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月7日，上海《字林西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文章。
这位被称“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是谁？他便是丁文江。
然而，这位从帝国时代诞生的“爱国者”。却是民国时期地质学的开山大师，他不仅建造了中国地质丁文江：（1887-1936）学的基础，还描画了它健康发展的路径。在中国地质事业初创时期，丁文江淋漓尽致地发挥了“科学家”的作用蔡元培称赞他是“我国现代科学界的稀有的人物”；胡适说他是“最有光彩又最有能力的好人”，是“天生能办事、能领导人、能训练人才、能建立学术的大人物”；而傅斯年则说，丁文江的人格“应当在国人心中留个深刻的印象”。负起改良政治，倡导好政府丁文江，字在君，英文名V.K.Ting，他出生于江苏泰兴这个“滨江偏邑”的一个亦绅亦商又兼地主的大家族。在家乡，丁文江接受了严格的私塾教育。15岁的时候，他开始了历时9年的留学生涯：先日本，后欧洲。多年的“欧风美雨”的浸润，使他最终成了“一个欧化最深的中国人”，“一个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
丁文江于1910年，手持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动物学和地质学的双学位归国。在他担任地质调查所所长的10年，正是军阀横行、国家混乱的一个时期。其间，曾经上演过两次复辟丑剧，至于‘俯院之争”、安福政治、军阀混战等种种丑剧、闹剧，更是层出不穷。在批评北洋军阀的反动政治方面，连一向政见相左的梁启超和孙中山也有了难得的共识。梁启超说，北洋的政治是‘神奸既伏，人欲横流，而进于演水帘洞，演恶虎时”；孙中山在“五四”前后反思这一段时，则常常痛心疾首、夜不能寐。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也逐渐认识到：北洋政府的专制、腐败以及种种倒行逆施，是导致民不聊生、各项建设事业不能健康发展的根本原因。丁文江作为政府的小吏，有着切身的体会。他曾经愤慨地说：‘瞒人倒了，起来代他的同他一样坏；政体还没有变得全，代议政治已经完全破了产”；“我们想做好官的人，辛辛苦苦费了多少年做成功的事业，一个无知无识的官僚或是政客，用一道部令，就可以完全推翻，觉得我做的事业，是沙滩上的建筑，绝对没有地基的……”
在这种大背景下，一些对现实政治根本不感兴趣的知识人开始走上批评政治的路，连下决心“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胡适也与蒋梦麟、陶孟和等发表《争自由的宣言》说，“我们本不愿谈实际的政治，但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政治逼迫我们到这样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们便不得不起一种彻底觉悟，认定政治如果不由人民发动，断不会有真共和实现。”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基本的认知：现代的、优良的政治，是国家统一、民族独立和实现社会健康发展的根本前提。对此，丁文江深信不疑，他认定：‘政治是我们惟一的目的，改良政治是我们惟一的义务”；他曾对董显光说：‘世界上最重要的是人事，而不是物质，如果我找到金矿银矿，而不了解人事问题，那金银仍将被偷盗以去，弄得更糟……”又对李济说：“你们老问我为什么恋着政治问题不舍，不集中全力做科学的工作。你看，政治不澄清，科学工作是没法推进的，我们必须先造出一种环境来，然后科学工作才能在中国生根。”
正是这样的背景和认识，才有了丁文江的“谈政治”、“于政治”。
丁文江谈政治，也是从批评现实政治开始。他认为，北洋政府的政治，所以一天比一天坏，“就是坏在一班没有职业的政客手上。他们以政治为饭碗，所以越弄越糟……无职业的政客，是世界通行的寄生虫……”他痛斥政客、官僚的劣行，以《忠告旧国会议员》一文最不留情面。在这篇文章里，丁文江历数旧国会议员贪腐、营私的种种丑恶罪状，最后向他们提出忠告：在这危急存亡的时候，我们只问国会好不好，不问国会法不法。统一制宪是急于星火的事，你们若错过了机会，我们立刻要联合起来革这种恶国会的命！
而腐败官僚所以能横行，又是由于少数的优秀分子不想在政治方面努力，不参与政治造成的。丁文江说：“中国今天弄到了这步田地，明明是做总统的不会做总统，做总理的不配做总理，当议员的不够当议员。总统，总理，议员，都是应该少数的优秀分子去做的，所以我说中国政治混浊，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是因为少数的优秀分子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
