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序言》里写道：“在中国的文化史上实际上做了一番整理功夫的要算以清代遗臣自任的罗振玉，特别是前两年跳水死了的王国维。”
罗振玉（1866-1940）罗振玉与王国维是复杂的人物，复杂的相好，复杂的亲家。也复杂的收藏家。罗振玉藏周代“翡翠刀照”照影印件专心学业而不忘时局祖籍为浙江上虞县。罗振玉从小跟乾嘉朴学的传人李岷山读书。除经史外，对训诂名物，金石文字多有留意，20岁左右曾专力研读古碑帖，还常向山阳名家借读或请教，发奋治学，转益多师。取得秀才后两次落第，仕途受阻。甲午战争后，举国震动，罗振玉以为西学可资国学之助，决心研究农业，与蒋伯斧于1896年在上海创立“学农社”，设“农报馆”，专译日本农书，聘请日本人藤田丰八等为翻译，自此与日本人交往渐多。1898年在上海创立“东文学社”，教授日文，培养日语人才。入社就读的六人中有后来成为终身之交的王国维。
由于“农学社”、“农报馆”的成就，罗振玉不仅受到学术界的瞩目，也为清政府注意。1900年应湖广总督张之洞之约，到武昌设农务局、办农校。1901年主持武昌江楚编译局，并与王国维(字静安，号观堂，生于1876，浙江海宁人)创设《教育》杂志。1902年受盛宣怀之聘任上海南洋公学虹口分校监督。1903年两广总督岑春煊聘为教育顾问。1906-1911年去北京，充任学部参事厅行走、参事。1911年，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罗振玉逃亡日本，另一说是，罗振玉是在在日本京都大学藤虎次郎、狩野直喜等教授邀请下，才与王国维举家移居日本东京的。曾拟聘去大学任教，他婉言谢绝，潜心学术。8年之中，学业卓着。1913年出版《殷墟书契前编》，1914年出版《殷墟书契菁华》，1916年出版《殷墟书契后编》、《殷墟书契考释》等等。他率先考释这些殷墟出土的龟甲文字，并探知甲骨出土地在安阳小屯，其地为商代“武乙之都”。这就将商代的历史由前人似是而非的“传说”推进到有文字可考的信史了。因而被后世学者誉为“开甲骨文识字之始”的人物。罗振玉(左)与王国维(右)在罗振玉的影响下，王国维放弃文学而转向经史考据之学。从此，他们成为学术合作上的密友。罗振玉在王国维回国后，和王国维常在通信中谈及关于时局的看法，谈到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冯国璋、盛宣怀、徐世昌、岑春煊、康有为、张勋、梁士诒、书籍画册刊物：罗振玉唐代海东潘阀梁启超、陆荣廷，以及南军和北军的对峙，沪宁路和沪杭路的畅、堵，蜀、湘、粤三省的纷乱，日俄协约的缔结，乃至银行风潮、商务股息、外汇比价，如此种种。但他们更关注作为大清朝尾声之清宫小朝廷，仍被他们称作“乘舆”的溥仪，以及溥仪的师傅陈宝琛、伊克坦、徐坊、朱益藩、梁鼎芬、庄士敦，还有着名遗老沈曾植、柯劭态、劳乃宣、陈曾寿等。
张勋复辟期间，王国维和罗振玉等传递内情，加以评论，表示对溥仪、张勋的尊崇和支持，对参与复辟诸遗老的爱护和同情，对民国军阀首脑的痛恨，以及对事件发展趋势和结果的关注等。复辟失败之际传出陈宝琛、伊克坦两位“帝师”，“一投缳，一赴水”的流言，而张勋进入荷兰公使馆，“又言其志在必死”。王国维给罗振玉的信评论说“此恰公道”，又说：“三百年来乃得此人，庶足饰此历史。”其事虽属无稽之谈，却透露出王时时关注着复辟清朝命运的心态，以及他头脑中已经孳生的殉清思想，这对于他后来的赴水之谜，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前因。
