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自沉身去，有遗折，有谥法，有赐御祭。举丧之际或有人背后稍有议论，但主流还是学界同声婉惜，各大报纸均在“王忠悫公殉节”的大字标题下刊登自沉消息，尚无人提出疑问。民俗学家顾颉刚一个月后，顾颉刚发表《悼王静安先生》，第一次把王国维“做遗老”的责任推到罗振玉身上：“因为他和罗氏的关系这样密切，而罗氏喜欢矫情饰智，欺世盗名，有意借了遗老一块牌子来图自己的名利，他在这个环境之中也就难以自脱，成了一个‘遗而不老’的遗老了。等到一成了遗老，骑虎难下，为维持自己的面子起见，不得不硬挺到底了。”(《文学周报》第五卷第l-2期，1927年8月出版)与此同时，史达发表文章，以尖刻的词句，指斥罗振玉给王国维的葬礼描上“殉节”的色彩：“他一面捏造遗表，对废帝夸示他的识拔忠贞，于是无知的废帝竟下伪谕吊唁，把不值一文的‘忠悫’谥号送给死者，做了个惠而不费的礼物。一面又对王家市恩，表示这荣誉——其实只是个不值一文的礼物，是他的力量弄来的。所以他挽王先生的联语便这样说：‘至诚格天，邀数百载所无旷典；孤忠盖代，系三千年垂绝纲常。’这是多么丑恶的臭架子！他把人家逼死了，他却说人家自己‘至诚格天’，邀取‘旷典’；他既自命忠贞，充当遗老，却自己不肯实行，偏劝人家‘孤忠盖代’，把维系‘垂绝纲常’的责任推在人家的肩头。”
(《文学周报》第五卷一、二合期，1927年8月7日出版)马衡也化名殷南发表《我所知道的王静安先生》一文，谈到王国维的遗老身份时，笔稠稍微婉转一些，但还是有让罗振玉承担责任的一层意思：“他从戊戌(1898)年以后，和罗振玉总是在一起，从来没有离开过，罗是喜欢考古的，所以收藏古器物碑版及各种书籍拓本非常之多。尤其是在那时候，中国有几种考古学材料的大发现，如安阳之商朝甲骨，敦煌之汉魏简牍，千佛洞之唐宋典籍文书等。罗氏都首先见到。他处在这个时代和环境之中，那整理和研究的工作，他当然免不了参加的。于是这垦荒的事业就引起他特别的兴趣，到后来竞有很大的收获了。但这个环境也就不知不觉把他造成一个遗老。”
半个世纪以后，关于王国维的遗老身份还常常被人提起，还有新的发挥。蒋复璁在海外发表《追念逝世五十年的王静安先生》一文说：“因为罗振玉是遗老，往来的也都是遗老，大多是有辫子的，于是静安先生也留有辫子，也变成了遗老。静安先生经罗介绍，认识了升允，升允推荐给溥仪，溥仪召静安先生人宫，在遗老看来是殊荣，据我看，静安先生一生无利禄之思，并不要进宫做官，重要的要看内府的珍藏，到了今天，中外学者都要来故宫研究，其心理还不是与静安先生一样。”王自沉六十周年之际，其门生戴家祥在“国际王国维学术研讨会”上发言，连王入宫为“南书房行走”，也不认为是遗老的矢忠行为：“至于他自己，一是不想继续呆在姬觉弥搞的仓圣明智大学，二是认为到故宫可读点外间少见之书。后清室内务大臣金梁等图谋复辟，他毫不介入，也可说明之。”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5期)其实，王国维的遗老身份是不容置疑的，他以自沉殉清的说法也很难被否认。张舜徽早在1956年就撰文说明了罗王两人政治立场的一致性，他写道：“王氏不独在研究学问的体系和方法上与罗氏息息相关，即其对伦理政治的主张，也几乎和罗氏一鼻孔出气。罗氏是效愚忠于清室，恋恋不忘旧主的。王氏也就濡染了这种习气，终年拖着长辫，和一般当时所谓遗老如沈曾植、升允、金梁这般人往来，不知不觉使思想议论都完全遗老化了。当1922年他四十七岁时，由升允的推荐，到清官里去教溥仪的书，他便视为一生莫大的荣誉。不久，又由空虚早已退位的皇帝‘加恩赏给五品衔，并赏食五品俸’，后又赏他‘在紫禁城骑马’，他更看成深恩厚泽，时时在想如何感恩图报。当1924年冯玉祥的军队到北京，逼逐溥仪出宫时，王氏陪侍左右，顷刻不离，连1925年他接受清华研究院的聘请，也还是溥仪吩咐他去的。后来溥仪移居天津，他还时去请安。到1927年6月2日，他竞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而死，年五十一岁。”(《中国史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经过十年改造而于1950年代末获得特赦的溥仪，在其1964年首版影响很大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又一度翻起旧说“罗买王稿”。他写道：“我后来才知道，罗振玉的学者名气，多少也和他们这种特殊瓜葛有关。王国维求学时代十分清苦，受过罗振玉的帮助，王国维后来在日本的几年研究生活，是靠着和罗振玉在一起过的。王国维为了报答他这份恩情，最初的几部着作，就以罗振玉的名字付梓问世。罗振玉后来在日本出版、轰动一时的《殷虚书契考释》，其实也是窃据了王国维甲骨文的究成果。
