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8日，郑孝胥和罗振玉作为溥仪的代表，与板垣征四郎在旅顺大和旅馆1号房间，就“联合三省为满蒙自由国”问题举行会谈。板垣提出“推举宣统帝为大总统，军民分治，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满、蒙、汉、日本、朝鲜人民无分畛域，合为一体”。罗振玉对“不称皇帝”提出异议，郑孝胥也表示：“皇帝总统之名，须加讨论。若权归皇帝而聘用日本名人为最高顾问，必可成中日合作之效。”对此，溥仪的态度也是坚决的，“谓共和制不适于亚洲，若举总统，则不能就”。
1月29日下午郑孝胥返回大连以后，曾往朋友家与陈宝琛晤谈，郑并未详谈实情，所谓“弢询昨事，告以辞总统而已”。1935年4月摄于前往日本军舰上的溥仪1月30日，溥仪派人“召弢老复人见”，告以与板垣会谈的情景，“言拟建满蒙共和国，请上为总统，上未允”，“上述拒板垣事甚详”。陈宝琛亦“痛陈其不可，请上坚持”。罗振玉之四子罗福葆(君羽)当时在场，后来曾在亲属间讲述过当时的情景，他说陈师傅见到皇帝就放声大哭，跪在地上撞头说：“皇上，这件事千万答应不得，答应了，要受千秋万世的骂名。”皇帝看到这个样子，也流下眼泪，什么话都说不出来。陈怀着沉痛的心情向溥仪告别说：“臣风烛余年，恐未能再来；即来，亦恐未必能见。愿上珍重。”言毕，凄然而行。
1月31日，郑孝胥“至南方旅社视陈弢庵”，两人围绕溥仪的前途问题再度争论起来。在筹建“满蒙新国家”问题上，郑虽然也表示坚持帝制，反对共和，但他认为更根本的问题是所谓“门户开放”，首先是向日本开放，这却是陈宝琛所反对的。
就在陈宝琛离开大连的当天，陈曾寿应溥仪电召，携婿周君适抵达大连。他成了陈宝琛继续关注溥仪与板垣谈判的眼睛和耳朵，成了陈宝琛继续与郑孝胥争辩的嘴巴。
据周君适回忆，陈曾寿离津时特撰《留别弢老》七律一首，以赠陈宝琛：“贪天已罪况居奇，辛苦弥缝敢息机。肝胆何缘分楚越，云龙自古赖凭依。食笾卧席从捐弃，奇计常谈孰是非。傅德保身念年事，临歧郑重更沾衣。”
周君适作为当事人深悉内情，他说这首诗的起句“贪天已罪况居奇”即指郑孝胥，全诗则是对陈、郑论战的评价。陈宝琛很快就和了一首，题为《次韵仁先将之大连留别并示惜仲》：“眩人作剧太离奇，囊底贪天失镜机。岂有同舟心胆异，故应接壤辅车依。触蛮抵死犹争战，尧桀平情孰是非。中寿何知臣服罪，事成早办遂初衣。”
十天的旅顺之行虽然短暂，却使陈宝琛看清了溥仪作为日本关东军笼中之鸟的处境，他感到溥仪已经失去了主动，恢复大清帝国的最后的希望随之而十分渺茫了，但他从感情上又很不愿意也不能够摆脱与他的皇帝学生的关系，乃寄希望于求神问卜，并于隆冬季节亲往津郊关帝庙求得一签：“祖宗积德几多年，源远流长庆自然。但使勤修无倦己，天须还汝旧青毡。”
陈宝琛似乎又得到了安慰，向家人解释说：“沈阳是本朝的丰镐旧都，‘旧青毡’这个签很不坏！”联想陈曾寿最近来信中介绍的旅顺最新动态，似乎已初见应验：“今日到旅顺见上，说话甚多。总统一节，苏厂(郑孝胥)极力主张，且兴高采烈，以为指日上任矣。经板垣到旅见面劝驾两次，上严词拒绝。板心犹未死，大约尚有第三次。好在上意坚决，当不至落其圈套，而苏厂又扫兴矣。"然而，终归还是落入圈套，占卜帮不了陈宝琛。到2月19日报上登出消息，说奉、吉、黑三省“长官”张景惠、熙洽、臧式毅等，与板垣征四郎在沈阳会商“建国”事，结果确定“新国家”的名号为“满洲国”，元首称“执政”，为终身职，并发表宣言称“诸族共和，期自由自治精神之达成”。2月24日陈曾寿电告天津，证实了这一消息，在电文中隐称伪满“共和国”为“公司”。
落套既定，对陈宝琛来说郑孝胥已经取得胜利，然而陈是很不情愿接受这一事实的，当即与在津的胡嗣瑗商讨对策，并急电探询溥仪的态度，电文自然仍以隐语：“公司定货允否？盼复。”2月27日，陈曾寿的复信到了，并无好消息，所谓“新国家为一非驴非马之形式，然处于不得不允之地”。他在致胡并转陈的信中详述了溥仪等在谈判中的处境，这封信也是受命而写：“自提出大总统后，上极力拒绝。旋派罗、郑、上角赴奉晤板垣，面尽一切。乃郑一味敷衍，不传本意，毫无结果。昨日板自来，改为‘执政’名目，避去‘共和’字样。势在必行，加以威胁。寿与郑父子不免冲突。上不得已，乃允其暂行执政。俟议会议定国体，或为君主，再加审慎，度德量力，以定去就。若民主，则立即辞退。属其将此意宣言之，渠亦允诺。惟此局面，明是骗局，但不允则危机立见。其错在离天津，此后乃必至之果。叔言(罗振玉)此时颇持正论，而已无及，但顿首自咎而已。上属以经过情形转告，属勿过懊恼。请即转告太傅(陈宝琛)。”
尽管溥仪仍表示对陈宝琛、陈曾寿、胡嗣瑗等信从和依赖，而对郑孝胥等颇有怨恨，甚至大骂郑垂“非人类”，最后还是走上了郑氏父子鼓吹的道路，基本放弃了“正统系”的十二个条件，同意“暂任执政一年”，一年之内，宪法成立，国体决定，再定去就。
