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里的共产党人
先父宗尧公清末毕业于京师法政学堂，后去日本入东京大学法科深造，认识黄复生、喻云纪，加入同盟会。民初任职司法院，在南京常与黄复生交往，这时黄复老因曾被刑部关押在天牢，受风湿侵袭，已开始感到行动不便。复老常讲当年刺摄政王载沣事，先父亦对我津津乐道。
关于刺摄政王事，世间多讹传，其内幕鲜为人知。
清末光绪、宣统年间，有志之士多在日本参加兴中会、华兴会。思想倾向推翻清政府，建立新政。那时阿芙乐尔炮声未响，十月革命未起，中国共产党也未建立。1927年以后许多同盟会人加入共产党，这是历史潮流。
据我所知：吴玉章1905年在日本留学时，即随孙中山先生组织同盟会，而且在同盟会里任评议员，曾同方君瑛、曾醒、汪精卫、陈璧君等组织谋刺清政府水师提督李准、端方、摄政王。因黄复生炸摄政王未成功，与汪精卫等一同被捕囚入刑部天牢。
吴玉章等准备组织劫狱营救黄复生、汪精卫出狱未成，后同熊克武、但懋辛等到香港与黄兴、喻云纪、胡汉民等商计广州起义。
1922年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学生撵走校长贺伯忠之后，学生们要求吴玉章任校长，即在校建立“中国青年共产党”，有20多人参加，还有杨尚昆和他四哥杨公参加。杨森那时当四川督理，要逮捕吴玉章，吴玉章即同刘伯承、熊克武转道去湘黔。1925年在北大见到赵世炎，知道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后，由赵世炎、李国瑞、童庸生介绍加入共产党，即把四川的“中国青年共产党”组织解散。
吴佩孚的流寓生活
如今60岁以上的人很少不知道直系军阀的头号人物吴佩孚的。说起吴佩孚，可称是个传奇性的人物，既能带兵作战，又能诗能文能字能画，说他“文武双全”似不为过。
先父宗尧公民国初期为临时大总统派驻北方代表之一，在北平与吴相识，后又常有书信往还，故对吴了解甚深。
对吴佩孚的褒贬，野史、正史均有定论，本文仅就他入川避难期间的轶事作点叙述，聊作史料之补充。
1926年吴佩孚在武汉被北伐军击败，退回洛阳老巢。这时冯玉祥（曾是吴部属）由苏联回国，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在五原誓师后即率部出潼关，直取洛阳，逼得吴弃守西巩大帅府，逃到邓县依其旧部于学忠。
但于军内部也出现分裂，军心不稳，且吴的卫队也出现倒戈征兆，吴只好作入川避难的打算。他是经过一番分析的：当时北伐军与奉军胜负未分，四川军阀中杨森、刘存厚、邓锡侯、田颂尧与自己有袍泽之谊，特别是杨森曾受自己恩惠，入川后万一机缘巧合能策动川军拥己，尚可逐鹿中原。
1927年7月，吴佩孚由河南经鄂西入川到达奉节。当时杨森驻防万县，吴一入夔门，杨即派第八师师长王久俊前往迎接，修葺白帝城供其驻扎，然后亲往慰问，向吴保证供应。
翌年，杨森派轮船三艘将吴及眷属、卫队3000余人接到万县，住到天生成寨内。
杨森如此作为，遭到南京政府斥责，并免去本兼各职。杨命驻上海代表刘介藩前去申诉云：吴佩孚入川是他个人行动，并非杨森邀请。吴本人早已觉悟，在川未再言复辟，已成为政治上过去人物，失掉号召力。迫于穷途末路依傍旧友，乃人之常情，纯系私谊，杨森效忠党国不敢人后，为免误会已将吴自卫武装解除……不久，杨森为推卸庇吴之责，拟将吴送往大竹县云雾山笠竹寺隐居。大竹是杨部第七师防地，师长范绍增乃绿林出身，极重江湖义气，见吴落魄，便表示友好，将吴安置在大竹城内芝兰堂居住。芝兰堂是一旧大宅院，吴在此设置大帅行辕，并挂出“讨贼联军总部”的衔牌。是年吴50岁生日，范绍增为之大办寿庆，杨森亦送去寿礼两万元。
