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华南沿海的闽、台、粤、桂等地区，滨海的贝立遗址反映出当时这里的人们过着半农半渔的经济生活。这区域流行绳与竹相结合的编织器，拍印的绳纹是陶器上的主要纹饰。这地区的彩陶有着相同的艺术风格，它们的早期彩陶火侯较低。而且多以土红色绘条纹、勾曲纹和卵点纹。福建台湾浩海地区的彩陶，以饰有红色卵点纹为共同的特色，它们的彩陶花纹共同溅上了台湾海峡的浪花的印迹。这地区远古文化的中期陶器常用贝壳边缘压印出花纹，这些方面共同特点，充分表明了闽、台、粤、桂沿海地区自古以来有着密切的联系，有着风格一致的装饰纹样，乃属同一文化系统。
5．长江中游地区
长江中游地区以江汉平原为中心，河流纵横，湖泊密布，远古时期这里有大片的潮湿的沼泽地区。这地区的植物茂盛，竹林遍野，动物品类繁多，人们富于想象，是原始巫术盛行的地区。
长江中游一带是竹器流行的地区。距今6000年左右的大溪文化的陶器以圈足为特点，其器形是对带有竹圈足的器物的摹拟。彩陶上富有特色的纽索纹，是源于竹条编扎器的花纹，这些拟编织物的几何形纹是这地区装饰花纹的特点。
湖南、江西一带的陶器工艺以印纹为主，是原始印纹陶的主要发源地。湖南北部的大溪文化的印纹白陶的工艺尤为精湛，采用了陶范模印花纹和在地纹上堆加凸起的主题花纹的装饰手法，与商代青铜器上花纹的装饰手法是相同的。而湖南大溪文化陶器印纹中的原始夔龙纹和雷纹，也是商代青铜器上常见的花纹，因此印纹陶工艺是商代青铜器工艺和纹样的源头之一。
以鄂中、鄂东为中心的屈家岭文化，陶器以薄如蛋壳的殊绘黑陶和彩陶杯为特点。彩陶纺轮也是屈家岭文化晚期具有特色的器物，彩陶纹轮的图案格式主要有旋式、十字式和反向平行线式，这些图案格式和纺轮旋转时的律动很和谐。尤其还出现了太极式的阴阳纹，以S形的弧线为图案的结构线，相反相成的双关的阴纹统一于圆形的周而复始的循环不已的律动中，杰出地运用了对立统一的形式法则，而太极式的图像则成为中国传统图案中最富哲学意味的纹样。
6．甘、青、宁地区
新石器时代的晚期的甘肃，处于关中农业文化、北方草原文化和川北山地文化的交叉地带，尤其在沟通古代东方和西方的文化起着枢纽的作用。
甘、青、宁地区在距今5000年时兴起的马家窑文化，不仅保持着彩陶传统，并且将彩陶艺术推向了巅峰。彩陶花纹无比的精美繁丽，被誉为新石器时代彩陶之冠。半坡文化和马家窑文化时期的人头形雕塑和彩绘花纹相结合的彩塑，将我国传统雕塑中富有特色的彩塑的历史上溯到5000多年前。
在东乡林家的马家窑文化遗址发现了一把距今5000年时的青铜刀，永登连城马家窑文化遗址也出土了青铜刀，因此甘肃是我国青铜器出现最早的地区之一。并且这地区发展起来的青铜器愈来愈多地带有草原文化的气息。
甘肃、青海是古氐羌集团的分布地，对于古氐羌集团在我国远古文化中的地位应该得到更高的评估。
7．中原地区
中原地区包括河南的大部分、山西南部、山东西部。为华夏文化的发祥地。
在中国原始社会晚期，中原地区由于不断吸收和汇合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文化因素，成为发展最快的区域。以郑州为中心的大河村类型的彩陶。就受到西邻的庙底沟类型的彩陶强烈的影响，勾羽圆点纹也是大河村类型彩陶的主要纹样之一。大河村类型彩陶的绚丽色彩和背壶的样式，以及彩陶纹样中出现的八角星纹，都是受着东邻的大汶口文化的影响。而筒形瓶和壶形器又分别受着南方的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的影响。河南中部的秦王寨类型彩陶中的红色彩纹灰陶碗，则受到北面的大司空类型彩陶的影响，中原地区成为四面八方的文化汇聚的中心。
但是中原地区的原始社会美术也有鲜明的特色。大河村彩陶上鸟和太阳相结合的阳鸟纹，使人想起鸟栖于篙山而于颖川饮水的古老传说。在河南濮阳西水坡清理发掘的仰韶文化墓葬中，以第45号墓最大。墓主人为壮年男性，葬向为头南足北。同墓还殉葬着3人，其中一个经鉴定为少女，头骨有刀伤痕。墓主人的两侧用蚌壳摆塑成一龙一虎的图案，居墓主人右侧的龙图象位于东，左侧的虎图象位于西，以后汉代的四神方位也是青龙居东、白虎居西。这特定的作为配祀的龙虎的各自方位远在5000年前在中原地区就已确立。在45号墓的同一水平线上，还以蚌壳摆塑了两组图象：一组为叠塑而成的龙和虎驮鹿；另一组为虎和人骑龙。而人骑龙的图象可能含有墓主人御龙升天的意思。濮阳蚌壳摆塑龙虎等图像的出现，表明中国意象美术体系正在形成中。