1917年9月初蔡元培聘请王国维出任京师大学教授被辞谢，1918年1月蔡元培通过罗振玉、沈曾植，再度聘请王出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国文学，仍加婉拒。对此两人在书札中都有过磋商。
1919年春末，罗振玉携眷离开日本回国，暂寓上海，与王国维再度相聚。同年10月11日至11月12日，王国维因患脚气病而应罗振玉的函邀赴天津休养，其间经罗介绍而与原清朝陕西总督升允结识，正是此人在三年后推荐他走进清官，成为逊帝溥仪的“南方房行走。”
在京津两地收藏作为收藏家的罗振玉，他去天津时，是带自己半生收藏的古籍、碑帖、青铜器、钱币等古物，举家移居的。罗振玉在天津逛书肆、进古玩、结交收藏家，到1928年迁居大连，十年间获得了包括大库史料、敦煌文献在内的许多重要收藏品。罗振玉家藏汉砖花插罗振玉居天津时，天津和北京的古玩店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周季木是当时着名的收藏家和古玩商人，罗振玉在抵津的第二天便拜访他开的古玩店，并购买了一些碑帖石刻拓片等。在他离开天津前的一两年，大罗天的古玩店日渐繁荣，罗振玉也是这里的常客。罗振玉还常到北京收购古物，琉璃厂是他到京必须要去的地方，他曾用自藏的青铜柘片与“尊古斋”老板黄伯川收藏的考古实物拓片交换，丰富自己收藏。
对于一些特别有价值古物的入藏，无论贵贱，罗振玉都颇为自豪。他在1922年，收藏了原甘肃总督之子所藏的敦煌文献。这些珍贵文物只花费七百元，“可谓廉矣”，此事被他写信广泛告知朋友。1923年6月，罗振玉又购得山东簠斋陈介祺旧藏“鬼方戈”，这次虽花费200元之巨，“然文字与器实皆精绝”的得意心情洋溢于他写给友人的字里行间。罗振玉甚至两个相关的人物罗振玉汉镜铭文墨盒原罗振玉旧藏本《韭花帖》不惜“称贷千金以购王文简公三代遗稿”，并称“此为至可喜者”。对一些稀有之物，虽未能购得，仅是能亲眼鉴赏，他也是很兴奋，每有这种情况，他常写信告诉王国维，如：“近见洛中新出元初三年太扑碑，甚佳。又关中新出鲁公书勤礼碑，均可谓奇物也。”
罗振玉不仅收藏古物，更是积极拓印其中纹饰精美者，或送同好或自珍，乐在其中。2003年4月，出现在上海崇源艺术品拍卖有限公司古籍善本拍卖场的《贞松堂古句兵》，即是他完成于1924年的拓片集。其时罗振玉生活在天津。该集收录商周各种青铜兵器拓本110件，其中“商父日已戈”、“商奉尊铭矛”等具有较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被收录入罗振玉的《三代吉金文存》中。罗振玉对自己亲手拓制的得意之作，还会加盖“雪堂手拓”、“叔言长物”钤印，以显示他对该拓片的珍爱。诗文梅花墨盒虽然罗振玉在天津收藏过许多文物，但留存津门的并不多。其中较着名的有《汝帖》，该帖为罗振玉1905年收藏，在20世纪20年代以500块大洋出让。《唐人写经集锦册》是自本学者内藤湖南送罗振玉的，罗振玉刷转送给天津藏家方若。1910年方若又转送给贵州人刘世珩，后辗转入天津。崇祯以后包括清顺治到宣统年间的档案奏折8000麻袋，经金梁、宝熙出面，为罗振玉购得1924年9月2日，罗振玉来到北京，暂寓王国维家，他已奉到溥仪诏，入值南书房。不久，溥仪谕命检查审定各宫所藏古彝器，罗乃于觐见时面荐王同任检查事，随即从宁寿宫始查验，继而检查养心殿的陈设品，这是两人同在清宫中为逊帝服务的实例。
