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张勋死后，这其中的原因才逐渐披露出来。1924年5月6日的《北京评论》就刊出一篇报道：“今天，中国报纸报道了张勋将军1917年复辟帝制时的一些重要文件已被带往巴黎的消息。据说这些文件包括徐州会议的各种决议，以及至少有八十二位有影响的中国人赞成复辟运动而发来的电报。这篇报道追溯了当张勋将军逃往荷兰公使馆时，这些文件由他手里转到王某手里保存的过程，那时王某躲在法国医院。经过许多步骤，这些文件通过法国公使馆的妥善保管，然后送往巴黎。但是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人能够证实这一说法。”
1918年10月23日，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发布命令，对张勋“准免予缉究，以示宽大”。不久，又发还了张勋被没收的全部财产，使之得以蛰居北京坐享清福。直到1920年夏天张勋阖家迁往天津，在英“租界”墙子河边的一座大厦中养尊处优，安享富贵。有人用“拥姬妾以自娱，蓄壮士以自卫”形容他的生活，一点儿都不过分。
据庄士敦说，一位有胆量的中国剧作家，还以复辟事件为主题，“写了一个既庄严又诙谐的剧本”，名为《复辟潮》。这个剧本没有出版，也没有上演，但有印本流传，溥仪手头就有，还在1921年送了一本给庄。溥仪谈到这个剧本时很有兴趣，因为剧作者对于作为剧中人物出现的他的处理“是微妙而尊重的”，对张勋本人的处理“也是宽厚的”，而对那些事前赞成复辟，到危急关头又背叛的人，则表示了“极大的蔑视和攻击”。结尾一幕描述张勋逃往荷兰公使馆前最后一次觐见溥仪的情景又颇为感人。总之，剧作者对复辟事件是同情的，完全没有抨击。
1923年9月11日，张勋拖着一根长长的辫子以“微疾”而逝。临终尚告左右，以不能拥戴幼主南面称孤而深感有负先皇圣恩。其遗产一千万元，按张勋遗嘱：守侍在侧的一妻三妾(两妾早亡)每人一万元；六子二女(三子三女早夭)每人两万元。其余全部充作清室复辟经费。
张勋的遗折呈进以后，溥仪甚为悲恸。其时这位宣统皇帝已经二十岁了，大婚盛典也办过了，不再是娃娃。9月17日，即张勋死后第七天，溥仪颁发谕旨一道，其云：“前署两江总督张勋，持躬谨慎，练达老成。由军功存升总兵，历任提督、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宣力有年，克尽厥职。兹闻溘逝，震悼殊深！着加恩赏给陀罗经被，派贝勒载润前往奠醊，赏银三千元治丧，由广储司给发。伊子张梦潮，赏给乾清门头等侍卫，应得恤典，该衙门察例具奏，以示笃念荩臣至意。钦此。”
与有“托孤”之责的徐世昌交往和谐徐世昌(1855～1939年)，字卜五，号菊人，又号韬斋，水竹村人。祖籍浙江省鄞县，后迁直隶天津。出身官宦人家，祖父徐思穆官至河南中河通判，父亲徐嘉贤为候选主簿，未及人仕而卒，家境乃渐趋潦倒中落。徐世昌是从“寒士”发展起来，最后当上中华民国的大总统。由于特殊的仕途经历，他和溥仪从北京到天津一直保持着时而密切、时而微妙的联系。徐世昌徐世昌很难忘记隆裕竽太后在宣统退位的托孤之嘱。当他请宣统皇帝退位，让袁世凯为“全权代表”另组“共和政府”时，隆裕皇太后几度召见徐太保，在六岁的溥仪面前，两人相对哭泣。隆裕乃嘱徐看在慈禧先太后和光绪先帝的情面上，多多照顾即将退位的宣统皇帝。大清王朝对徐有浩荡皇恩，他当然没齿不忘，遂点头应允。