中原地区的彩陶在龙山文化时期已告衰退，衰退的原因是由于阶级急剧分化而造成的。少数人享用的彩绘陶礼器代替了多数人享用的彩陶日用器，在礼器上特定类别的装饰花纹只能被有特殊身份的人所专用。在中原地区，彩绘陶是介于彩陶艺术和青铜艺术之间的中间环节。从中原龙山文化的山西襄汾陶寺墓地来看，彩绘陶只出于大墓。陶寺彩绘陶盘中的鱼龙纹，呈现出由鱼纹向蟠龙纹发展变化的序列，其渊源可溯自半坡文化彩陶上的鲔鱼纹，以后又发展为商周青铜盘内的蟠龙纹。陶寺彩绘陶上的变体动物纹、圈点纹等，也见于商代的青铜器。可以看出彩绘陶花纹是商代青铜器花纹的重要来源之一。陶寺大型墓中的随葬品特殊而优厚，第3015号墓的随墓葬品达200多件，其中重要的有彩绘龙纹陶盘、以鳄鱼皮作鼓面的绘着多彩图案的木溉鼓、作为打击乐器的大型石磬、陶异形器（陶鼓）、玉钺，还有以红色为底而以黄、白、黑、蓝等色绘制花纹的木器，器形有案、俎、匣、盘、豆、仓形器等。这些器物都不是日常生活用器，而是供显赫的墓主人享用的成组配套的礼器，意味着礼器的兴起。随着阶级出现，我国第一个王朝在中原地区建立，各区域的美得以交融，意象艺术发展到新的阶段。
三由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意象表现的发展脉络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当山西朔县峙峪人在骨片上刻着简单的图纹，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佩戴着染上红色的串珠，就标志着从这时期起已开始运用以形示意的表现方法。
石器时代的美术图纹，不论是仿生性或几何形图纹，都经过了从具象到意象的发展过程。
昌盛于氏族社会晚期的图腾纹样，多以动物为氏族的图腾。因为旧石器时代狩猎经济为主，人与自然界中的动物的关系最密切。他们对能否猎取到野兽或被野兽伤害，都归于作为氏族图腾的动物是否庇佑。而且认为氏族中的成员和作为图腾的动物是一个共同体的不同形体的表现，互相托寓又可互相转化。因此早期的图腾纹样一般是写实的动物图腾纹样。后来，图腾愈来愈神化，以此表示不是生活中的平凡的动物，于是出现了许多夸张变形的变体纹样。在祖先崇拜的意识增强后，又出现了人格化的动物形象，更加脱离了生活中真实的动物纹样、图案愈来愈具有示意性。
每个氏族常以一种超人的动物为图腾，并由以同类动物作图腾的一些氏族来构成部族。当不同部族进而结成部落联盟时，由于“族”的范围不断扩大，“族”的组合成份也变得复杂，人们对“族”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原先表现单一氏族或部族的纹样，尤其是写实的仿生性纹样，已不能表现范围更广的部落联盟的远为复杂的内涵，必须采用意象表现的方法。于是在氏族社会趋于解体的时候，由原先以写实的单独纹样为主，变为以写意表现的复合纹样为主。
早期陶器上的几何形纹样都是源自陶器出现前人们使用的编织器的肌理纹样，随着在陶器上摹拟编织物纹样能具有功能的假想日益淡薄，又因为专业制陶手工业者的产生，由于工艺技术的发展和需要，逐渐脱离了被摹拟的编织物肌理术纹样的原型，并根据工艺的需要和美的法由而设计出经过变化的几何形纹样。
如果说早期陶器上的几何形纹源自编织器肌理纹样，这在世界上远古文化的发展情况基本相同的话，那末古代中国图腾纹样的以后的发展过程，却更多地显出了自己的特点。因为中华民族是多民族组成的综合体，中华民族特殊的形成过程，决定了写实表现的氏族图腾纹样，愈来愈不能表现由于各族不断融合而不断扩大着的共同体的形象。所以，在中国原始社会晚期，在军事部落联盟形成时，出现了表示不同部族组成的部落联盟的复合意象，这是中国美术走向意象表现的第一阶段。
从各地区分散的部族到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国家的建立，使各区域具有特色的美术在这过程中逐渐融为一体，并且在青铜艺术等方面都表现出来。
从青铜艺术方而来看，青铜礼器只被少数权贵人物所享用，青铜礼器上的图案纹样，是内涵更为广泛的复合纹样，乃是以各方各族的图腾纹样组成的复合体，装饰在青铜礼器上是用以供奉宗主神。《左传·宣公三年》有一段关于青铜艺术的重要记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形，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人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魑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所谓“远方图物”，即指各地的方国的图腾纹样或神祗的图形，铸于鼎之类的青铜礼器上，用以供奉或祭祀中原地区宗主国的宗主神，而宗主国则利用神权来加强对各地方国的统治，因此青铜礼器上的花纹能够起着“协于上下，以承天休”的作用。