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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 李叔同出家:是儒家的一句宣言(2)

1917年的冬天,李叔同请了许多经,如《普贤行愿品》、《楞严经》、《大乘起信论》等,也在自己的房里供起了佛像,如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等等,天天烧香。放年假的时候,他没有回家,而是在虎跑寺过的年。

1918年正月,他在虎跑寺拜一位老和尚为师。农历二月初五日是李叔同母亲的忌日,他提前两天到虎跑寺诵了三天《地藏经》,为母亲祈祷。这个时候,他还在学校任教,却已经决定出家了,所以,在五月底,他把自己课程的考试提前,赶回虎跑寺。

这次,他开始穿出家人的衣裳,准备第二年剃度。夏丐尊看他没有出家,却穿出家人的衣裳,就说:“既住在寺里面,并且穿了出家人的衣裳,而不即出家,那是没有什么意思的,所以还是赶紧剃度好。”

李叔同最终在1918年农历七月十三日剃度,落发为僧。厦门的南普陀寺内有1925年创办的为国内最早的佛教学府——闽南佛学院。1934年。弘一法师在此增办佛教养正院。迎来了南普陀寺建寺以来前所未有的兴旺时期,在国内及东南亚地区有着广泛的影响李叔同出家,选择的是戒律最严的律宗。之所以这样,或许是他内心的结依旧不能完全释然。戒律的执行使他能舒缓内心的苦楚。

他的守戒,让人瞠目。以不杀生为例,他对生命的重视达到了精微的程度。据丰子恺回忆,请弘一法师到自己家小坐的时候,法师每次都要把椅子摇一摇,然后才落座。屡次三番,丰子恺忍不住询问原由,大师回答:“椅子藤条间,或有小虫伏着,突然坐下,要把它们压死。先摇一摇,以便走避。”

修行期间,李叔同粗布衣衫,一日两餐,不吃菜心、冬笋、香菇,因为这些菜蔬价格比其他的贵。夏丐尊曾赠送一个进口白金水晶眼镜,他转送泉州开元寺,变卖折大洋五百购买米粮,供僧人斋饭。

郁达夫说,杭州的特产有两样,一是夏天的蚊子,一是庙里的和尚。据郁达夫在西湖边上的观察,每隔五分钟,就可以看到“缫衣秃顶的佛门子弟,漫然阔步在许多摩登士女的中间”。

蚊子多容易理解,而寺庙究竟有多少呢?有人夸张地估计,民国时期,杭州的寺庙多达两千多所,而西湖更是寺院的丛林。

据说,南宋之前的西湖荒凉,人稀,却是和尚的福地。然后。香客来了,文人也开始与和尚交游。再然后,西湖就成了游人如织的景点。

佛事鼎盛的杭州,有幸接纳了弘一的剃度,但这一剃度,却引发了千古争议,弘一为什么弃荣华、妻子如敝履,盛年出家?

对此,人们提出了破产说、遁世说、幻灭说、政界失意说,还有弘一学生丰子恺的“三层楼”说,不一而足。

其实,诸如破产、遁世、幻灭等原因,只能算是浮在表层的影响因素而已,深层的原因,还在于他的儒者身份。

“男儿若论收场好,不是将军也断头。”年轻的李叔同意气风发,希望投身革命,先是追随康梁,而当辛亥革命胜利的时候,也欢欣鼓舞:“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

1911年,他家的产业遭受了两次致命打击,原困是辛亥革命引起的票号倒闭,这使得李家的百万资产荡然无存。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叔同对辛亥革命还是没有丝毫怨怼,只是发泄着河山光复的喜悦。

破产说和挫折说都认为,李叔同在家族企业的危机后生活困顿,同时因为缺少抗打击的能力而遁入空门。但事实上,他的财务状况并没有到如此不济的地步。

1917年,赴日学习音乐的刘质平经济拮据,向李叔同求援。此时的李叔同基本上靠薪金度日,因此,他从工资的一百零五元薪水中抽出二十元,寄往日本,资助过程直到刘质平学成归国。可见,工资度日已经绰绰有余,生活并不拮据。而从刘质平的角度看,如果不是知道老师有钱,他也是不会开口求援的。