张勋失败后冯国璋以副总统代行黎元洪离职后的总统职权，段祺瑞以“再造共和”的政治资本当上国务总理，徐世昌虽然没有失去什么，但也只能回到历史形成的“元老”地位上去，再作“壁上之观”，捕捉插足政治的新机会。这时，因冯、段公开推翻旧约法，召集新国会，实行军事独裁统治，孙中山乃于1917年9月初成立护法军政府，再度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冯、段之争也在护法战争中趋炽，结果两败俱伤，徐坐收渔翁之利。在1918年9月4日举行的国会选举中，徐以几乎满票的绝对优势当选总统，冯、段同时去职。
亲皇室的徐世昌成了民国总统，这也颇令清室高兴。为了徐这次问鼎民国最高权位，溥仪的“小朝廷”拿出三百六十万元可以兑现的公债给他内外应酬，果然没有白扔。行将就任之际，徐在“小朝廷”招待他的酒宴上公然宣称：这次出山“不过为幼主摄政而已”。1918年10月10日，徐世昌在怀仁堂举行民国大总统就任仪式，溥仪特派贝勒载润前往祝贺。次日，徐派使节黄开文入宫答礼，溥仪在养心殿亲自接见。正像溥仪所回忆的，徐当总统以后紫禁城内外又兴隆起来，退位皇帝的“朝马”和谥法等空头赏赐顿时涨了行情，皇族毓朗当上议员，载涛则被授为民国的将军。
那几年徐世昌与溥仪之间相互尊敬，礼尚往来，关系和谐。1919年2月，清室决定聘请庄士敦担任溥仪的英文师傅，而庄时任要职，是英国“租界”地威海卫的行政长官。徐世昌乃以民国总统的身份亲自向英国驻华使馆交涉，征得英国政府同意才促成此事。同年2月13日溥仪过十四岁生日在乾清宫升座受贺，徐又派礼官黄开文觐见行礼，寿礼很别致：五色墨十匣、诗笺四盒、《昌黎全集》一部，这几样表示对“圣学”日进的期望；还有几样：彩瓷盖碗八份、丙花库缎四卷，表示对皇上的吃饭、穿衣和起居行止的关心。
1920年10月24日，溥仪为徐世昌贺寿，赠送如意一柄、衣料八件、御笔福寿条幅一轴、对联一副，其文云：“开窗鱼鸟含天趣，欹案诗书味道腴。”1921年2月2日不知是什么日子，溥仪又派人给徐送去瓷瓶一对、瓷盘一对、御笔匾额一方、御笔对联一副、衣料八件。1922年元旦，溥仪为徐世昌贺年，赠送瓷瓶一对、瓷盘一对、衣料八件。1922年5月31日是端午节，溥仪又向徐世昌赠送了团扇一柄、衣料八件。总之，过年过节过生日，两人之间都有馈赠，有关历史档案的准确记载，完全证明了他们的亲密关系。
1921年春夏之际，“小朝廷”开始筹备溥仪大婚事宜，徐世昌又跃跃欲试。1917年的那次提婚竟被阻挡在张勋的军帐之中，这一回可要把木瓜投到紫禁城里去。于是，示意宫中首席总管内务府大臣世续为之说项。世续先奏请敬懿、端康两位皇贵妃，从政治着眼，晓以利害。他强调说，欲求皇室优待条件永存，非与民国政府之重要人物发密切关系不可。不料，两位女主竟不买账，她们说：“册立汉人为皇后，先朝无此成例，祖宗之法不宜自我败坏。”世续碰了一鼻子灰，转向溥仪说项，亦遭拒绝。溥仪大婚场面清王朝曾给予徐世昌这位汉人以破格的政治待遇，但即使是退了位的清皇室，也绝不肯在血统方面使满汉稍混，徐世昌的女儿也无权为爱新觉罗氏传宗接代。据说徐大总统闻而气愤至极，环顾左右而发雷霆说：“今日之事我为政，彼亡国皇帝亦敢大摆臭架子耶？”宫里的孤儿寡母们闻之并不理会，这事也传到社会上，报纸上登出一条颇有讽刺意味的新闻：“襄岁本有人提议，以今大总统徐东海之女公子许配宣统，以东海名门与全国唯一无二之老世家，结秦晋之欢，本属门户相对，乃荏苒数年，尚未定局。”
历史证明，徐之女公子幸未入宫，溥仪的“皇后”与“皇妃”哪一个有好的结果？据说徐的独生女儿曾留学美国，颇有见识。老父当上总统后，其女屡以家书劝父“悬崖勒马”“颐养自适”，而且预言“民国无在任五年之总统”，其父也难得届满卸任。如是才女，嫁给溥仪岂不可惜。
