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朋友当中，丁文江以熟悉军阀状况、了解军人个性而着称。蒋廷黻就曾经回忆说：在天津，我有一位朋友，他最了解军人。他就是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在君)。我常问他：“这些人搞政治会产生什么好结果？”他责备我说：“延黻，你不懂军人。你没有资格责备他们，我了解他们，他们很多是我的朋友。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他们中任何一个有你那样的教育程度，他们一定可以，而且绝对可以比你对国家有贡献。”他说这些军人的天赋都很高，糟糕的是他们没受多少教育。有一次，我问他：“那个自封为大总统的曹锟怎么样？他凭什么能当大总统？”文江说：“让我告诉你一件事，若干年前，曹锟检阅他驻在保定的军队，在他走过士兵行列时，发现有一名士兵在咽泣。曹停下来问他：‘你怎么了？为什么哭？’士兵说他刚接到家信，说他爸爸死了。他远在军队，无法回家奔丧。曹说：‘不要哭，不要哭。给你五十块大洋，回家葬你父亲去好啦。尽完孝道再回来当兵。”’他又继续说：“如果阁下是那名士兵，遇到这种类型的长官，你是不是也和他对曹锟的感受一样？你能不忠于他吗？你能不觉得他是个可依靠的人吗？军队，我们可以说它是第二个家。”
朋友中类似的评价，还有很多。在当时的各派军阀中，丁文江最痛恨的是奉系。因为北票煤矿在奉系的地盘上，为了煤矿运输等事宜，丁文江经常到沈阳与奉系人士办交涉，因此对奉系的黑暗内幕了解最多。事实上，凡是军阀都会残民以逞，都是穷凶极恶，都没有好的。丁文江还有一个观点：“中国的军事首领之中，不少有指挥的天才，爱国的热诚，坚强的毅力，但因为缺乏现代的知识和训练，往往不够担任国家危难时期的艰巨责任。”在他心目中，富于现代知识的军事首领，应当是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兵工署署长克罗希尔将军这样的人。这种评论和认知，倒也客观、公道；也主要是因为抱有这样的观点，丁文江才对军事教育情有独钟。
胡适曾经转述过丁文江和孙传芳在1925年8月的一段对话：孙传芳说：丁先生，请你想想，你在哪一个方面可以帮我顶多的忙？
我说：我旱已想过了。
孙问：哪一个方面？
我说：我曾想过，这时候中国顶需要的是一个最新式的，最完备的高级军官学校。现在的军官学校，甚至于所谓“陆军大学”，程度都很幼稚。里面的教官都太落伍了，不是保定军官学校出身，就是日本士官出身。这些军官学校的专门训练当然比不上外国同等的学校，而且军事以外的普通学科更是非常缺乏。所以我常说：中国的军事教育比任何其他的教育都落后。例如用翻译教课，在中国各大学已经废弃了二十年，而现在陆军大学的外国教官上课，还用翻译；学生没有一个能直接听讲的。足见高等军事教育比其他高等教育至少落后二十年。现在各地军官学校教出来的军官都缺乏现代知识，都缺乏现代训练，甚至于连军事地图都不会读！所以我常常有一种梦想，想替国家办一个很好的、完全近代化的高等军官学校。我自信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军官学校校长。
孙传芳听了大笑。他说：丁先生，你是个大学问家，我很佩服。但是军事教育，我还懂得一点，——我还懂得一点。现在还不敢请教你。
他说了又大笑，他当我说的是笑话！
丁文江改革中国高等军事教育的雄心壮志，被孙传芳看做笑话，因而，他没有可能在孙传芳的势力范围里实现他办现代军事教育的理想。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代，中国的军事教育依旧落后，而此时的中华民族面临的却是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他再度用类似的愤激语言表达不满：中国的军事教育比任何其他的教育都要落后。所谓陆军大学，军官学校程度极其幼稚。教官不是出身于日本士官，就是保定军官学校。专门的训练，固然不能与外国同等的学校相比，而且普通的常识异常的缺乏。例如翻译教课的制度，在其他各大学已经废弃了二十年，而现在陆军大学的外国教官上课的时候，都用翻译；学生没有一个能直接听讲的。足见高等军官教育比其他高等教育至少要落后二十年。挑战“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丁文江的人生是科学人生。同时，他又“夙以拥护科学为职志”，是一位杰出的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的宣传者。在这方面，夏绿蒂？弗思对丁文江有过公道的评价，说他“既从技术观点又从哲学观点研究科学”，‘感到根据科学丁文江赠胡适诗的思想原则教育同胞是自己的责任”。而说到这，就不能不说到由他挑起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在北戴河，左边打伞者为丁文江之妻史久元1918年，惨绝人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了。伴随着战争的结束，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掀起一股重新审视、反思科学的思潮。这种思潮在中国的代表人物是梁启超，代表着是其1920年发表的《欧游心影录》。梁启超说：“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功总算成了……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一个大关键了。”