1932年3月9日，溥仪在长春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其后电召陈老师、朱师傅，他俩以年老体弱“不耐东北严寒”为词而力辞不就职。他们不但不满于溥仪的偷渡之举，更不满于当时围绕在溥仪身边的郑孝胥父子等认，为他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依仗’
外势专为身谋，不恤大体，不顾恩义，不谙掌故，一切以意为之。眼前必闹笑话，异日必多流弊，听之不可，争之不得”，因此是绝不可以与之同流合污的。1934年3月1日溥仪在“新京”(长春)举行“第三次登极”大典仪式，身份是满州国康德皇帝。北京的王公旧臣纷纷前往朝贺。成为封面人物的溥仪就在溥仪登极这天，“康德皇帝”溥仪成为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时代》周刊是位出生于中国的美国人亨利·卢斯和布里顿·哈登筹资6.8万美元，于1923年创办的。该刊的宗旨是要使“忙人”能够充分了解世界大事。其观点代表并影响着人们，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受众对新闻事件的看法。此前中国人出现在《时代》上的封面人物寥寥无几，但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如吴佩孚、曹锟、蒋介石等。然而，这些人，他只闻其名，未见其人。1934年3月5日，末代皇帝溥仪出现在《时代》封面上然而，有个人却是例外，那是在他之后上榜的汪精卫。他不但耳有所闻，也目有所见。1955年4月18日刊登在《时代》封面人物的溥仪当时，汪精卫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年届52岁，已是暮年。《时代》封面选用了汪精卫近期的一幅肖像素描，脸上虽透出干练，但神情略显疲惫。曾以风度翩翩而着称的汪精卫，传奇的丰采不复存在。
汪精卫与1934年成为《时代》封面人物的溥仪有一种特殊联系。1910年，参加孙中山同盟会的汪精卫来到北京，图谋刺杀溥仪的父1924年9月8日刊在《时代》的封面人物吴佩孚1935年3月18日，汪精卫出现在《时代》封面上亲、清王朝摄政王载沣，以表现革命者勇气，唤醒民众。当年，27岁的汪精卫英姿勃发，虽然因暗杀失利而身陷大狱，却因此天下闻名。“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汪精卫在狱中的这一曲引亢高歌，其浩然正气令很多人为之钦佩，为之仰望。这一年是宣统二年，皇帝溥仪刚刚4岁，不知是否有人在他面前提到过“汪精卫”或“汪兆铭”
(汪精卫韵本名)然而，1940年在日本的扶植下，汪精卫在南京宣布成立另一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他就任政府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行政院院长，拥有自己的行政系统、军队、外交等，一方面与移都重庆的国民政府及老对手蒋介石分庭抗礼，另一方面与东北的“大满洲帝国”遥相呼应。之后，汪精卫甚至还亲自到长春访问，在日本军队的刀光剑影中与溥仪握手言欢。而蒋介石则与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毛泽东联系合作抗日。
溥仪当伪满洲皇帝13年，也是中国深受日本践踏、屠戮和13年。汪精卫与日方高层在一起1945年8月的一天，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进殿见溥仪，通知他苏联已正式对日宣战，“政府”
即日迁至通化。山田乙三还向溥仪吹嘘了一通，说通化山连山，山套山，关东军在那里修了多少地下工事，掏空裕仁天皇宣读投降诏书了多少大山，那里是地下长城，固若金汤。请“陛下”完全可以放心，将来一旦美军在日本本土登陆，日本天皇也将到这里来。
溥仪的作息时间表全乱了。那天一清早，他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在“内廷”的小圈圈里，东一头，西一头，漫无目的地看这看那。据说，溥仪这个时候最害怕的反而不是大兵压境的苏联军队，而是与他朝夕相处的日本关东军。他害怕日本人在倒台之前的最后一夜，会把他杀掉，杀人灭口。过去是叫什么“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他就担心日本把他消灭，特别害怕这个。
只是到了这个时候，不想走也得走，只有请求宽限两天，收拾行李和安排随行人员。当天就开始慌慌乱乱地收拾行李，还夹着要钻几回防空洞。其实苏联飞机一颗炸弹没有扔，只是扔了一些照明弹。而且在紧张地收拾行装时，还受了两场虚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