让徐女不幸而言中的是，1922年5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早已得罪直系军阀的徐世昌不得不在直系控制北京后，于6月2日匆匆离京下堂而去。直系首领曹锟、吴佩孚等乃以恢复民国第一届国会为名，拥戴黎元洪复职，徐则就此离开政坛隐居天津。有限的宽容与极力的同情1924年10月，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系将领第三军指挥冯玉祥倒戈，发动北京政变，导致直系军阀大溃败。
冯玉祥是在10月24日率部回到北京的，当即囚禁了贿选上台的总统曹锟，解散了国会，支持黄郛组成摄政内阁。冯于11月3日提请摄政内阁议决的“各项应办之事”中，第一件便是“将宣统逐出，每年四百万两优待费取消，以二百万分于旗人以资生活，以二百万办学校、兴工厂，以图自强”。11月4日，冯的部将、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获悉清室已预知摄政内阁议决之事，且将有所举动，即据以报告黄郛，认为事不宜迟，迟恐生变，当即将紫禁城内守城卫队(即冯玉祥(1882～1947年)，字焕章，安徽巢县人。1924年9月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清室护军)缴械，并调往北苑改编，从而进驻神武门外护城河的营房，紫禁城各门也都换了国民军的岗哨。是日夜，摄政内阁紧急议决，通过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参加阁议的仅有国务总理兼教育总长、交通总长黄郛，陆军总长李书城，司法总长张耀曾，财政总长兼外交总长王正廷等四人。11月5日，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璧会同社会知名人士李煜瀛前往清官，迫令溥仪在《修正清室优待条件》上签字，随即驱逐其出宫。
溥仪被逐出宫的当天下午7时，段祺瑞即通过无线电和有线电同时发出致冯玉祥的电稿，此即所谓“歌电”“北京冯总司令、孙副司令鉴之：(密)顷闻皇宫锁闭，迫移万寿山等语。要知清室逊政，非征服可比，优待条件，全球共闻。虽有移住万寿山之条，缓商未为不可。迫之，于优待不无刺缪，何以昭大信于天下乎？望即从长计议之可也。瑞。歌。”当晚11时，段又把内容相同的电报发给了陈宝琛、郑孝胥、朱益藩、宝熙等溥仪身边的人，还在电文后附加了“声请不可驻使馆”一句话，从而表明了段关注此事的目的所在。
冯玉祥旋复电段祺瑞，态度坚决，认为“清室为帝制余孽”，“此次移人私邸，废去无用之帝号，除却共和之障碍，人人视为当然”，“莫不欢欣鼓舞，均谓尊重国家，正所以保全清室”。
11月6日下午，段祺瑞获悉溥仪等已经出宫并移居醇亲王府后，白天津再1924年11月5日，原西北军将领鹿钟麟，奉冯玉祥之命把溥仪赶出紫禁城，使其被迫暂避醇王府。段祺瑞的“讨逆檄文”，即《反对复辟宣言书》，其最可注意之处即在措词之间，对张勋和溥仪就是有区分的，说到清室总是笔下留情。如谈及辛亥逊位，则说“前清明察世界大势，推诚逊让，民怀旧德，优待条件，勒为成宪，使永避政治上之怨府，而长保名义上之尊荣，宗庙享之，子孙保之。历观有史以来二十余姓帝王之结局，其安善未有能逮前清者也”。又谈及张勋复辟，则说“今兹之举，出于逼胁，天下共闻。历考史乘，自古安有不亡之朝代？前清得以优待终古，既为旷古所无，岂可更置诸岩墙，使其为再度之倾覆，以至于尽”。谈及起兵讨逆，则说自己“亦曾受恩于前朝，更不忍听前朝为匪人所利用，以陷于自灭，情义所在，守死不渝”。这篇檄文用段的名义，却出自梁启超的手笔，他在运笔之际，恐也不能把光绪皇帝的恩谊忘得一千二净。
