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战不但要兵器，而且要钱。中央的收入，最好的时候不过六万万多。其中一半以上是内外债的抵押品。九一八以前，中央所能自由运用的款项每月不到三千万。上海的事件一发生，中央可以支配的收入一落就落到二百万！当时凡有靠中央接济的机关立时等于停顿。军队的饷项也就没有着落。所以一旦正式宣战，日本占领上海，封锁我们江海港岸，中央的财政立刻即要破产。素有研究的丁文江甚至为张学良谋划出抗敌部署：假如我是张学良，要预备积极抵抗，第一步先把司令部移到张家口，同时把重要的军实，北宁路的车辆逐次地运到居庸关以北。只留一部分的军队在山海关秦王岛滦州天津等处。在这几处经过相当的抵抗以后，也预备从冷口，喜峰口，古北口，分别退到口外。现在驻在热河边界的军队应该从速地进到朝阳，并且积极筹备朝阳凌源，平泉承德各地间的运输。热河东南两部完全是山地，不但日本人的坦克重炮都不能使用，就是飞机也有许多危险。喜峰，古北和南口，三处都是天险。每处有一两万人防守，日本人非有一倍以上的兵力，不能进攻。只要能守得住热河。放弃了平津是不足惜的。只要当局有必死的决心，充分的计划，热河是一定守得住的。同时，丁文江与胡适、翁文灏等就热河形势朝夕讨论，一面向张学良建言，又联名致电蒋介石：热河危急，决非汉卿所能支持。不战再失一省，对内对外，中央必难逃责。非公即日飞来指挥挽救，政府将无以自解于天下。但这些美意、良言并未蒙军事当局采纳，热河还是失守了。当日军在几乎不付任何代价的情况下就轻而易举地占领承德时，丁文江向张学良说，这真是独立评论“日蹙国百里”。悲愤之情，溢于言表！并劝谏张：“到了今天，为您个人计，自己立刻跑到前线去，把畏缩不前的将领枪毙几个，趁日本兵还没有完全集中，亲自带着比较精锐的军队，不顾死活，不计成败，一直向承德冲过去，使天下人都知道您是真爱国的，不怕死的——凡是真正为国效死的人，以前的事都可以不提。”
丁文江不主张对日宣战，是因为他深刻地认识到：抗日的工作，“不是凭一时的热心可以了事的，是要有长期的继续工作，使中国真能自卫，真能战胜日本，才可以发生真正的效能”。“抗日救国，不是几天的事，并且不是几年的事，是要有长期的决心和努力，才能够有成效的”。他虽然不反对在外交方面努力，但他更认为“国内政治实较外交为重要”。《大公报》。1934年1月5日丁文江等被《大公报》邀请担任撰述“星期论文”，在社评栏刊布。面对因“不抵抗政策”而招致的一片反对声浪中，丁文江却认为，为今后抗日大局计，“不在于责备已过去之当局”，更不必藉此推翻国民党政权。他是希望国民政府能实行彻底改革，“建立一个有力量负责任的政府”，以领导全民族的全面抗战。而制造言论乃政治改革之根本，于是他要对此表达看法。1932年7月31日，丁文江在《独立评论》第11号发表《中国政治的出路》一文。文章说，国民党应该做到几个基本条件，政治的和平改革才有逐渐实现的可能：第一，国民政府绝对地尊重人民的言论、思想自由；第二，国民政府停止用国库支出供给国民党省县市各党部的费用；第三，国民政府明白规定政权转移的程序。关于我们本身的努力，有以下各点：第一，组织小团体，公开地讨论我们根本的信仰和政治的主张；第二，救济青年；第三，要研究具体问题，拟议建设新国家的方案。
丁文江并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在国难当头，他极力主张南京政府应该停止剿共。他说，“我们对于国民政府，要请他们正式承认共产党不是匪，是政敌……政敌不是单靠军队可以消灭的”；“共产党是贪污苛暴的政府造成的，是内乱造成的，是政府军队‘贲寇兵，资盗粮’造成的”。他呼吁，“停止一切武力剿匪的计划和行动”。三个月后，丁文江又发表文章，词锋直指蒋介石：“……我们要希望蒋介石不要忘记他不但是‘鄂皖豫剿匪总司令’，并且还兼得有常务委员和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两个差使。抗日问题没有相当的办法，南京的政局没有相当的安定，剿共的军事是永远不会结束的。”很显然，丁文江是把抗日看做比“剿匪”等任何工作都重要的“头等大事”。
1932年5月22日由于丁文江建议独立社同人创办的《独立评论》是一致的。如何废止内战呢？丁文江提出：先要揭穿一切假公济私的面具，一无顾忌地宣布事实的真相，才能够有公道的舆论，具体的主张。他曾经于1934年1月提出过这样的希望：“我希望国民党，共产党，第三党的人把个人恩怨各党的利害除开，平心想想是否我们可以承认一个最低限度的信仰，使得大家在这种信仰之下，有和平活动的可能。”三年以后，伴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丁文江的这一理想变成了现实，但这已是他以身殉职一年后的事了。丁文江的地图学及历史学观丁文江在后来涉猎所及，除地质学外，还包括古生物学、地理学、地图学、人种学、考古学、古人类学、少数民族语言学、历史学等方方面面。温源宁说：“丁文江的所知所见实在太丰富了，简直就是一所老古玩店，五花八门、零零碎碎的东西，从中国军队装备的统计以及唐诗朗诵法，一应俱全。换句话说，应该把丁博士看做一部百科全书。”
