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在1930年出版的《中国的政党》(英文版，亨利？维克公司在北京出版)一书中，披露了冯玉祥1924年11月在西山天台寺的秘密会议上，策划把张作霖、段祺瑞、曹锟和溥仪全部处死的计划，因张作霖离京，溥仪避人日使馆而未能付诸实施。如果确有这一策划，则段对溥仪也可以说是真有了“救驾”之功。
当然，段祺瑞在主观上是并不赞成溥仪进入日本公使馆的，但既成事实以后，段与日本公使芳泽谦吉也达成谅解，默许了溥仪的选择。1925年2月23日，溥仪潜赴天津，移居日“租界”张园，当时京津各报都在2月27日前后刊出一条消息：“关于日本公使声明书中所言‘政府无干涉溥仪出走’之意，似溥仪之运津，以得段执政之同意者。实则段执政事前绝无所闻，不能谓为同意，故前载段亦赞成其出走之说，或系日人所传播，或系遗老片面所吹说。段君实无同意之事实，此项消息，甚为可靠云。”段“事前绝无所闻”是对的，但事后他还是与芳泽达成了谅解，这也是事实。应该说，段对溥仪确是很宽容的。
尽管如此，段祺瑞对溥仪却没有更进一步的“宽容”，比如，清室内务府于1924年11月给段的执政府写信，要求恢复“岁费”和“尊号”，他未予理睬。1925年1月又有“东三省公民世荣等五十三人”，致电段“吁恳执政迅发明令，恢复原有优待皇室条件，以昭大信而服中外之人心”，他仍是不予理睬，他的宽容实在是有限的。
对冯玉祥将军派部将鹿钟麟持《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入宫，迫令溥仪字，并当即驱逐溥仪出宫去这件事上，当时知识界的学者名孙中山秘书处致函逊清内务府，表明了孙中山先生对”逼宫”的态度由于张勋复辟事件，摄政内阁修改《修正条件》迫令溥仪移出宫禁是正当的，表示支持。流大多持肯定态度。然而也有一位大名人例外，就是胡博士。或许，是因为他被溥仪召见的缘故。可是，按历史的角度看，这其中并非是感情问题。
据有资料说，11月5日那天胡适住在北京西山，当天听说溥仪给轰出紫禁城去了，颇为扫兴，晚上就给曾任民国政府参议院副议长并多次出任外交总长的王正廷(字儒堂)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下：儒堂先生：先生知道我是一个爱说公道话的人，今天我要向先生们组织的政府提出几句抗议的话。今日下午外界纷纷传说冯军包围清宫，逐去清帝；我初不信，后来打听，才知道是真事。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L-t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今清帝既已出宫，清室既已归冯军把守，我很盼望先生们组织的政府，对于下列几项事能有较满人意的办法：(一)清帝及其眷属的安全。
(二)清宫故物应由民国正式接收，仿日本保存古物的办法，由国家宣告为“国宝”，永远保存，切不可任军人政客趁火打劫。
(三)民国对于此项宝物及其他清室财产，应公平估价，给与代价，指定的款，分年付与，以为清室养赡之资。
我对于此次政变还不曾说过话；今天感于一时的冲动，不敢不说几句不中听的话。倘见着膺白先生，我盼望先生把此信给他看看。
胡适敬上十三十一五信中提到的膺白先生即黄郛，在冯玉祥北京政变期间代理内阁总理，摄行总统职权。胡适写这封替溥仪打抱不平的信，不仅要表明自己反对驱逐溥仪出胡适递给溥仪的名片宫的态度，而且要上达政府最高首脑，希望在善后工作中尊重清室和溥仪。该信11月9日公诸报端当天，庄士敦即写信给胡适，支持他的观点，称赞他的作法。庄在信中写道：亲爱的胡博士：今天《晨报》登载的那封信如果真是你的手笔，我要为此向你祝贺。你正是说出了这样一件正确的事情，并且用正确的方式说了出来。我相信逊帝看到这封信时一定会高兴的。至今我仍然被禁止去看他，不过我当然能够通过别人得到关于他的和他给我的消息。
