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志强
自1921年瑞典人高特生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现彩陶以来，在我国境内，东起大海、西到新疆，北起大漠、南至两广的广大地域都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绘画遗物——彩陶。彩陶已经成为目前所知的，我国境内分布最广，数量最多，时间最早，延续时间最长的艺术门类。它大约出现在距今8000年前，在中原地区消失的时间大约距今3500年前后。其前后跨度达四千多年。和我国自甲骨文开始的全部文明史长度差不多。而且彩陶正处在和我国文明史相衔接的阶段上，其历史与文化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由于彩陶的发现只是近半个世纪的事。对它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仅从艺术角度看，虽然不乏有真知灼见的的文章和着述，但就其总的方法而言，由于受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局限，大多以偏颇的反映论和写实主义绘画的模式去套合彩陶纹饰，因而很难把握彩陶艺术的真谛。本文仅想从彩陶艺术的造型特征出发，管窥当时人们的审美观念和民族绘画发端时所展现的趣味特征。
一从象生性形象与几何级的关系说起
1953年，有关部门在西安东郊灞桥附近选择电厂厂址时发现了彩陶文化遗址。在已故知名艺术家赵望云先生的促成下，国家文物局决定发掘并保护这个史前文化遗址。这就是西安半坡村遗址和半坡博物馆。
在半坡遗址发掘报告中，着名考古学家石兴邦先生提出，半坡彩陶中的鱼纹与一种三角形几何图案纹饰之间有明显的继承关系，大量出土材料证明。这种三角形几何纹饰是由鱼纹演变而来的。这一看法是极有见地的。但是，在较长时间内，这种意见并没有得到公认，特别在美术界。究其原因，我以为长期以来，简单的反映论与根深蒂固的贵在似与不似之间的传统绘画观念相交织，既排斥西方非现实主义的艺术诸流派，又无视民族美术中一切逾越了似与不似这一界限的艺术形式和种类。因而，对彩陶艺术在鱼纹与几何纹饰之间建立的，逾越了不似这一极限点的联系，反应淡漠是十分自然的。然而。地下的出土资料一次又一次将这座桥梁架起。1965年，北京大学教授苏秉奇先生在分析陕西华县泉获村新石器时代彩陶中鸟纹演变规律时，以严格的地层关系确证，鸟纹形象也有由象生向图案化演变的倾向。时隔13年之后，严文明先生在《甘肃彩陶的源流》一文中更明确地排列出鸟纹和蛙纹与几何图纹之间的演变序列。这些带规律性的结论再一次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即能否用“传统”的绘画观念和西方写实的绘画观念看待中国早期的绘画现象，按理，这个问题是应当引起美术界重视的，但回答仍然是迟钝的。不仅有关先秦美术的文章中较少提到这一规律性的东西，即是近年来出版的美术史着作中也很少涉及这些比较重要的理论问题。不少研究者惯于将彩陶中的几何纹饰划为“图案”范畴，排除于“传统”观念支配下的绘画范畴之外。相反，对那些考古界命名为“象生性”的纹饰却冠之为“写实性形象”，并誉之为“写实性极强”以向写实主义的模式靠拢。可是，我们如果真用写实的观念认真对照这些动物形象，就会发现，它们之间的距离是很大的。例如被称为写实性极强的鹿纹，其身躯作剪影状而且极不准确。无怪乎考古界有人竟认为它是羊纹或狗纹。