1928年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召开，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任国民党中央委员长、军事委员会主席。1927年桂系军阀曾逼蒋下野，蒋恼恨在心，复职后更不允桂系坐大，打算联络川军夹攻桂系，便派他日本士官学校同学、川人杜炳章赴川，调查杨森庇吴一事。这显然是为笼络川军，为杨森复职走的过场。果然杜到万县和杨森密淡，两天之后返回重庆向报界发表了为杨森洗刷的讲话，然后回南京报告蒋介石。蒋下令恢复杨森本兼各职，并委为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左翼总指挥，率军北伐，实际是打桂系。桂系被逐出两湖退回广西。
当然，吴佩孚在四川的活动岂能瞒过蒋介石耳目？若不剪除，后患无穷。蒋便密令刘湘、赖心辉倒杨攻吴。刘、赖二人奉命攻杨，被23师罗泽洲袭击后方，刘、赖二人败北。
罗泽洲部旅长熊玉璋早就垂涎吴佩孚手里的大批武器，此时乘机进入大竹，声称保护大帅安全包围芝兰堂，胁吴交出步枪、机枪千余支，子弹50余万发，然后把吴“护送”到大竹与绥定交界的檀木场。
吴佩孚深感局势对他不利，于1931年5月离开檀木场到成都，稍作逗留，由邓锡侯派员潜送至甘肃武都，结束了在川三年的流寓生活。
吴佩孚是山东蓬莱人，清时秀才，后从戎，成一方军阀。观其一生，有大恶，无大善，然晚节可嘉。吴晚年隐居北京，生活困难靠旧部接济。20世纪30年代，日本人要他出任华北自治区负责人。吴坚守民族气节不应，以棺木置堂中，表示以死相拒，日本人才另寻王揖唐、殷汝耕辈为傀儡。不久，吴牙痛，日本人强派医生治疗，以毒药针将吴害死。
吴在芝兰堂时，每以书画自娱或赠友。我家原有他的字画多幅及其与生父信札稿，后部分毁于日军轰炸，部分被没收。
冯玉祥机智脱险
抗战时期，陈诚兼任“全国慰劳总会”会长，谷正纲、马趣俊为副会长。总会有委员50余人，都是社会各界名流。谷正纲给我一个委员名额，作为他在总会的代言人。
慰劳总会组织了一个“抗战将士慰劳金募捐团”，冯玉祥为团长，到政府机关借调一部分人为团员，连同事务勤杂人员在内有40余人，专到川南、内江、资中、自贡、犍为、乐山、富顺、宜宾等地向资本家、盐商、糖商、酒厂募慰劳金。出发前冯玉祥亲书了很多条幅、横批、对联，印制很多抗战歌曲和宣传的小册子。到达各地之后，冯玉祥住进当地政府准备的住宿地方便开始工怍。根据地区的大小、繁荣情况决定举行好多次群众集会，并由当地党政机关提出的名单，进行个别拜访。在群众会上，冯玉祥先演说，后独唱他自编的募捐歌。在这种激动人心的场合，有的群众当场取下金戒指、手表、金表链，有些妇女摘下金耳环、金手镯捐献慰劳金。在个别拜访中，由冯玉祥在预先写好的条幅和对联上添上捐款人的名号，由我给他们拍下与冯玉祥的合影，冲洗好后冯玉祥又在上面签名盖章再送去。每天都由《中央日报》、“坚信通讯社”发出新闻，将捐款人姓名和捐款情况予以报道。
冯将军历时四个月，行遍川南各县、市，募集捐款达300余万元之多。所花费的仅是2000张五尺宣纸，成绩十分显著。
在乐山结束募捐任务后，我向冯将军请了假去成都看望在四川省政府秘书处工作的伯父。伯父又同我前往曾任省府秘书长的邓汉祥世伯家问好，他同我父亲是很知交的朋友。邓汉祥很关心我，详细垂询我的情况，并嘱我返渝后代他问候谷正纲。邓是贵州盘县人，与谷氏弟兄交情很厚。在谈话中我向邓详述募捐经过。邓欣然说：“你知不知道我与冯焕章（冯玉祥字）在民国初年就打过交道？”我回答说：“不知道，未听家严和家伯谈过。”