他认为，只要少数优秀分子掌握了政权，政治就会清明，史济瀛，史久光长女，丁文江的养女。1922年，丁文江办《努力》周报的时候，史济瀛13岁。丁文江无儿无女，但史济瀛在年幼的时候就随同姑丈丁文江、姑母史久元一起生活了。史济瀛还是丁文江最好的朋友胡适的干女儿。而“用他们(少数的优秀分子)的聪明智识能力，向政治方面去努力，是少数人天然的责任”。
丁文江所说的“少数人的责任”，其实就是精英政治。他一直认为：自从有历史以来，政治上的成功，都是少数人的成功。他曾经引用JMorley的话说，“成功的历史就是少数人的历史”。他也非常信服罗素对他说的话：“我们要把历史上的重要人物除去了十几个，假定他们是没有存在过的，世界上的历史决不是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因此，他一直呼吁优秀分子积极参与政治。丁文江所谓的“优秀”，包括这样几个方面：有正式的职业，有现代知识，有能力，有操守。丁文江认为，参与政治首先要做的是以下几个方面：甲：认识社会上政治上有势力的人，平心静气去研究他们的道德，性情，能力，以决定我们对于他们的态度。我所说的这种人，包括军人在内，因为军人也是国民，也有好人。
乙：调查政治上最重要的问题，用科学精神，来研究解决这种问题的方法，如裁兵，裁官，公债之类。
丙：尽我们的余力，做政治上的文章：宣传我们的主张，讨论人家的意见。
丁：遇见有重大的政治上的变化，应该以牺牲的精神，一致的态度，努力去奋斗。
只要这些‘前提工作”做好了，就能“就我们认识的朋友，结合四五个人，八九个人的小团体，试做政治生活的具体预备”。丁文江是这样呼吁的，也是这样做的。胡适。胡适后来回忆说，丁文江常责备他们不应该放弃干预政治的责任，而他们当日组织《努力》周报，实在可以说是丁文江这种精神鼓动起来的。从1921年的春夏之交开始——也就是《努力》周报创刊前1年，丁文江就已经为组织小团体以研究政治、评论政治而努力了，这个小团体就是“努力会”。胡适的《日记》为我们留下了这个小团体最初组织时的一些记录。胡适1921年5月21日《日记》记道：“下午，王文伯(征，为新银行团的秘书)来谈。少停，丁在君来，蒋梦麟来。我们四人讨论组织一个小会的事。我拟了一个组织大纲，大家都表示同意。”6月8日的《日记》又记道：“到叔永家，与在君、文伯谈会事。”
“努力会”的“会员”很少，自始至终都没有超过12个人，主要有丁文江、胡适、蒋梦麟、陶孟和、任鸿隽、王征等。一年后，蔡元培也提出要加人“努力会”，围绕是否同意他人会的问题，丁文江、胡适、任鸿隽三人展开了讨论。起初，丁文江并不希望蔡元培人会，理由是：“(一)我们大家系同辈的人，甚么都不客气，什么都可以说。蔡先生是老前辈，加入以后，恐怕反有一种拘束。(二)我个人对北大有无穷的希望；近来仍是很不满意，很想以友谊的态度来忠告忠告。蔡先生加入团体以后，恐怕我不能全无顾忌。”但任鸿隽认为：“本团体范围太小，宜扩充，若蔡氏人品道德，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之完全同意蔡元培人会。丁文江听了任鸿隽的解释，也消除了顾虑，这样，蔡元培也成了“努力会”的一员。
“努力会”的活动，主要就是定期开聚餐会，讨论政治，批评整治，监督现政府。这样活动了几个月以后，丁文江又提议：办一个周报做阵地。但办报需要取个名字，胡适就说，用“努力”吧。为了保证这份报纸的独立性，丁文江又提议：社员每人每月捐出固定收入的百分之五，必须捐满三个月之后，才可以出版。
由丁、胡等这些一流的知识分子出面办报，集资、撰稿都不难，难的是一些所谓“客观因素”。1922年2月4日的《胡适日记》就记道：“我要办的《努力》周报，被警察厅设法批驳了(藉口于房东不同意，其实是他们把她吓倒了)。今天另拟一呈子，再请立案，措词颇严厉。作一书寄丁在君，也为此事。”又经过三个月的奔走、筹备、组稿，《努力周报》终于在5月7日创刊了。这期间，丁文江算是格外努力，不但自己要写稿，还向朋友们如任鸿隽、陈衡哲、徐新六等不断约稿、催稿。
丁文江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的第一篇谈政治的文章是由他参与具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这本是胡适写的第一篇政论，当初本来是专为《努力》周报而作，后来觉得‘呲文可用为一个公开的宣言”，脱稿时胡适曾与李大钊商量，决定次日在蔡元培家合计此事，‘‘邀几个‘好人’加入”。到“会”者十五人，后来有一人退出二人加入，就签了名。参与签名的人有丁文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陶行知、陶孟和、梁漱溟等共16人。这份宣言提出政治改革的目标：“好政府”(“好政府”的至少涵义是：在消《努力》周报创刊号极方面，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官吏；在积极方面，第一要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第二要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提出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府；提出“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于好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号召“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以促成‘好人政府”目标的实现。宣言还对当时的南北和谈、裁军、裁官、选举等具体的政治问题提出方案。宣言发表后，曾引起广泛的讨论。