而青铜礼器上的花纹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各地区图腾纹样进一步的复合，图纹的内涵更为深广。从商周青铜纹样来看，有源自中原龙山文化的蟠龙纹、圈点纹、变体动物纹；东部沿海地区河姆渡文化的良渚文化的凤鸟纹，良渚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兽面纹；华南地区印纹陶上的夔龙纹、雷纹、叶脉形纹、回纹。除此，大溪文化印纹陶的采用陶范模印花纹和密布的地纹上堆加主题花纹的装饰手法、良渚文化兽面纹饰于玉器转角处的图案布局，都为商代青铜器所沿用。因此青铜艺术是各方国图纹和工艺技术的综合的体现，青铜礼器纹样是能够沟通天地的神秘意象。
从商代的甲骨文来看，它是由象形和指事两个系统的原始文字复合而成的更加高级的会意文字。属于指事系统的原始文字，其源头可以溯自8000年前的大地湾文化，经过半坡文化和陕西龙山文化，发展为二里头文化的属于指事性质的陶文，这也就是相当于夏代的中原地区的原始文字。属于象形系统的原始文字，其源头则溯自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后来东面兴起的商族灭了夏王朝，带进了象形性质的原始文字，和当地原先使用的指事性质的原始文字揉合在一起，形成了会意的甲骨文，从而奠定了汉字的基础。
从建筑艺术来看，商周王朝采用了各地区的建筑技术和经营布局，初步形成了中国建筑的特色。以黄河流域的土木结构为主的建筑方法，融入了江南地区的榫卯木结构技术。还吸收了东北地区的筑墙技术，龙山文化时期的山东章丘城子崖和河南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等处发现了筑有城墙的有一定规模的城址。东北地区的高台上营建神庙和聚落的平面而布也对商周建筑产生了影响。半坡文化聚落村居周围的防护壕发展为护城壕。而甘肃东部的齐家文化出现的瓦，很快地被关西、关中和中原地区所采用。于是自商周王朝起，这些建筑技术和样式被有机地融为一体，并且着重于建筑群体的平面布局，以划分各类不同身份的居民的特定的居址位置，于是以反映各种等级秩序为特色的中国式的城市出现了。
从四面八方发展起来的各种工艺技术，以商周为中心而汇聚，制作青铜器、玉器、丝织品的工艺技术都得到提高，并且不同门类的工艺品的造型和纹样彼此发生影响，由于国家设置了专门的从事工艺的机构，更促进了以中原地区美术为主体的时代风格的形成。
除此，中原地区通过四周地区和古中国以外地区的交流在不断扩大，并对中国意象艺术的发展予以日益增强的影响。尤其是来自北方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成为中亚和西亚的文化艺术的传递使者。分布在甘肃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的铜空首斧和四羊头铜权杖首等器物来看，也有来自中亚的文化因素。草原文化游牧民装饰品上充满动感的动物纹祥，给内地农业文化的造型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从原始社会晚期就出现的北方游牧民族的岩画，沿着古长城分布达数千公里。岩画的制作方法、散点式的构图、以弧线为主的造型、着重外形的影象效果，这些方面都为汉代画像石的先河。
内地与南海一带的交往也值得重视，四川和甘肃的一些古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产自南海的环纹货贝，从距今4000年时，就已有了一条海贝之路，将南北各族的文化贯通串连起来，中国各族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博大的文化。
一个以华夏文化为主体与四方、各族加强交流的时代到来了，中国美术走向意象表现的第二阶段。由这个光辉的起点，中国美术走上了意象表现之路。3000年来，中国美术的意象表现方法一脉相承又不断融合壮大。当我们追溯中国意象艺术发展源流，先祭河，后祭海，并继续前行。让我们合力扬起意象的风帆，驶向浩淼无际的大海。
（本文原载《1991年意象艺术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第237-2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