1924年11月5日，在北京政变中控制了政权的冯玉祥将军，提出修改《清室优待条件》，并经黄郛摄政内阁会议通过，即派部将鹿钟麟将溥仪驱逐出宫。当天，王国维侍行左右，未敢稍离。事后他致函狩野直喜叙述那天的情形及当时的心情说：“一月以来，日在惊涛骇浪间。十月九日之变，维等随车驾出宫，白刃炸弹夹车而行，比至潜邸，守以兵卒，近段(段祺瑞)、张(张作霖)入都，始行撤去，而革命大憝，行且入都，冯氏军队尚踞禁御，赤化之祸，旦夕不测。幸车驾已于前日安抵贵国公使馆，蒙芳泽公使特遇殊荣等，保卫周密，臣工忧危，始得喘息。诸关垂注，谨以奉闻。”据狩野回忆：“听说王君遭逢此事，悲愤慷慨，泪如雨下。”(昭和二年八月《艺文》第拾八年第八号，转引自《追忆王国维》第346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曾在日本创办《文字同盟》而当时正在北京《顺天时报》社工作的桥川时雄，回忆溥仪移居醇亲王府那天的情形说：“我听到急报，早上八点左右赶到王府，陈宝琛、朱益藩他们在门外转来转去，进到里面只见宣统帝张着大嘴魂不守舍地坐在椅子上，对面王先生一个人跪在那儿哭。”桥川又说：“他对冯玉祥非常憎恶，搜集了‘二马’(即‘冯’)的左一个右一个的坏话，送来要登在报纸上，要是没登载的话，他还会写信来催促说：‘前天我要闻听花登载，怎么还没载呢？’事情就是这样！”(《怀德》廿二期，1951年10月出版，转引自《追忆王国维》第393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王国维还几度欲投护城河自尽，皆因家人监视而未果。
“逼宫”之际罗振玉在天津，听到消息，“急诣司令部请司令官为介往见段祺瑞，将陈说大义，令发电止暴动”，至翌晨，“附车入都”，急驱车往见王国维，听其“详言逼宫状，为之发指眦裂”。罗在《集蓼编》中继续回忆道：“因告予上谕已派贝勒载润及绍英、耆龄、宝熙及予为皇室善后委员。与国民军折冲时，鹿钟麟派兵一营围行朝，名为保卫阴实监视，群臣须投刺许可乃得入，向夕即出入不通，时夜深不能诣行朝。侵晨乃得展觐，上慰勉周挚，为之泣下。是日初，与鹿钟麟辈相见，先议定诸臣出入不得禁止，及御用衣物须携出两事。会议散，鹿等乃封坤宁宫后藏御宝室，愤甚，欲投御河自沈，寻念不可徒死，乃忍耻归寓，抚膺长恸，神明顿失，时已中夜，忠悫急延医士沈王桢君诊视，言心气暴伤为投安眠药，谓若得睡乃可治，及服药得稍睡，翌朝，神明始复，盖不眠者逾旬矣。自是遂却药不复御，盖以速死为幸也，乃卒亦无恙。”(《贞松老人遗稿？甲集之一》第40页，辛巳年线装本)可见罗、王两人愚忠的言行和心情都是一致的。与郑孝胥争宠及与王国维失和大清年号被废除，溥仪被驱逐出宫，迁居醇亲王府。在郑孝胥的安排下，随即避往东交民巷日本使馆，苟且偷安。郑孝胥，福建闽侯人，1924年初，在北京任溥仪“内务府”大臣，为溥仪传达“谕旨”，深得溥仪器重。郑因其接洽之故，居功自傲，自然要独揽大权，凡事都要他和日本使馆联系，引起罗振玉的不满。罗振玉以资历老自居，亲日程度不亚于郑。因此，使馆方面有事联系时，总是找罗而不理郑。郑不服气，气从肋生。最初，双方只是对北洋政府给清室开出的优待条件意见不一、引起争论。继而演变成为对溥仪居住日本使馆这件事的争功。最后，二、人竟撕下脸皮，拍案大骂，弄得溥仪也毫无办法，曾对前来探望的堂弟溥佳说：“我来日本使馆以后，感觉很不方便……每天郑孝胥、罗振玉他们总是为了争优待条件在我这里吵个不休，实在烦闷极了，以后你还是常到这里来，我们好随便闲谈一谈。”