半坡的一件彩陶人面鱼纹盆内画有两条鱼纹，这两条鱼纹常常被用来作为“写实”的典型。这两条鱼形体比较匀称，结构也比较清晰，但那表示鱼鳞的网状的线，被概括成三角形的头都实在无法用写实的词语来称谓。特别是本来如叶片状的鱼鳍，这里只用一两根短线表示，找们之所以知道它是鱼鳍，并不是因为它是写实的或相似的形象，而是因为它在鱼鳍所在的部位。可见，用西方“写实”绘画的观念衡量七八千年前的中国传统绘画，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将不似的几何形纹饰排除出中国早期绘画的范畴也是不能成立的。前述考古学家们用确切的地层关系及器形分析得出的，象生性形象与特定的几何纹相通的结论这里不再重述。许多彩陶纹饰都表明，一些几何形的，不似的形象不仅与象生性的动物形象有同样的审美功能，而且比这些象生形象更成熟更完美。
彩陶纹饰中有许多纹饰都是以动物最富特征的某一局部代替动物本身的。这些局部虽然不是这一动物。但是由于它最能反映这种动物区别于它种动物的特征，所以在彩陶及商周青铜纹饰中是很盛行的。
猫头鹰最富特征的是一双耳朵和一对大眼。特别是这对大眼不象别的鸟那样长在头的两侧，而是长在同一平面上，这在鸟类中是绝无仅有的，不仅如此，这双眼睛在夜间也能像白天一样明察秋毫，所以以猫头鹰的双目代表猫头鹰再好不过了。甘肃秦高大地湾发现的猫头鹰纹陶片，陕西华县泉获村出土的陶塑猫头鹰面盘，都舍去猫头鹰的身体而极力突出猫头一双又大又园的眼睛。
彩陶纹饰中还有一种猪面纹，着意刻画出猪那独特的鼻子。甘肃、陕西发现的彩绘猪面纹都在猪咀部位画出一个横置的扁园形，并特意突出园园的两个鼻孔。猪的鼻子不仅外形独特，而且具有特殊的功能。它转动灵活，而且很有力量，是猪觅食及防卫的主要器官。可见，六七千年前的中国绘画，并不如实的模画对象，也并不受似或不似这一观念的限制。这种表现方法有很大的会意即意象成份，这些艺术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示意性的符号。
新石器时代彩陶中数量最多的动物纹是鱼纹。彩陶鱼纹主要布分在西起天水、东到洛阳、北到晋南、南到汉水的秦岭两侧谷地地带。从彩陶鱼纹的发展和演变看，先民们常常以鱼尾形象代替鱼本身。这种以鱼尾代替鱼的方法在彩陶发展的晚期数量最多，而且有定型化的趋势。鱼尾作为鱼体的组成部分，不仅外形特征比较突出，而且它是鱼的动力器官。鱼能在水中自由跃动，其力量的主要来源是靠尾巴的摆动获得的。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先民们在创造这些代表某种动物形象的局部形象时，不仅依懒于这种动物在外形上的独特之处。而且更注重能体现这种动物生存和生命运动本质的某种器官。可见。这种示意性的艺术形象的获得不仅靠观察，更多地带有人们长期狩猎实践的体验成分。这种基于人们长期实践和感知之上的，破坏了动物形象完整性的局部，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品，不是人们对自然对象静观或欣尝的产物，而是具有体现这一动物本质，即在与其它动物之间关系的会意性符号。由于它潜化了这种物象及这种物象与它种物象的关系，潜化着人们的真倩实感，虽然造型简单，但比完整的，真实的动物形象更富感染力。
彩陶中还有一些纹饰是将同一动物的同一部位从不同角度重新组合的，也有将几种不同动物的不同特征集中起来组合成一个新的艺术形象的。这种超时空的复合形象不仅增加了会意与示意的角度和层次，而且为表现自然界与人类的多种多样的关系开辟了道路。
半坡遗址出土的彩陶鱼纹中，就有将两个侧面鱼头概括成两个相对的三角形，极似从正面看去的鱼头形象。
武功县游风公社出土的一件彩陶葫芦瓶上绘有两条鱼纹，这两条鱼的头部都很奇特，仔细观察便会看出，原来鱼头是由卷曲着的鸟构成的。
临潼县博物馆收藏着一件彩陶葫芦瓶。这件彩陶葫芦瓶一侧画两条上下逆向游动的大鱼，鱼头略作方形，另一侧画一个怪异的人面。这人面长有两只大而圆的眼睛，眼睛下面的鼻子椭圆而有双孔，与示意性的猪鼻画法相同。方形的大口内，上下各有两个门齿相对，口的两角有两个大獠牙由下而上向口外伸出。更奇特的是在人头顶上长着三只大兽角，从角的特征看似牛角。整个人纹头顶的兽角直通瓶顶，下颌和瓶底相齐，真有顶天立地的气势。其笔法粗狂，形象神秘，但亲切感人，实为新石器时代彩陶中一件少有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