事实上,李叔同的出家,就在于他的儒者身份,他有建功立业的念头,现实却丑恶卑劣,因此,激发了他文化血液中的归隐思想。出家后的弘一法师辛亥革命结束后,军阀之间还在混战,南北之间更是吵得不亦乐乎,而许多士人谄媚逢迎。民国初年的气氛并没有想象中的美好,民主被空置,民生仍然凋敝,列强依然环伺……儒家文化有“用行舍藏”的原则,李叔同在革命后期的幻灭中,就是遵从了这样的古训,所谓的“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现实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是丑陋的,读书人看不破,但他们又是坚定的理性主义者,所以,士人可以在革命潮流中放声呐喊,一旦转到丑陋的政治运作,他们就会手足无措,产生“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感慨。这个时候,归隐,就是一条不错的选择。

在中国传统士人的视野里,隐,就意味着依佛傍老。而李叔同首先选择的,还是道家的归隐途径。所以,李叔同这位归国后经常研读宋明性理之学的循循儒者,“后来忽然信了道教,案上常披着道教的经书。自己关起房来研究道学。”

他学道不是好玩,而是玩真的。他开始试验断食,希望通过“不食人间烟火”求得身心的灵化,从而回归老子所说的“婴儿”

状态。事实上,他也真的跑到深山,断食二十余天。据夏丐尊的回忆:“第一星期逐渐减食至尽,第二星期除水以外完全不食,第三星期起,由粥汤逐渐增加至常量。”三星期后,自己描述有脱胎换骨的感觉。

这个时候,他改名李婴,兴起了怀旧、倒退回婴儿期的念头。“茅屋之椽,老梅一树,树底迷藏捉”成了诗歌的主题。

对道家文化的推崇,是他决定归隐时的第一次选择,而他最终选择了佛教,则和他的交游圈子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说,杭州佛事繁盛的氛围,以及周围师友们的影响,加速了李叔同迈向佛门的步履。

从清末直至抗战前夕,浙江文化领域的名士们形成两个圈子。第一个圈子以鲁迅为代表,还有秋瑾、徐锡麟、陶成章、蔡元培、章太炎。这个群体致力革命,壮怀激烈,是儒者中的革命家。而第二个圈子则以马一浮为精神领袖,其中有李叔同、夏丐尊、经亨颐,以及属于晚辈的丰子恺、刘质平,是儒生中的隐逸者。

马一浮在五四运动前后就过着隐居的生活,并在杭州一带宣扬佛学。在现代学者看来,马一浮却是“新儒学”的典型代表,西方文化、佛学以及道家思想,都与儒学相会贯通,堪称新儒学一代大师。据丰子恺的回忆,李叔同学佛,正是响应了马一浮的倡议。对马一浮这位仅仅比自己大3岁的同龄人,李叔同看作是难得的明师,他说,马一浮是“生而知之”的高人。晚年的李叔同“为僧只会居山谷,国土筵中甚不宜”做了和尚之后,所做的许多事情,不是出家之人的修行,而是俗世豪杰的壮举,对修行者而言,倒有些“六根末净”了。所以,朱光潜这样评价弘一法师:“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

他的入世,渗透到了生活最微小的细节,也贯穿最宏大的爱国节气。

丰子恺回忆说:“他出家后,有一次我送他些僧装的粗布,因为看见他用麻绳束袜子,又买了些宽紧带送他。他受了粗布,把宽紧带退还给我,说:‘这是外国货。’我说:‘这是国货,我们已经能够自造了。’他这才受了。”

1937年5月,弘一法师在厦门万寿岩客居的时候,正逢厦门第一届运动会召开,主持人希望大师给运动会做-个会歌,却担心他以出家人不干预世事为由拒绝。但法师听说后,就自告奋勇写下了下面的歌词:“禾山苍苍,鹭水荡荡……健儿身手,各显所长,大家图自强。你看那外来敌,多么披猖。请大家想想,切莫再彷徨……把国事担当!