傅斯年则是《殷虚书契考释》系“罗买王稿”一说的始作俑者。他在1945年发表的《殷历谱序》写道：“此书题罗振玉撰，实王氏之作，罗以五百元酬之。”一年后，郭沫若为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而发表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鲁迅与王国维》，以有成就的甲骨学者身份，进一步发挥了傅斯年所谓“《殷虚书契考释》是罗买王稿”的无根之说。他写道：王国维对于罗振玉“似乎始终是感恩怀德的，他为了要报答他，竟不惜把自己的精心研究都奉献了给罗，而使罗坐享盛名。例如《殷虚书契考释》一书，实际上是王的着作，而署的却是罗振玉的名字，这本是学界周知的秘密”，是罗花了二百元买去王的稿子，其时这相当于五六口人在日本一年的生活费用，“王考虑很久，没有别的办法，乃接受了罗的好意”。
郭沫若发表这篇文章以后的几年里，《殷虚书契考释》的原稿尚在罗振玉第四子罗福葆(君羽)手中，他是罗家子弟中唯一在伪满政府中当过行政官的，抗战胜利后移居北京，约在1951年将此稿卖给陈梦家。陈则以实证解决了《殷虚书契考释》究竟出自于何人之手：“1951年我得到《殷虚书契考释》的原稿本，都是罗氏手写，其中书头上常注有某条应移应增改之处，并有罗氏致王氏便笺请其补人某条者，称之为‘礼堂先生’。《考释》的纲领和分类次第，与罗氏以前着作实相一致，不过有所改善而已。在编作中二人对细目的商榷则确乎是常有的，由稿本与初刊本相较，王氏在校写时对于行文字句的小小更易是常有的，但并未作重大的增删。都邑一章引用今本《竹书纪年》，和王氏的看法大相违背。”(《殷虚卜辞综述》第二章第一节，中华书局1988年版)1956年张舜徽发表《考古学者王国维在研究工作中所具备的条件、方法与态度》一文，他指出，王国维非常尊重罗振玉学术上的贡献，“后人徒然看到罗氏所着《殷虚书契考释》是由王氏手写上石，竟臆断此书为王氏作。如果真能起死者而问之，王氏也不会接受的。所以王氏平生治金石，治甲骨，无疑是受罗振玉的影响为最大”。
与“罗买王稿欺世盗名”同样具有巨大影响的是生活上的“逼债说”，此事由史达《王静庵先生致死的真因》开头，他在《王静安先生致死的真因》一文中写道：“据熟悉王罗关系的京友说，这次的不幸事件完全由罗振玉一人逼成的。原来罗女本是王先生的子妇，去年王子病死，罗振玉便把女儿接归，声言不能与姑嫜共处。可是在母家替丈夫守节，不能不有代价，因强令王家每年拿出二千块钱交给罗女，作为津贴。王先生晚年丧子，精神创伤已属难堪，又加这样地要索挑唆，这经济的责任实更难担负了。可是罗振玉犹未甘心，最近便放了一枝致命的毒箭。从前他们同在日本，曾合资做过一趟生意，结果大大攒钱，王先生的名下便分到一万多。但这钱并未支取，即放在罗振玉处作为存款。近来罗振玉忽发奇想，又去兜搭王先生再做一趟生意，便把这存款下注作本。王先生素不讲究这些治生之术的，当然由得他摆布。不料大折其本，不但把这万多块钱的存款一箍脑儿丢掉，而且还背了不少的债务。罗振玉又很慷慨地对他说：‘这亏空的份儿你可暂不拿出，只按月拨付利息好了。’这利息究要多少？刚刚把王先生清华所得的薪水吃过，还须欠些。那么一来，把个王先生直急得又惊又愤，冷了半截，试问他如何不萌短见？这一枝毒箭，便是王先生送命的近因。”
郭沫若在《鲁迅与王国维》一文中的说法有所变通：“据说他的死，实际上是受了罗振玉的逼迫。详细的情形虽然不十分知道，大体的经过是这样的。罗在天津开书店，王氏之子参预其事，大折其本，罗竟大不满于王，王之媳乃罗之女，竟因而大归。这很伤了王国维的情谊，所以逼得他竞走上了自杀的路。”