这样公然地‘轻视或戏侮”科学的权威地位，实在是少见的，而且出自在当时思想、学术界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梁启超之口！很快，梁启超就得到某些学界人物的回应。先是梁漱溟在1921年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其后不久的1923年2月14日，张君劢又应清华学校邀请，发表题为“人生观”的演讲，声称“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张君劢比较了科学与人生观的5点不同：科学为客观的，人生观为主观的；科学为论理的方法所支配，而人生观起于直觉；科学可以以分析方法下手，而人生观则为综合的；科学为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的；科学起于对象之相同现象，而人生观起于人格之单一性。由此，得出结论：“故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张君劢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总结张君劢的思想，有几点特别引人注意：认为有所谓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之分：认为科学只能从事向外的探索；认为科学只能成就“物质文明”；认为中国文明是精神文明，而“理学”可以成就高度的精神文明。
应当承认，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劢等人的系列言论，对刚起步不久的中国科学化运动来说，实在是起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面对张君劢的“反动”，丁文江认为，不能不说话了，便于4月12日写成了《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
人生观”
》一文，挑起了“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在论战中，针对张君劢对科学的种种责难，丁文江旗帜鲜明地指出：欧洲文化纵然是破产，科学绝对不负这种责任；科学不但无所谓“向外”，而且是教育同修养最好的工具，它可以成就高度的“精神文明”；“理学”的内心修养所造成的所谓“精神文明”实在不敢恭维。
不过，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张君劢在这里研究、论述的核心论题是“人生观”，着重论述的是“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由此进一步引申出：科学不是万能的。他在《再论人生观并答丁在君》中说：“国人迷信科学，以科学为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此数十年来耳目之习染使之然也。”而张氏本人并不反对科学。他曾当面对丁文江说：“我做我的人生观，并没有反对科学的意思。”这与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所说的“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如出一辙。因此，张君劢的立论正与梁启超遥相呼应，是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反思科学的思潮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学界最早出现“人生观”一词，是在1919年。而在张君劢提出“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前两年，也就是1921年，杨杏佛就曾在南京讲演“科学的人生观”。杨氏将人生观大体地分为以下几种：宗教的人生观、美术的人生观、战争的人生观、实利的人生观、科学的人生观。而科学的人生观乃“乃客观的、慈祥的、勤劳的、审慎的人生观也”，它有好真、敏捷、勇于为是等科学精神；此外，它还有讲民主、实事求是、甘于淡泊等特色。没有证据证明，张君劢在清华学校做的“人生观”的演讲是专门针对杨杏佛的。而更耐人寻味的是，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杨杏佛也没有参战。倒是丁文江激烈反对张君劢的观点，并起而驳斥，于是挑起了这场空前的思想界的大论战。
论战伊始，梁启超就宣布要遵循这样的“战时国际公法”问题集中一点，而且针锋相对，剪除枝叶。其实，不管什么样的论战，若想将辩题辩白清楚，非遵循这样的原则不可。在这场论战中，尽管丁文江和他的支持者，也曾论证‘科学方法可以用于研究人生”，甚至还探讨了如何建立科学的人生观的命题，但这终究不是丁文江们论证的重点。这一点，就连科学派的中坚人物也不否认。胡适就说：……人人都在那里笼统地讨论科学能不能解决人生问题或人生观问题。几乎没有一个人明白指出，假使我们把科学适用到人生观上去，应该产生什么样子的人生观。然而这个共同的错误大都是因为君劢的原文不曾明白攻击科学家的人生观，却只悬空武断科学决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殊不知，我们若不先明白科学应用到人生观上去时发生的结果，我们如何能悬空评判科学能不能解决人生观呢？
