名的《告黄埔同学书》、《告全国军民书》，即是他杰出之作。
抗战胜利后，陈布雷起草《和平建国纲领》，其中有几条是中共提出的，蒋介石审阅后，大为不满。虽未声色俱厉训斥，但也说道：“这个纲领要重写。”同时蒋介石在中央委员、立委、盟委联席会议上说：“抗战八年，剿匪也要八年。”整理讲话记录时，陈删去这两句话，蒋介石坚意保留。这是蒋介石生平对他的第一个意见，他则感到这是在蒋身边所受的第一次羞辱，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
国共二次和谈时，陈布雷虽不是正式和谈代表，但以私人名义参加，常与周恩来接触，衷心钦佩周恩来。周对他的品格也十分赞赏，曾在任政治部副部长时，托秘书翁泽永传言说：“道德文章均所钦佩，劝他那支笔不要为一人专用。”
陈布雷有六子二女。其长女陈琏在西南联大时加入中共地下党，到北平后协助地下党在贝满女子中学设地下电台，中统获得情报要逮捕陈琏夫妇。陈立夫、徐恩曾碍于陈布雷是蒋身边核心人物，不愿有损关系，便甩军统去捏这个“炭圆”。戴笠也有他的打算，私下告知陈布雷。陈说：“你秉公看着办吧！”戴笠逮捕了陈琏又秘密放了她，要她回到父亲身边去。陈琏回家后和父亲谈了许多革命道理，要他脱离蒋介石回乡去终老。陈布雷说：“苦于无法跳出火坑。”陈琏最后终于留书而去延安。
蒋介石找陈布雷谈话，陈说：“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隐指蒋经国曾在苏联反对父亲的往事。蒋介石叹口气说：“布雷先生，你女儿的事与你无关，不过你可得把她管起来。”
陈布雷得知陈琏已平安到了延安，便于一个夜间冒着大风雪去访周恩来，拜托陈琏的事。周恩来说：“你的事我会办，你放心。”
陈布雷为蒋介石当笔杆子20多年，深为蒋所器重，在许多重要问题上他的意见都受到蒋的重视。解放前夕，他看到国民党当局大势已去，力劝蒋跟共产党谈判，争取保住半壁江山，可是蒋介石越来越一意孤行，专断独裁，陈布雷深受重创。眼见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大事而无能为力，他郁郁心中，十分痛苦。
1948年11月11日，他彻夜未眠，决心对蒋介石实行“尸谏”——结束自己的生命来感动“君上”，从而采纳自己的主张——这是自古以来，至亲至爱之间、君臣之间、上下级之间意见分歧时，弱方对强方采用的最后的办法。由此可见陈布雷对蒋介石的忠心。
11月12日，是孙中山82岁冥诞，要人们照例要去中山陵集会纪念，陈布雷称病未去，理发、洗澡、换衣服，很从容地准备告别人世。他是孙中山的信徒，在黄昏时，他又独自去到中山陵，向孙中山报到。
11月13日，已是上午10时30分，仍不见他起床，这不合他往日习惯，副官敲门，无反应。门又是锁了的，便从气窗跳进去，他早已停止了呼吸。
陈布雷死后，蒋介石亲往灵堂吊唁，并书写“当代完人”横匾一枋。
抛开政治立场而言，陈布雷在许多方面仍是个值得称道的人。他对家庭极其负责。他25岁时丧父，家中留下弟妹10人，他为长，全家重担落在他肩上，接踵而至的不幸更使他难以支撑：不久，庶母丧，继之又丧妻，遗下三男二女。当时他的职业是在宁波教书，只好辞去教职，回来操持家政，只在附近一所学校兼课。如此艰难地拖了若干年，直到四弟成家后，他才得以松口气。
陈布雷极其注重弟妹的教育，10个弟妹都学业有成：四弟训慈大学毕业，五弟训恕留学法国，六弟、七弟留学日本，两个妹妹毕业于中央大学美术系，此外几个都受完高等教育。
蒋介石绑票“请财神”
蒋介石干过“绑票”，此事鲜为人知，但在国民党高层人物和特工部门却不是秘密。而且蒋介石这次绑票，是为了筹集革命活动经费，就成了“佳话”流传。
蒋介石原名蒋志清，在家乡溪口时，和王恩溥等十人结为盟兄弟，起初不过是好玩，学江湖上“义结金兰”、“有福同享、有祸同当”那一套，后来蒋介石加入同盟会，接触了革命思想，才把这个结盟变为一个革命的小组织。
离溪口不远的畸山有家首富。户主姓夏，名全木，靠做木柴生意起家，发家后在上海等地开商店，在本地开钱庄，名气很响。蒋介石小时在畸山读过几年书，对畸山的人、地都很熟悉。对夏全木的情况当然也了解。
蒋介石在讨袁失败后，回到家乡溪口，一面休养生息，一面和外界保持联系，伺机而动。不久形势变化，蒋介石又要出山，为了筹集经费资助革命，便打上了夏全木的主意。