郭说到了溥仪手里，情节上又略有变化，在1964年出版的《我的前半生》一书中这样写道：“罗王二家后来做了亲家，按说王国维的债务更可以不提了，郭沫若（左二）与友人合影其实不然，罗振玉并不因此忘掉了他付出过的代价，而且王国维因他的推荐得以接近‘天颜’，也要算做欠他的情分，所以王国维处处都要听他的吩咐。我到了天津，王国维就任清华大学国文教授之后，不知是由于一件什么事情引的头，罗振玉竟向他追起债来，后来不知又用了什么手段再三地去逼迫王国维，逼得这位又穷又要面子的王国维，在走头无路的情况下，于1927年6月2日跳进昆明湖自尽了。”对这段话，溥仪还特别加了页下注，讲了一个“传闻”“我在特赦后，听到一个传说，因已无印象，故附寄于此，聊备参考。据说绍英曾托王国维替我卖一点字画，罗振玉知道了，从王手里要了去，说是他可以办。罗振玉卖完字画，把所得的款项(一千多元)作为王国维归还他的债款，全部扣下。王国维向他索要，他反而算起旧帐，王国维还要补给他不足之数。王国维气愤已极，对绍英的催促无法答复，因此跳水自尽。据说王遗书上‘义无再辱’四字即指此而言。”
面对弥漫于世的不实之论，继祖师作为罗振玉嫡孙而从知情人的角度，作为古文献知名学者而从文化史的角度，都有权利还历史以清白和公正，遂在1982年第8期《读书》杂志上发表《跋(观堂书札)》一文，最先披露了王国维在1926年10月24、25、31日给罗振玉的三封信，其内容主要讲王之长子潜明去世后，王将海关恤金寄罗，而罗先不肯收，直到最后才勉强收下。这一事实令罗振玉收藏的萧云从(明)的山水画“逼债说”不攻自破。不久，继祖师又以《(观堂书札)再跋》一文再论及此：“殷南、史达等人因为钦服王先生的学问，而恨其不能随俗浮沉，又惜其中寿而死，不能竟其所学，但是他们不从王先生的思想、情感、行动、生活方面去找他所以决然一死的原因，而产生了不切事实的歧想，说是死于逼债，谁逼的呢？却是与王先生志同道合了大半辈子，平时推财不吝，晚年偶尔产生龃龉，连自己女儿应得的一份三千元恤金都辞让不受，但偏要为女儿向王先生每年索取津贴两千元的罗振玉，这不是天大的滑稽吗？但他们主观上还是从倾佩和爱护出发，王先生之死完全和他们的主观愿望相反，于是极力把王先生拉到自己这一边，而不顾客观事实。殷南等人是如此，王门弟子中某些人也是如此。”(《史学集刊》1983年第4期)三封信发表后，王门子女也出来说话了，王东明评论道：“以上三信，先父在沉痛中，用笔仍委婉恳切，尚期异日再见，毫无绝情之意。经过一再恳求，大嫂才把遗款收下了。”又说：“先父返平后，因大嫂曾变卖首饰为大哥治病，将医药费用寄至罗寓，归还大嫂，罗将此款退回，又寄，又退。最后结果如何，已不复记忆，至传闻罗向先父索大嫂生活费大洋每年贰千元之说，似不确实，若果有其事，先母必然知道，而先母从未提到过。至于与罗氏合伙做生意，赔本后逼债之说，更属无稽……先母在世时我曾问过她，她当即否认。”她还谈到自己的一点认识：“我常常痴想，如果二人不失和，父亲伤心时得到挚友的劝解慰藉，迷惘时获得劝解宣泄，或可打消死志。拉一把与推一把，其结果就不可以道里计萧云从(山水画)了。当然，这只是为人儿女的想法，试想一个人不惜以死为解脱之道，其原因绝不会是单纯的。当然，如因此而径指罗氏逼死父亲，也是有失公允的。”(台湾《中国时报》1984年10月23日)读者当然能够理解作为女儿这样讲时的心情，毕竟她还是很理智、很客观的。至此，王国维致罗振玉最后三封信发表，罗王两家后人均出面否认，“逼债”致死说才得以澄清。
罗振玉和王国维一起，作为国学大师而在殷商甲骨文字、敦煌写经、汉晋简牍，以及古器物学领域内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并导致“罗王之学”的形成，改变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面貌，极大地丰富了传统文化的内容，将永远造福于后世学人。然而，作为效忠于溥仪的政治同路人，两人的结局是悲剧性的，不但导致了王的自沉，也导致了罗最终走上叛国之途。
“九？一八”事变后，罗振玉积极参与制造“满洲国”的活动，任伪“满洲国”监察院院长等职。1937年6月退休。1940年病死旅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