正是因为认识到科学派的这种严重不足，胡适才提出科学的人生观的轮廓。陈独秀也说，科学派表面上的胜利，其实并未攻破敌人的大本营；‘科学何以能支配人生观”的证据一个也没有举出来，因此不但不曾得着胜利，而且是大战败，文章虽多，却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让人看不出“争点究竟是什么”，好像是‘科学概论讲义”。
确实，对丁文江而言，探讨人生观不过是他宣扬科学思想的由头、切人点而已。倒是支持丁文江的一派人对人生观问题特别是科学与人生观问题展开了详细论述。如任鸿隽说：“人生观的科学是不可能的事，而科学的人生观却是可能的事。”唐钺说：“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的全部。”王星拱提出：“科学是凭借因果和齐一两个原理而构造起来的；人生问题无论为生命之观念、或生活之态度，都不能逃出这两个原理的金刚圈，所以科学可以解决人生问题。”
吴稚晖说：“我信‘宇宙一切’，皆可以科学解说。”章鸿钊直接针对张君劢所提出的几点，皆以“真”为中心。朱经农则从八个方面对张君劢提出质疑。
在论战中，丁文江广泛地宣传了科学思想，我们不妨举出几条：一切科学的基本数据都是通过感官感知获得的。
科学方法是万能的。丁文江说：“不用科学方法所得的结论都不是知识；在知识界内科学方法万能。科学是没有界限的；凡百现象都是科学的材料。凡是用科学方法研究的结果，不论材料性质如何，都是科学。”而所谓科学方法，就是将世界上的事实分起类来，求他们的秩序。丁文江又说：“凡是真的概念推论，科学都可以研究，都要求研究。科学的目的是要屏除个人主观的成见——人生观最大的障碍——求人人所能共认的真理。科学的方法，是辨别事实的真伪，把真事实取出来详细地分类，然后求他们的秩序关系，想一种最简单明了的话来概括他。所以科学的万能，科学的普遍，科学的贯通，不在他的材料，在他的方法。”
科学也是一种精神。在丁文江的字典里，“科学”既不意味着狭义的科技运作，也不意味着严格的科学理论思维和研究，而差不多就只是一种崇尚理性和进步的基本价值观和态度。他强调，物质科学与精神科学是没有根本区别的；科学对人大有裨益：科学不但无所谓向外，而且是教育同修养最好的工具，它不但使学科学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爱真理的诚心。
这场“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科学派的胜利，不只是它表面上战胜了张君劢一千人，更在于它在更广泛的程度上宣传了科学。要知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反思科学的大潮流下，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劢等人的思想是会重创刚刚起步的中国科学化运动的。这时，丁文江振臂一呼，起而论战，带领一班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哲学家向张君劢发起全面反击，进一步阐释西方科学的基本含义和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影响，实在是中国科学运动的大胜利，是值得研究科学史、科学思想史的人大书特书的。
如果将“科学与人生观”论战过程中所宣扬的科学思想与早前的科学播种工作相比，这场论战大大促进了中国科学化运动。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高举起‘赛先生”和“德先生”两面大旗，是中国科学运动史上的里程碑式事件。但是，这里的“赛先生”还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现代科学，而是人们针对中国的社会状况，选择一些现代科学中的元素，重新加以阐释，用来批判传统思想，并以此来建构共产主义的思想武器。
1923年，丁文江向张君劢发难，挑起“科学与人生观”论战，这是他一生中最集中的一次宣传科学的工作。
当时思想界的领袖梁启超、胡适就对之作出高度评价，说“这种论战是我国未曾有过的论战”，“替我们学界开一新纪元”；是空前的思想界的大笔战。这种评价，到今天为止，也未过时。从“总办”到“总干事”
1926年5月1日，丁文江奉孙传芳之招，由沪赴宁，报告在沪与官绅接洽情形，顺便欢迎孙氏来沪。同一天，《淞沪商埠督办公署组织大纲》公布，《大纲》规定：淞沪商埠督办公署，管理淞沪商埠内行政、外交、保安等事物，并监督商埠内地方自治事务；淞沪商埠督办公署，设督办一人，由联军总司令兼任之，经理一切；政务总办一人，由总司令任命之，禀承督办，监督指导本署各职员，执行本署职务，督办不在署时，由总办代行职务，但遇有重要事项，仍须请示办理……至于成立淞沪商埠督办公署的目的，孙传芳说，‘就是要改良华界的市政，为将来的大上海，造成一个稳固的基础。”
丁文江与英国庚款委员合影丁文江与英国庚款委员合影之二丁文江陪同孙传芳出席招待会1926年5月4日，龙华前护军使署旧址内冠盖云集，戒备森严——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成立典礼正在举行。孙传芳、丁文江二人都穿大礼服，由司仪导引到大堂中间站立；各处科长等均分列两旁，孙传芳居左，丁文江居右，礼官赞礼，二人分就督办和督办公署总办，督办公署即告成立。公署下设总务、外交、政务、财政、保安、工务六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