7月5日，段祺瑞的讨逆军分兵两路进击张勋所率定武军，至8日攻进朝阳门，定武军则退守天坛、紫禁城、景山、南河沿等地。这时，段一度接受驻华公使团的建议，以取消帝制、解除武装、保全张勋本人生命、维持清室优待条件等四项停战条件，与张勋谈判，但被张拒绝。6月112日，讨逆军发起总攻，张勋避入荷兰公使馆，定武军的残部缴械投降，飘扬在北京城里的龙旗又被五色国旗取代了。次发出致冯玉祥的电稿：“北京冯总司令、孙副司令鉴：歌电计达。清帝迫之出宫，与优待不伦，昨已言之。既移私宅，当加意保护，不可有监视形色，以待从长计议。清宫所有古物，国粹固有，亦非尽是国粹。上年府院已以保存国粹为名，欲行窃盗之实，余力非之未果行，此次宫内一切古物，不可有一偷漏，执事当慎之又慎，勿为人愚。瑞。鱼。”此电意在示冯，要保证溥仪的人身安全，保护清宫内的珍宝和财产不受损失。
11月7日下午7时，冯玉祥给段祺瑞回电，声称逼宫之举“原非本意，系本国民之意而行”，既承蒙段连日电嘱，“当力为保护”。段接到此电，即于当日夜又给冯发了一份有线电稿，大意谓，“既非阁下主动，请严饬属下，所有宫中一草一木，不准擅动，静待从长妥商”，云云。
段祺瑞对冯玉祥“逼宫”的这一态度很快就被清室内务府所知，他们遂把希望寄托在了段的身上，有人建议召开溥仪身边的人和亲贵们开会，这一建议已成文，迄今存于档案。文云：“众望段、张不日来京，如何派员与之商，应速筹议。拟请召集左右及亲贵，先开会议。究派何人往商？如何措辞？究承认修正条件否？如果承认，所谓自由者如何恢复？所谓岁费者如何保证？所谓公私财产者《段祺瑞之谈话》(载报《晨报》1925年3月8日)如何分别？如不承认，是否仍照旧订条件？抑即自请废除优待？推而至于果欲创办慈善、教育、文化等事业，如何请之协助？果欲设立私产保管会，如何请之赞成？至此后之居处出入及将来之预备游学，均应逐事详议办法。俟段、张到，即可提出，以候公决。万不可各主一说，各不相谋，使无所适从，盖必上下一心，凡事预定，庶对内对外皆有把握，不致一误再误，俯仰由人也。”
11月22日，段祺瑞离津入京，两天后在铁狮子胡同陆军部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据庄士敦说，段曾劝说郑孝胥进入新内阁，担任内务总长，甚至连清室方面的人也希望郑入阁，以便保护“皇帝”的利益，但郑坚守“一臣不事二主”的原则，婉拒了段的美意。段就任执政后，立即撤销了设置在醇亲王府内外的对溥仪的种种限制措施，并允许庄看望溥仪，这就使溥仪得到了与庄等商议离开醇亲王府而进入使馆区的机会，也使清室敢于就不承认《修正优待清室条件》等事开口说话了。
11月28日，清室内务府致函段祺瑞执政府的内务部，叙述了“本年11月5日摄政内阁派兵突人禁城，威逼车驾出宫并出修正条件五条，限三小时答复，事出仓促，并未先期商榷，当以暴力之来，不能与较，不得已暂移醇王府”这一过程，认为“凡出于强暴、胁迫、欺罔、恐吓之行为，法律上不能发生效力”，因此，“声明所有摄阁任意修正之五条件，清室依照法理不能认为有效，至摄阁时之善后委员会条例，全出一方面所定，亦不能认为有效”。然而，此函送出的第二天，溥仪因担心冯玉祥会重新把醇亲王府控制起来，遂利用段给带来的这捉袁世凯亲书“保留尊号”笔据摸不定的时机，而随他的几位师傅进入日本公使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