宣言发表后，引起了知识阶层的广泛关注，包括《努力》周报、北京《晨报》、《益世报》、上海《民国日报》以及《先驱》等各具背景的报章杂志发表了多篇响应之作，由此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好政府主义”的讨论。6月1日，丁文江作《答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的讨论》，就是对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的顾维钧。1922年，蔡元培、王宠惠、顾维钧、罗文干等发起了一个讨论现实政治的茶话会，丁文江是积极的参与者之一。这个茶话会的开会场所，多是在顾维钧住宅。讨论所作的答复。针对“改良政治必先从改良社会下手”的主张，丁文江认为这是“近年来政治改革的一种大障碍”，不能轻易放过。《天工开物》的一种版本。丁文江是最早关注此书、并给该书学术地位的现代学人。1923年1月7日，丁文江在《努力》周报的增刊《读书杂志》上发表《重印(天工开物)始末记》，详细考证作者宋应星的生平。丁文江在《努力》周报发表的讨论政治的文章，还有：《一个外国朋友对于一个留学生的忠告》、《少数人的责任》等。
这期间，曾经发生绑架罗文干这样蹂躏人权的丑事，到后来又发生贿选曹锟当总统的事件。“努力会”同人们遂认识到他们希望通过办报来监督政治的理想和努力都是徒劳的，都失败了；于是，《努力》周报在维持了一年半后，便于1923年12月停刊了。
在1922年的直奉战争前几年，裁兵问题是当时朝野和知识界讨论的热门话题。丁文江完全反对那种不做具体研究、不提出具体计划、只唱高调的清谈，而当时‘‘废督裁兵”的呼声、口号可谓甚嚣尘上。为了研究裁兵问题，他搜集了许多材料，写出了《中国北方军队的概略》，并在《努力》周报的创刊号上发表。这篇文章详细列述了中国北方各派系——直系、奉系、皖系以及态度不明或中立军队的长官、驻防地点以及人数。依照他的统计，当时中国北方军队的总人数是85万。但文中所列的数字，也有不确实的地方，有熟悉情况的人看了文章后就将他们所晓得的事实，一一指出来，订正了其中的错误。
稍后，丁文江又发表了《广东军队的概略》和《湖南军队概略》。他对广东军队的调查，是通过广东军界的一个朋友。他把广东军队分为“与陈炯明接近的”、“与孙文接近的”、‘骑墙派”三派，并分述其所属部队的长官、驻地、人数。他在分析了陈炯明和孙中山的军事实力后，对孙中山的北伐做出了这样孙传芳的判断：孙大总统这一次北伐，真可算是破釜沉舟。因为他不但放弃了广西不要，而且连广东省城也全然不顾。我们不可以不佩服他的魄力，但是照军事上讲起来，似乎没有全然不顾后路的道理。江西若是不能得手，一定要一败涂地的！”
丁文江对湖南军队的调查，是一次在长江轮船旅行时，通过对一位‘湖南来的军界的朋友”的访问完成的。他在《湖南军队概略》中，将湖南的军队分为谭延闿派、赵恒惕派、中立派三派，也是分述其所属部队的番号、长官和驻地等信息。根据他的统计，湖南军队不过三万四五千人，而军饷却至少占全省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以上。
对四川军队的调查，丁文江委托在四川大学任职的老朋友任鸿隽来做。后来，任鸿隽就果真做了一篇《四川军队概略》在《努力》周报发表。
1922年5月《努力》周报创刊的时候，正当直奉战争的时期。“努力社”
同人都以为战争会持续一两个月，于是就在《努力》周报上开辟“军事调查”专栏，并请丁文江担任军事的调查和战事的记叙。但奉军很快失败，丁文江发表过几篇调查文章后，专栏就取消了。丁文江的第一篇评论文章是5月1日写成的《奉直两军的形势》，这篇配有作战区域图的文章详述了奉、直双方交张作霖。胡适回忆说：“在君常往来于沈阳、北票、天津之间，他深知张作霖一系的军队和将校的情形，他特别忧虑的是，直皖战争之后将来必有奉系军人控制北京政府的一日，他深怕在那个局势之下中国政治必然会变成更无法纪，更腐败，更黑暗。”
战时的人数、分布。丁文江对奉军人数的统计，主要是靠统计铁路运输的办法；对直军的统计，则主要依靠当时的新闻报道。5月18日，也就是双方停战后数日，丁文江又综合各种访问、报道写成《奉直战争真相》一文，详尽分析奉、直双方的兵力、作战计划、战争情形和败溃的程度。11月12日。丁文江又发表《山海关外旅行见闻录》一文，列述奉军在山海关外的部署情况，并说明奉军要报复直军的说法不可靠。这已属对战争的后续分析、评论了。
后来，丁文江将上述军事文章汇总、梳理，并进一步修改，整理成《民国军事近纪》一书，由商务印书馆于1926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