到那时痛饮黄龙为民族争光”。

1937年10月下旬,日军南下,厦门成为危城,身处险境的弘一法师给道友李芳远写信时提到:“朽人已于九月二十七日归厦门。近日厦市虽风声稍紧,但朽人为护法故,不避炮弹,誓与厦市共存亡。吾一生之中,晚节为最要,愿与仁者共勉之。”拳拳爱国心,根本不像出自一位方外之人的口中。

1941年,弘一法师还作了“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的题记:“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

而另一方面,他也小心地应酬着尘世的事务。他担心自己堕入名利场成为“应酬和尚”,他每到一处,都会立法三章:不为人师,不开欢迎会,不登报。弘一在青岛湛山寺的时候,青岛市长沈鸿烈邀请他赴宴,法师做下这样的偈语:“昨日曾将今日期,出门倚杖又思惟。为僧只合居山谷,国士筵中甚不宜。”委婉,但是坚决地拒绝了市长的请求。弘一大师涅盘相(1942年10月14日)可以说,法师的成圣之路,丝毫没有风花雪月的浪漫,而是充满了挫折和痛苦。为了实现他那些不安分的念头,他几乎是付出了一切的代价,物质的享受,家庭的温馨,儿孙的荣耀……不过,也正因为他这样的不安分,中国近代史上才多了这样一位旷世奇人。“近代人中,我只拜服李叔同一个人——苏曼殊只是聪明而已。李叔同画画、书法、音乐、诗词样样高明,我却比他少了一样——演戏!”狂放的刘海粟尽管也是大师,对法师也同样充满敬意。“一轮圆月耀天心”

弘一法师是一个没有自己寺院的云水和尚,是一位律己至严的“苦行僧”。他彻底抛却了一切世俗享受。出家凡24年,他的被子、衣物,还是出家前置办的,补了又补,弘一大师去世前三日绝笔罗振玉(1866-1940)一把洋伞则用了30多年。所居寮房,除了一桌、一橱、一床,别无他物;24年里,均以衣服代枕。他持斋甚严,每日早午二餐,过年不食,饭菜极其简单。他致力于律典的整理,写出《四分律戒相表记》、《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篇》等重要着作……弘一大师60岁那年,写了一首偈语,词云:“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忘言;花枝春满,天心月圆”,暗示自己将不久人世。1942年9月24日、25日,他讲律时精神略倦;10月1日起发低烧,但仍每日写字,饮食渐少;10月5日起只喝水,拒服药;10月6日命侍者学人妙莲法师至榻前记录遗言及“助念”。他并无致命之病,但他要“走”了;10月10日下午,写“悲欣交集”4字,是为绝笔;10月13日,他“走”了……和来时一样坦然,他似乎知道早已不是圣人的时代了,一个更加激烈惨酷的时代还会更汹涌地来到。因此,弘一大师的没涅盘相,有丝毫与死亡争斗的痕迹。这个人的死,就像树林里一棵树木死去一样,虽然死了,却仍是一片风景,死与不死,已无界限,来也从容,去也从容。”

弘一法师在俗时的学生丰子恺曾说:弘一法师不是“走投无路,遁入空门”的,是为了人生根本问题而做和尚的。他的出家,实际上是出乎于儒家的一句宣言。人的生活可分为三层:一层是物质生活,就是衣食;二层是精神生活,就是艺术;三层是灵魂生活,就是宗教。弘一法师做人一定要做得彻底,所以,他不满足于一二层的生活,不断攀援,终于做了一个真正的和尚……有位崇拜者看了弘一大师的涅盘相不无感慨道:我有一种发问的冲动:大师,当你离开人世之后,在你的脸上,在这种安详的背后,都是些什么?

太虚大师曾为赠偈:以教印心,以律严身,内外清净、菩提之因。赵朴初先生评价大师的一生为:“无尽奇珍供世眼,一轮明月耀天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