虽然王恩溥等十个盟兄弟都有一身武功，蒋介石和他们商议结果，决定“智取”而不“武抢”，经过一番策划，便按计行事。
一天，夏全木在家坐着，忽然来了一人，双手呈上请柬，口称溪口某人请夏老板去和外地客商谈一笔大生意，轿子已经抬到门口。夏全木叫人出去一看，果然停着一乘华丽大轿，几个精壮轿夫在旁边等候。夏全木一听是笔大生意，来人又毕恭毕敬，毫不起疑，高高兴兴上轿坐下。
几个轿夫果是好身手，抬着轿子行走如飞，一会儿到了雪窦山，停下轿子，请夏全木进了一间屋子，屋里早有人等候，装烟倒茶，伺候得十分周到。夏见此屋不在溪口，亦不见柬上的主人出来，正在沉吟时，蒋介石来了，请他不必惊慌，不过是向他借点革命经费而已。
夏全木顿时明白自己做了“财神”——当地人称绑票为“请财神”——气得晚饭也吃不下。
晚上，蒋介石来开导夏全木，从自己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一直说到讨袁战争，劝他眼光放长，出资大洋1万元，作为革命经费，革命成功以后定当还报等等。
夏全木被绑来当了“财神”，气得发昏。但都是本地人，对自小在溪口有名的“瑞元无赖”（蒋介石又一名曰瑞元）的行径是听说过的，例如他东渡日本求学、加入青帮拜老头子黄金荣、当过沪军团长等。知道这个人是不好对付的，万一翻脸，自己性命不保，何况1万元也拿得出来，便点头同意了。蒋介石叫他写信给家人备钱赎人。
到了限定日期，夏家把1万银元送到。夏全木走前，蒋介石又叫他回去不要报官，不要张扬。夏全木应允，回去后果然没有报官，但对至亲好友还是透露了绑架他的是蒋介石、王恩溥等人。
后来，蒋介石将夏全木之子夏定峰召到侍从室，任少校侍从武官，果然还报了夏全木。
蒋介石的另一个“校长”头衔
蒋介石是黄埔军校校长人所共知，他还有另一个校长头衔却知者甚少，这就是宪兵学校校长。
谁都知道旧社会的宪兵“见官大一级”，耀武扬威，不可一世。
我在中统时因工作关系和宪兵交往频繁，知之甚深。
早在北洋政府和段祺瑞执政时，便开始创建宪兵。继后，各省也相继创建。但这时宪兵组织只具雏形，只限于在防区内执行勤务。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正式的宪兵开始建制。顾名思义，宪兵是“维护宪法”的兵种，其实不然，除“保护宪法”外，对首脑人物的安全、军事机密的保卫、卫戍、戒严、军风纪、军法，乃至普通行政司法，宪兵都可以插上一脚。
北伐前，蒋介石下令将黄埔军校的一个警卫连改编为宪兵连，隶属何应钦第一军，任务是维护军纪，保护军机军益。北伐节节胜利，总司令部迁驻南昌，又将宪兵连扩为宪兵营，桂永清任营长。继后，国民政府迁武汉，又扩为宪兵团，紧接着再扩为两个团，这就是宪兵组织通称的“老一团”、“老二团”的缘故。
当时新旧军阀矛盾重重，蒋介石在东、西方帝国主义支持下反苏、反共，同时又战胜了冯玉祥、阎锡山和桂系军阀。为维护独裁，蒋介石便加强了宪兵组织的建立。1931年正式成立宪兵司令部，以首都卫戍司令谷正伦兼宪兵司令。谷是日本士官生，积极仿效日本1881年颁布的《宪兵条例》，并在已组建的五个宪兵团中，挑选十余人组成考察团，赴日本考察宪兵制度。回国后把日本宪兵的“特别高等警察”的特务组织照搬过来。拟定《宪兵令》、《宪兵服务规程》报军事委员会核准实施，提高了宪兵的法律地位。蒋介石曾命令各战区司令长官：“宁愿牺牲一个步兵连连长，不愿牺牲一个宪兵，不能将宪兵使用于第一线战斗。”
“领袖”把宪兵的地位抬到如此高度，无异于助长了宪兵的气焰。我们现在在电影、电视、小说中，看到宪兵骄横跋扈，上馆子不付钱，进戏园不买票，动辄打人抓人，虽然艺术上有所夸张，但亦不是诬枉。就是对军政人员，宪兵在街上捉到其短处（例如军风纪不整），不论职衔大小，也有权干涉，令其难堪。所以，当时流行宪兵是“见官大一级”的说法。
司令部既成立，宪兵队伍庞大，组织也健全起来，下设总务、军警、外警、政警、社警、司警六课，军需、军医、军械、政训四处，此外尚有顾问室、技术室、会计室、看守所、杂志社、修械所、军乐队、公墓、通讯营、官兵消费社、车队、特别党部、奖惩委员会、抚恤委员会、考试委员会、教材编委会等，俨然是一个独立的王国。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驾驶学校外，还开办宪兵学校，学生除学习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孙中山、蒋介石的理论外，对党派历史和情报搜集、侦察术、化装术、密码破译、跟踪、脱逃、暗杀、擒拿格斗等均要学习。