你无疑已经注意到《京报》对我的卑鄙的攻击了。目前那一类中国报纸的攻击，正是在我的意料之中的。
我不认为冯玉祥已经进入了他用阴谋手段所企图建立的完全和平的统治。我为你不是一个“基督徒”而感到高兴。
你的真诚的R？F？庄士敦今夭是早端午节，放假一天，连日旧店债的人很多。学校四个半月不得钱了，节前本说有两个月钱可发，昨日下午，蔡先生与周子广都还说有一个月钱。今天竟分文无着。我近来买的书不少，竟欠书债至六百多元。昨天向文伯处借了三百元，今天早晨我还没有起来，已有四五家书店伙计坐在门房里等侯了。三百元一早都袋完了。
十点半去看美国公使许满先生。他虽是我的校长，但我总避嫌疑，不常去看他；今天为美国赔款事，我去访谈了一个钟头。
下午与一涵谈联邦制，请他作一文登《努力》。
现在旧国会的召集，已不成问题了。吴佩孚去徐之意甚坚，前此孙传芳通电主张旧国会及黎元洪复职；今天报上又登出孙传芳近代以降，武人主导的各类兵变、政变多矣，这次北京政变可有什么不同的吗？也许有的，因为这次政变的主要人物是“基督将军”冯玉祥，因为他是要和孙中山合作的，更因为他后来在中国政治角斗场中所扮演的微妙角色，所以，在相当长时期里的许多史家眼中，这次北京政变是一次革命的行动。
前民国政府总理唐绍仪，他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说：“如果中国需要改变民国同清帝的关系，我们就应该公正合理和彬彬有礼地去促进它”，“我们之所以同意优待条件是因为满洲人的退位缩短了革命的时间、拯救了人类的生命，并给予了我们一个专心致力于建设的机会……不管我们个人发表过什么意见，在新的协议未缔结之前我们一定遵守这个协议……但是冯将军也许不再意识到中华民族的伦理原则……这不是政治问题，而是道德问题……”
胡适和他的导师杜威先生据《郑孝胥日记》11月29日载：“昨报载李煜瀛见段祺瑞争皇室事，李忿言：‘法国杀路易十四，英国杀君主事尤数见。外交干涉，必无可虑。’张继出告人曰：‘非斩草除根，不了此事。’《平民自治歌》有曰：‘留宣统，真怪异，唯一污点尚未去。’”
郑孝胥、陈宝琛、庄士敦等遂以时局危险为由，让“皇上”立即到使馆区去，把自己置于一位外国公使的保护之下，溥仪立即表示同意。他又随手交给庄一包珍珠和一些宝石，就一齐乘汽车离开了王府，先来到使馆区内的德国医院，曾进宫给溥仪看过病的狄博尔医生就在这里，庄让溥仪在此稍候，并把代他保管的珍珠和宝石交还溥仪，随后即与郑、陈等往日本、荷兰和英国使馆预为安排，最后得到了日本公使芳泽谦吉的首肯，从而住进这位公使夫妇的卧室——公使馆内最好的房间。
当“皇后”婉容知道了这一切，也要和溥仪在一起，但她的汽车却在第二天被阻拦在醇王府内了，她便写了一张条子请“皇上”设法营救，溥仪把条子交给了庄士敦，庄又把这件事告诉了芳泽谦吉，芳泽采取果断行动，派外交秘书去接婉容，仍是不能通过门卫，芳泽便亲往段祺瑞执政府，请他们不要限制“皇后”的行动，这才把婉容接往使馆。溥仪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帽，婉容穿绣花旗袍，套红色马甲，高高发髻之上插满了珠玉头饰，他们正在张园的庭院里会见加拿大总督威灵顿(右二)及其夫人(中)，庄士敦(左一)作陪。对于溥仪的暗渡使馆，当前摄政王不得不向段祺瑞和张作霖作出交代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把责任推卸到庄士敦身上。