丁文江最早见到新式地图，是在留学日本的时候。但十来年过去了，中国的地图测绘事业基本上是停滞不前：1910年章鸿钊做毕业论文的时候，要找一张缩尺较大的新式地图，竟无处可寻；1922年丁文江(前排右一)在南通出席中国科学社第七次年会。次年丁文江第一次在内地旅行时，在贵州也亲身领教了“我们这二百多年地理学的退步”。之后，丁文江创办地质调查所，他不仅广泛地搜集、整理各种地图和外国人在中国测的经纬度，还经常劝所内同人也测定经纬度，而且做图务求准确。至于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1913年，他与梭尔格等人到正太铁路沿线做地质调查，就绘出了地质调查所的第一张地质图。他经常告诫他的同事：从事地质调查，必须要同时绘地形图。他在整顿北大地质系的时候，特别强调要开设测量课程，特别是地形测量，因为中国境内只有很少地区是测过图的，而这些地图往往不适用，这就需要地质工作者亲自测制自己所需要的地图。凡是亲炙过丁文江师教的人，无不对丁文江的这番苦心，心领神会，如黄汲清1929-1930年随丁文江在贵州等地做调查时，对此就深有感触。
在丁文江的大力倡导之下，地质调查所累积起相当数量的各种各类地图、地质图和地形图。
丁文江积极推动新地图的印制事业。1922年8月，丁文江借到上海之机，专门拜访了张元济，谈了印制地图的设想和建议。他对张元济说：现有地图的旧底全不能用，必须另绘。最好由商务印书馆定出经费预算，以便分配给编绘者，而由他自己担任监督指导之责，不取报酬。但张元济表示：商务做此事，是为营利，不能不付报酬。丁文江就说，地质调查所藏的地图，其材料费均出自公家，即使取酬，也该归所。张元济又问：原有分省地图较详，如果能先行修改，文化巨擘张元济则较小之图即可依此修正。丁文江则说：分省地图较费，不如采用1913年国际地学会规定的标准格式：每张六经度、四纬度、比例尺为百万分之一，不必分省，合起来联成一大幅。但要绘制这样详细的地图，现有材料不敷，只有直隶、山东、山西、江苏、云南等省还算充足。其他各省若制整册的小图，则将外国人绘制的零碎小图设法拼配，也可勉强成功，不过要真做起来肯定会多费时日。如求快，则专请一人制稿、一人绘图，月薪约三百元，费用又未免过大。如果不嫌迟延，最好托人兼办，费用较省。张元济即问：如果专办，需要多少时间，花费多少？丁文江答说：快则年半，至多两年，花费大约八千；但假如兼办，总可减省。丁文江又进一步向张元济建议：印刷分省地图花费太多，悬挂又占地方，如用六经四纬式，则地质调查所现已绘成三四省之地质图，如商务愿印，将来可以归于商务，同时商务可以分印一地形图，两者均归商务发行。张元济当即拍板：这种办法操作起来非常方便，可以承办，不过需要双方拟定一个办法。丁文江答道：回去后以地质调查所的名义呈请农商部批准，就可以操办起来了。
果真，丁文江与翁文灏联名向农商部呈报了《全国地质图测制印刷办法》，并得到农商部的原则批准。他们提出的办法是：由商务印书馆代承印销，但标明地质调查所测制，每种赠该所200份，其余的均归该馆经理，盈亏自负。
这之后不久，丁文江又被推举为中华教育改进社“地理教学组”的研究人员(其他研究人员有梁启超、翁文灏、吴有容、白眉初等)，他提议将他们这一组研究题目定为“中国之地形图”，也获通过。总之，凡有利于新地图的研究与测绘者，丁文江无不热心鼓吹。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能深刻认识到地图在现代化建设和军事等多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他任淞沪总办的时候，要建立新市政，首先要做的，就是请人测绘环租界地图。而1933年热河抗战的时候，他也曾为“军官不会读地图”而深深叹息。
丁文江对中国现代地图学最大的贡献，就是倡议并主持编纂了《中华民国新地图》和《中国分省新图》。《申报》为纪念其创刊60周年，决定组织边疆考察团。但丁文江对其老板史量才说：要从事边疆调查，《申报》老板史量才第一需要“图”，第二需要“籍”；“籍”先不论，请问你到哪里去找精确的地图？权衡轻重缓急，最好是先测制“全国精图”。丁文江的一番话，很是让这位报业大亨折服，当即采纳，并诚邀丁文江主持此事。史大老板说：印刷发行，由本馆负责，但编制之责，除了您谁还能主持呢？自然，丁文江也慨然答允。《中华民国新地图》。《申报》地图出版后，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三人将稿费2500元捐赠给了中国地质学会。丁文江立即组织了一个精干的地图编制小组，由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三人负总责，另请绘图员等数人，整个小组不到10人，丁、翁主要担任指导、联系，实际工作由曾世英全面负责，编绘工作自1930年冬开始，办公地点就在地质调查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