全国共有28个宪兵团，解放前夕，除一、九、四等五个团逃台外，其余均留在大陆，或被歼，或起义，或投诚。历时25年的宪兵组织彻底瓦解。
谷正纲与国民党改组派
我先祖父重光（号署霞），清光绪时在贵阳与谷正纲之父皋兰世丈同寅，友谊为换帖之交。谷正纲任中央党部组织部副部长时，我在中央党部工作，后谷任中央党部社会部长时，我任该部法制专员。后该部改隶行政院后，我任谷之机要秘书。对谷的情况较为了解。
谷正纲是贵州安顺人，弟兄四人，大兄谷正伦，号纪常；二兄谷正楷，号仲常，未出任公职；谷正纲行三，号叔常；四弟谷正鼎，号季常。弟兄三人同为国民党中央委员，时有“一门三中委”的说法。
谷正纲与四弟正鼎，原留学德国柏林大学。1926年，第三国际与国民党合作，在莫斯科设立孙逸仙大学（后改为中山大学），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命谷正纲弟兄二人离德，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回国后谷正纲任中央党校（中央政治大学前身）训育主任。这时正是国民革命军攻克南京，蒋介石开始“清党”，组织南京政府，造成宁汉分裂。
不久又走向宁汉合作。合作之后便开始排斥汉系人物。汪精卫等人极端不满，便联合广东籍委员回到广州，发起“护党运动”，旋即失败，逼得汪精卫出国。顾孟余、陈公博等便集中在上海搞“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简称改组派）。谷正纲这时也参加了改组派，他认为共产党工农运动过于激进，必须改组国民党，以平民为基础，恢复1924年精神，彻底实现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对外策略和对内政纲。改组派组织系统分为中央、地方、小组三级制。中央设总部，省市设分部，县设小组，进行秘密活动。总部中央委员以当时国民党第一届广东籍的执委、监委组成下设组织、宣传两个部。王东平任组织部部长，陈公博任宣传部部长。总部设在上海。当时京沪和江苏全省参加的人不少，特别是南京很快发展到六七百人，70多个小组。在中央军事学校里，就有30多个小组。
谷正纲介绍其弟谷正鼎加入，并任北平分部的负责人。1929年，国民党南京市召开代表大会，谷正纲这时是中央政治大学训育处处长。改组派趁此机会，推谷为代表大会主席。提出反对二中全会指派代表，要求选举，同时散发反蒋传单。蒋介石下令宪兵武装镇压，勒令解散代表大会。代表与宪兵发生冲突，宪兵大打出手。幸好当时谷正伦是宪兵司令，碍于情面，谷正纲仅被殴打成重伤，保住了性命。
改组派没有具体反蒋计划，不过作了些军事方面的斗争，最大的一次是策动张发奎，参加广西军阀反蒋战争，最后遭受失败。
这时正值蒋、冯、阎在津浦线上展开你死我活的惨烈大战，汪精卫趁机召开改组派扩大会议，准备在北平首先发难，但未料到张学良带兵入关助蒋，致冯、阎遭到惨败，扩大会议也随之瓦解。蒋逼汪精卫再次出国。改组派由此瘫痪下来。各省、市、县组织也停止活动，许多成员脱离组织，归入蒋介石系统，改组派以瓦解告终。
谷正纲由改组派的中坚人物，突然转化成为蒋介石的积极拥护者，是因其大哥谷正伦乃蒋介石亲信所致。另因谷同陈立夫私交很好，是“CC”核心人物。据我所知，“CC”的另一领导人张道藩与谷的关系密切，所以谷正纲从此成为国民党的极右人物，一心一意拥护蒋介石。
戴笠与胡蝶
香港沦陷前夕，当时著名影星胡蝶将细软财物装了20多箱，托朋友杨惠敏带往重庆。
这杨惠敏也是个有名人物。上海淞沪战争时她才16岁，曾冒着炮火给19路军524团送国旗，为“八百壮士”助威风、增豪气，因而闻名全国。所以，杨惠敏全家到渝，由我以政治部联络参谋名义负责安置、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