11月30日晚上，庄又去拜访张作霖，这回张对庄连一点客气都没有了，强烈地谴责他把皇帝带进使馆区，当庄略为解释时，张就粗鲁地打断他的话并反问道：“只要我张作霖在北京，难道还会在醇亲王府发生损害皇帝的事情吗？”然而，庄正是因为考虑到张不会在北京长期待下去，才决定在他离开之前把“皇帝”从险境中撤出。郑孝胥在当天日记中对此有载：“上复召，即至日馆。庄士敦适自张作霖寓中来，张怒庄以上适日馆，斥责甚厉，且云：‘他使馆犹可，何故独往日馆！’庄愤甚。”仅仅几天之后就有消息传来，张作霖已在灰蒙蒙的寒冷的拂晓里乖专列离开了北京，这里又处于冯玉祥的军事控制之下了，庄为此而庆幸，他以先见之明拯救了他的“皇帝”学生。
住了二十几天，溥仪在天津终于待不住了，当时社会上有许多不利的舆论，说冯玉祥的军队已经占领了颐和园，似乎就要对溥仪下手，以剪除复辟的祸根。陈宝琛也因此改变主意，同意由庄士敦把溥仪引入英国或荷兰的公使馆，要求政治庇护，保证生命安全之后再图其余。结果，庄士敦联系未妥，溥仪被郑孝胥阴差阳错地弄进了日本公使馆，陈参与了这次秘密行动，也把自己的印记留在溥仪这人生的重要一步上了。
正当郑孝胥和陈宝琛扈从溥仪前往日本公使馆之际，狂风大作，黄沙蔽天，遂有一幅狂风卷巨龙的画作产生出来。陈特为题写“风异”二字并赋诗以记其事：“风沙叫啸日西垂，投止何门正此时。写作昌黎诗意读，天昏地黑扈龙移。”
自从溥仪移居日本驻北京公使馆，陈宝琛那挂紫缰专用马车便经常出入日本武士守卫的使馆大门了。不过，既然溥仪已托庇洋人并拟出洋留学，其信任的目光也随之转向郑孝胥和罗振玉，陈师傅对溥仪的影响力在这一时期明显减弱了。有关溥仪去向的当时媒体的报告(载《东方时报》1925年3月《溥仪日内东渡》载《京报》1925年9月8日)其时金梁奏请“皇帝出洋”，希望溥仪从速“密赴天津”。在这份颇为迎合溥仪心理的折子后面还附有遗老们的分工名单，让庄士敦、罗振玉等随侍出洋，郑孝胥全权处理善后并与民国交涉相关事宜，而以载沣和陈宝琛等办理北京皇族事项，无非是照顾两位出宫后住在麒麟碑胡同荣寿固伦公主家的老太妃，以及扫墓、祭祀之类。1925年2月5日溥仪过二十岁整寿生日那天，在使馆内接受五六百人分班朝贺，陈作为“内廷司员、师傅及南书房翰林”这一班的领衔者叩拜。
当溥仪终于决定并于1925年2月23日潜赴天津的时候，陈宝琛既未能起到促成的作用，也未能起到阻碍的作用，只是随着就去了。而且婉容、文绣等眷属就是陈师傅带到天津的。相关的最早报道，见于2月27日的《京报》：“兹又据某方报告，溥仪下榻张园后，行止忽已变更。因前日经遗老会议决定，请溥仪暂缓东渡，溥仪亦有容纳之意。目下随侍左右者，除眷属外，尚有重要日人及英文教师庄士敦等六七人。随带溥仪眷属赴津之陈宝琛，业于前晚8时晚车返京，闻系与绍英、罗振玉诸人办理结束溥仪家务，并详述抵津经过情形。陈氏大约事毕当即赴津，仍旧教读溥仪云。外间传闻溥仪在津有复辟举动之说，蛛丝马迹，不无嫌疑。因连日宗室遗老均联翩赴津，且某国人追随左右代其擘画一切，进行颇为迅速。其赴津改变行止，乃脱樊之第一步办法。”
寓居天津张园的溥仪在焦虑与沉思中溥仪住在天津张园最初的几个月里，继续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这些遣责主要来自一个叫作“反对优待清室大同盟”的组织，说溥仪仍有“推翻共和制的打算”，“主张严厉惩处，甚至处死包括皇帝本人在内的帝制分子”。庄士敦也成了被谴责的一个主要对象，对他的谴责在1925年8月形成高潮。溥仪会见英国王子溥仪出席英军阅兵典礼，正跟他握手的是驻津英军司令官希斯，右立者为驻津日军司令官高田丰树。在当年的报纸上，有关溥仪行踪的报道很多，其中也包含了陈宝琛的行踪。1925年3月10日，《京津泰晤士报》主笔驱车前往张园拜会溥仪，他们会见并晤谈时，陈宝琛和庄士敦在座。同一天，陈、庄以及罗振玉和朱益藩还出席了在张园召开的“御前会议”，讨论溥仪东渡的具体问题。