1915年，蔡锷、唐继尧发起讨袁运动，受到全川人民的支持。当时只有袁世凯心腹川军第一师师长周骏率所部王陵基顽固抵抗讨袁军，力不能支，袁世凯便派亲信参谋部次长、“成武将军”陈宦为新军33混成旅统领，率领冯玉祥、伍桢祥、李炳之三个混成旅入川，协助周、王镇压讨袁军。
入川后，陈宦将李炳之旅留在川东，将冯、伍二旅派驻成都。
不久，四川宣布独立，曹锟十分恼怒，派周骏、王陵基二人迅速攻占成都。正当情况紧急需要兵力保护成都时，伍桢祥将所部带走，冯玉祥也欲将部队撤向陕西。成都政、商、学各界并五老七贤在皇城致公堂议事，邀请冯玉祥参加，代表尹仲锡说：“周骏、王陵基附逆进犯成都，请冯旅长布置抗敌。”
冯玉祥说：“四川人排外情绪甚重，我若与周、王作战，遍地皆敌，阴谋诡计防不胜防。”
当时邓汉祥在成都供职，听了冯的发言，即和刘存厚说道：“川人均反袁，周、王西犯成都即是与川人作对，无人会帮助他们。”冯玉祥立马表示：“之所以要移兵陕西，是不了解这层关系，各位先生以大局为重令人佩服。我冯玉祥粗知大义，灭逆贼卫地方是军人职责，虽肝脑涂地亦在所不惜。但对一般士兵似应有所鼓励以坚斗志，望各位有所指示。”
尹仲锡说：“既要贵部防守成都，粮饷物资自然由地方负责，请教冯旅长需要多少，才能满足士兵需要？”
冯玉祥确是深明大义的军人，否则怎么会在入川后由助袁变为反袁？但所部之兵并非川籍，要他们卖命护卫成都，自然要考虑到他们的利益。当下冯玉祥笑着答道：“韩信点兵多多益善的道理，各位岂不明白？我也不说数目了，各位尽力吧。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有我冯玉祥在，周骏、王陵基如果能过了龙泉驿，我把鼻子割下来。”全场欢声雷动，当夜社会各界便筹集了大批牛羊肉、面粉、大米和20万银元送到冯旅。
殊不知冯玉祥收下钱粮后，仍命部队向北移动，使陈宦和成都人士大为恐慌。
原来四川宣布独立，也是陈宦在冯玉祥的力主和全国形势的促使下采取的举动。陈、冯二人关系久远，自清末以来，陈一直是冯的上司，入川前冯是一名团长，也是陈保举为旅长的，今见冯之所为，便约他来商量。
冯玉祥带了一个营和一个手枪排赴约，邓汉祥和刘存厚相陪，到了陈宦寝室。陈大声斥责：“我从前清到现在始终扶持你，这次入川，你坚决要求反袁、独立，我同意了。现在要你去打周骏，你又要带走部队，你到底是什么用意？”冯玉祥说：“将军待我不薄，我是知恩的，打周骏我也不怕，我是怕一打起来就收拾不住，把局势搞乱。将军不要误会。”
这时刘存厚把邓汉祥叫出去说道，已安排好就在陈寝室外杀掉冯玉祥，要邓汉祥进屋去佯作敷衍，把陈宦调出来。陈宦出来听了刘的话后，不同意如此，怕把冯部逼反。
冯玉祥见三人进进出出，神色异常，便疑心顿生，率领卫队回营了。
当日，冯给陈写信说道，陈被小人包围，临事不察，请在24小时内离开成都，沿途安全由他负责。如不离开，他将开炮轰击皇城。陈宦不得已只好离开四川。
冯玉祥将军是有信誉的人物，他出身于贫寒，读书不多，但领兵处事有雄才大略，机警过人，由此可见一斑。
盗墓将军孙殿英
国民党第12军军长孙殿英盗了慈禧墓，这是众所周知的，但要说这段往事，索性把时间再推前，从鲜为人知的一件国宝说起。
清朝咸丰帝新宠慈禧时，送给她一件定情之物——玉蝉。这玉蝉是用羊脂美玉精工雕琢而成，玲珑剔透，栩栩如生，本是列入御饰库册簿的国宝。慈禧珍爱之至，把它作为扇坠，挂在常用的垂金扇扇柄上。