又抱怨罗、郑二人成天大声嚷嚷，不得安宁。郑孝胥背后有老臣陈宝琛为其撑腰，罗振玉也不甘示弱，从东京请回了升允。升允曾任清陕甘总督，辛亥革命后逃往日本，阴谋复辟，在当时，不仅在遗老旧臣中颇负声望，并且他和溥儒有翁婿关系，所以和王公们也比较接近。升允到日本使馆，拜会溥仪之后，在“优待条件”上，完全按照罗的意见办理。郑孝胥曾自诩与段祺瑞友善，可以恢复清室优厚待遇，结果无下文，遭到罗的奚落，郑一气之下，离京赴滓。罗振玉由此取得了一时的胜利。《程氏墨苑》1925年，罗振玉随溥仪移居日本租界内的张园。
这年8月，罗振玉庆祝六十大寿，王国维赴天津贺寿，并写有贺诗回顾两人的交往历程云：卅载云龙会合常，半年濡啕更难忘，昏灯履道坊中雨，赢马慈恩院外霜，事去死生无上策，智穷江汉有回肠，毗蓝风里山河碎，痛定为君举一觞。事到艰危誓致身，云雷屯处见经纶，庭墙雀立难存楚，关塞鸡鸣已脱秦，独赞至尊成勇决，可知高庙有威神，百年知遇君无负，惭愧同为侍从臣。
据继祖师解释：“这两首诗，前一首首联说他们三十年来总在一起，如云龙相从，‘半年濡呴’大概是指东文学堂那一段，次联‘昏灯赢马’描写南斋儤直情事，接着就写甲子遇变，在万分生死危迫下终还希望同江汉之水有一道回肠末联借用释家的话，罡风能使山河破碎，但我们现在不是还活着嘛，痛定思痛，要向你献上一杯酒。第二首首先提出‘致身’字样，既能‘致身’，那么运蹇时屯岂能受辱？‘庭墙’句指当日受威胁，‘关塞’句指脱身到津，‘独赞’句指罗与溥仪密计，不告第二人，‘高庙’句是指这次脱险乃赖爱新祖宗的默佑，最后归结到罗的扈驾有功，而自己同充侍从，未免内愧。”
《天工开物》诗中真实写出了两人共同的政治理想和感情，以及他们一起走过的艰险途程。
1925年11月15日，王国维致书罗振玉，询问“千秋进奉”事。因为11月13日为溥仪的“皇后”婉容的生日，遗老等必有联名之“进奉”，故王询问其个人名下“共派若干”，以便照付。信中还谈及“时局既缓和，则下月当可赴津”，可见他还是时时关注着溥仪与“行在”，总是从天津张园的角度观察时局，特别是与罗常在信中讨论这一问题。
1926年9月罗振玉的女婿、王国维的长子王潜明去世，于是，引起罗振玉和王国维两位国学大师失和，罗振玉将女儿接回，据说罗还声称“不能与姑嫜共处”。1927年2月15日，溥仪在天津张园作寿，王国维前往觐见，“见园中夷然如常亦无以安危为念者，先生睹状至愤，返京后，忧伤过甚，致患咯血之症。”(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当天，罗振玉也赴园拜寿，两人相视而过，既未接谈，又未寒喧，似已义断情绝，实则不然。
自1927年初至5月底，国内政治形势动荡，北伐军在南方节节胜利，清华园内的着名教授们都很不安，如梁启超就在连续发表的《给孩子们书》专栏文章中写出了自己的不安：“近来耳目所接，都是不忍闻不忍见的现象……现在南方军人确非共产派，但他们将来必倒在共产派手上无疑。现在南方只是工人世界，智识阶级四个字已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北京正是满地火药，待时而发，一旦爆发，也许比南京更惨。希望能暂时弥缝，延到暑假。暑假后大概不能再安居清华了。”“本拟从容到暑假时乃离校，这两天北方局势骤变，昨今两日连接城里电话，催促急行，乃仓皇而遁，可笑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