在3月14日的张园“御前会议”上，再度讨论东渡问题。刚从北京“微服”
来津的载沣，与陈宝琛一起坚决反对溥仪赴日，其理由是：一，趁着孙中山逝世的机会向政府交涉恢复优待条件事宜。二，前此已向平政院就取消优待条件一事提起了诉讼，该院正讨论中，应该等待结论。三，为体面计，溥仪出洋川资不能不向民国政府追索。四，天津“租界”很安全，无妨蛰伏一时再作打算。这实际就是“复号还宫”的路子，载沣和陈对此谋划已久。这里有载沣几天前给溥仪的信为凭，其中写道：“皇帝安好！来函备悉，知现在居津一切平安为慰。唯据陈师传云：皇帝有出洋之说。余意则似不可过速总以在津不动为妥……”
溥仪无奈，只好权且滞留天津。1926年3月3日，溥仪召见庄士敦。其间，庄士敦亦为溥仪的去向和归宿等问题而奔走于吴佩孚、张作霖等权要之间。图为庄士敦在1926年为溥仪致函吴佩孚、孙传芳的原件。溥仪的英文师傅庄士敦自1924年12月离开臣页和园的职位，作为英国庚款委员会代表成员，参与办理“庚子赔款”相关事宜，其间一直与在天津的溥仪保持密切联系。庄士敦与婉容及其教师1930年7月溥仪亲书扇面以赠庄士敦师傅。扇面诗云：“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期？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曰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敝白日，游子不复返。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
溥仪在1931年农历九月为庄士敦所着《紫禁城的黄昏》一书所写的序言。溥仪在序文中述及他与庄士敦的关系，称道了师傅并推重他的着作。十四世达赖喇嘛？国民政府要员吴忠信参加了坐床典盛典11月13日，庄历史人物常有相同的际遇。
当溥仪刚到天津，另一位流亡者——西藏九世班弹也风尘仆仆地来到天津与席不暇暖的溥仪会晤。
原来，西藏分为前藏和后藏，达赖统治前藏，而班禅统治后藏，他们在后朝一直合作得很好，民国以后却失和了。从而导致九世班禅曲吉尼玛于1923年11月仅携十几名侍从出藏，从此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内地流亡生活。他经青海入甘肃，在兰州受到北洋政府大总统曹锟特派“迎护专员”的欢迎，继而经西安于1925年2月到达北京。当时的北洋政府由临时执政段祺瑞主持，段批准九世班禅在京设立办事处，并下榻于中南海瀛台行辕，还向他颁发了金册金印，给予“宣诚济世”的封号。当他得知废帝在天津时，即赶往拜谒。二位流亡者，可谓同病相怜了。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于1937年12月在青海玉树圆寂1925年3月12日《京报》以《班禅赴津拜访溥仪》为题报道了此事，并对这次“酬酢’’的性质提出了疑义：“日前新由陕到京之班禅’
喇嘛，忽亦轻装简从，仅携堪布二人由京赴津，趋往张园晋见废帝。同时京中各方暨国民军及民堂方面亦推李石曾赴津，暗察溥仪此后行动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