1858年（咸丰八年）某西洋画家给慈禧画像，见到这只玉蝉，知是宝物，曾以10万两白银的重赂要李莲英给他弄到手，李莲英不敢。洋画家回国后，曾有笔记记此事。
慈禧曾多次和李莲英谈及，她死后必须把玉蝉随葬。李莲英亲记于《承训簿》中。
慈禧死后葬于河北省遵化县马兰峪，陵寝号曰“定东陵”，其规模之大，耗财之巨，用工之多，超过明、清两朝任何一位帝后。
至于随葬物品，据李莲英笔记称：“她把自己一生所收藏之物和宫中宝库的无价珍品宝物全部随葬。内着金丝串珍珠金线绣花朝服，外罩金丝盘龙黄缎袜，全身缠绕九种珍珠龙串，头戴珠冠，上嵌红宝石108颗，绿宝石108颗，蓝宝石108颗，大钻石36颗，猫儿眼（宝石）72颗，冠额上嵌有大如鸡卵宝珠1枚，单这项珠冠就值白银1000万两。脚穿嵌珠宝鞋，棺内垫铺金丝镶宝锦褥24层，脚蹬两朵粉红色镶碧玉莲花，头顶正中为波斯进贡的碧玉六瓣荷花球，右手边是翡翠西瓜和那柄垂金扇及玉蝉扇坠，左手边是翡翠甜瓜。身体两旁放置了象牙嵌金大如意，上万宝石雕制的各种果品，玉雕荷花、莲藕、金镶玉佛、十八罗汉等，其余空隙之处，用了一斗小珍珠予以填充。最上面用了金线绣制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作饰罩。”
关于随葬珍宝情况，除李莲英外，他的侄儿李允中的笔记《爱月轩》中也有记载，当时的《顺天时报》也有所披露，引起帝国主义和歹徒的垂涎。为保护东陵，清朝在马兰峪专设一总兵配合内务府太监看守，故而各方势力均只有望陵兴叹。辛亥革命后，东陵仍由皇室人员看管，未被触动。
1928年，国民党12军来遵化驻防，事态就有了变化。
12军的军长孙殿英就是闻名中国的“盗墓将军”。孙殿英，河南永城人，一个十足的无赖，因赌博纠纷逃到清军汉军旗绿营当马夫，通过行贿当了连长，便带了这连人马四处流窜，干起土匪勾当。后来窜到山东投靠张宗昌当了师长，北伐军把直鲁联军打垮，他又改投蒋介石，当了12军军长。
孙殿英有个机要秘书李岱，是李莲英的侄孙，向孙殿英详谈了定东陵和裕陵情况（裕陵是乾隆寝陵，在马伸桥，与定东陵仅一山之隔），孙殿英听得馋涎长流，决心盗此二陵。
却说奉军被打垮后，部队被国军改编，其中有一团长马福田，本是当地惯匪。这年端午节期间，得知东陵看守人丁不多，便勾结了土匪朋友，杀尽守陵人，将全团带至马兰峪，准备盗陵取宝。
孙殿英得知后，认为机会来了，命令第一师即刻驰赴马兰裕，把马福田一团人全数消灭。然后孙殿英赶到，扬言要军事演习，把马兰峪、马伸桥划为演习区，岗哨密布，断绝交通，派工兵炸开定东陵、裕陵地道口，将二陵藏宝全数掠走！
孙殿英盗宝得手后，将宝物一部分赏给参与盗宝官兵，一部分偷运到国外，一部分归自己享用。两陵珍宝不计其数，被孙殿英如此糟蹋。尤其是偷卖部分得不偿失，损失简直无法估计。
那柄垂金扇和玉蝉被孙殿英获得，他把玉蝉摘下，挂在腰间作饰物，一刻不离。
不久，天津海关破获了一桩盗运古物案，扣押了35箱古物，专家辨认是两陵随葬物品；同时又在天津缉获张岐厚偷售珠宝案，也与二陵随葬珍宝有关。
张岐厚，天津静海县人，被抓来当兵，思念家中老小，早存逃跑念头。他并未参加盗陵，只是在陵外警戒。“军事演习”结束后，军纪松弛，他便寻机逃走。路过定东陵时，他无意中在地上发现两颗大珍珠，于是继续寻找，又获大珍珠36颗，喜出望外，直奔静海老家。到天津时饿极，无钱买饭食，只好拿出一颗珍珠求售，被侦缉人员发现，将他拘押，审讯时他供出实情。
于是，孙股英盗陵案成为新闻，全国为之轰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