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托孤受命，鞠躬尽瘁。王：专制之国，不容有大臣功高震主，家族且不保，前朝此例甚多。同是汉族已不能免，况非一族。袁(勃然变色)：余不能作革命党，余且不愿子孙作革命党。袁世凯虽然痛恨革命党，但是他也没个奏折，把两年前朝廷罢免他的理由端了出来，患足疾，尚未大愈。端出架子的袁世凯，对处于战争状态的湖广总督之位没太大兴趣。他在这里故意拖延，那边革命形势可是时不我待。清廷熬不住了，27日，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湖北水陆各军及长江水师。这下，袁世凯的“足疾”全好了，30日赴湖北誓师。11月1日，他所指挥的冯国璋部就攻入汉口。同一天，清廷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无奈中放手让出权力的清廷，静等着袁世凯扑灭武昌起义的捷报。然而，关键时刻，袁世凯却不打了。刚攻下汉口，袁世凯就向革命党人伸出橄榄枝，提出要“和平了结”。遭到拒绝后，他命冯国璋继续进攻，11月27日攻下汉阳后，他又暗令北洋军停止进攻。袁世凯的如意盘算，冯国璋当然不了解，刚因为汉阳一战被朝廷赐予二等男爵的他，求胜心切，在11月30日仍然炮击武昌。这下可气坏了袁世凯，他在3个小时内连发七道电报，严令冯国璋立即停止进攻。就因为这件事，冯国璋最后被调离。袁世凯想搞议和，从中渔利。他搬出外国人来进行调停。南北双方于12月18日在上海开始正式谈判。除了组成一个正式代表团参加谈判外，袁世凯私下里又组织了另外两路人马分头出击：一路北上，向北洋各将领游说，“联合各军，要求共和，并议推宫保(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一路潜赴上海，与黄兴所派代表秘谈，并达成五条协议：确定共和政体；优待清皇室；先推翻清政府者为大总统……为了取得所谓民意的支持，袁世凯也想到了立宪派领袖、东南知名绅士张謇。他除了向张频频的书信致意并表达“和平了结”的愿望外，也适当透露了“以共和国大总统为条件”迫使清帝退位的想法。很快，由张謇出面牵线，黄兴与袁世凯的谈判代表唐绍仪密晤，并最终达成推举袁世凯为民国总统的共识。政治交易成交后，张謇立即电告袁世凯：“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
似乎一切都在按照袁世凯的设计进行着。但是，人算不如天算，这时，半路忽然杀出个程咬金来，把一切计划都打乱了。他就是孙中山。但他当初还是有美国那种体制意识的。据一位美国记者回忆，他在1908年曾访问过袁世凯。他说：过了一会儿，袁世凯走了进来，早就听说袁非常沉溺于他那艰苦的工作，并且这工作也极大地耗损了他的体力和心神，所以我特别注意观察他的容貌，指望能从中发现一些迹象。但让我惊讶和感到满意的是，袁看上去比我上次见到时好许多。实际上，现在的袁就是健康和精壮的化身。他目光炯炯，敏锐的眼神显示出了健身体的健康和心情的安定。在接下来的交谈中，袁说他每天清晨5点钟起床工作，一直到晚上9点钟才休息，其间只有短暂的用餐和体息时间，除非偶尔有别的任务让他离开日常工作。大清国缺乏能干的官员，这是清国政治中一个最大的缺陷，也使得大清官员中有限的几位先进人物都被委以重任，并不得不过度操劳。袁自己也承认了这点，然而他似乎不以为苦，倒更像是乐在其中；正像常常发生在清国官员身上的情况那样。袁通过询问我的近况来开始我们之间的交谈。他问我这次是从哪里来北京的？当我告诉他我刚刚到过满渊时，他就针对我在那里的情况问了一大堆问题，而这也是我非常乐意谈论的事。我非常愿意与袁讨论，因为这让我有机会了解在东方危机的问题上袁自己的理点。但正当我准备记录时，袁却把活题转到了美国总统竞选上。他说虽然他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崇拜者，但同样也相当推崇塔夫脱先生，去年秋天，塔夫脱先生在上海发表了对大清国很友好的讲话，这给清国上下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袁热切期望塔夫脱先生能有机会成为下一届美国总统，并说很多清国人都有这种情感，因为他们觉得塔夫脱先生对远东的情况非常了解，并且真诚地倡导要尊重大清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谈到美国时，袁说道：“我一直期待着访问美国。在所有未访问过的国家里，最吸引我的就是美国。这也许是因为，在我周围，有很多年轻人都是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但我觉得，尽管我们两国政府在形态上有明显的差异，但实际上，美国比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更接近我们的体制。”
袁世凯后来取消国务总理，而用国务卿的名称，也足见一斑。然而，他今天之所以要取消政党政治就是因为他不习惯政党政治。他要的还是想“家天下”，而不想“党天下”的政治。他似乎尝到了议会议来议去的苦处，没有一切皆由“朕”一人说了就算得痛快。袁世凯在变换中仍属于守旧帝制中人。袁世凯抓紧筹划，将总统府改为新华宫，并申令“永禁太监”改由12名女官管理内廷，设女长官1人。对女长官要求甚严，必须具备名门淑媛、德望昭昭。朱其慧是个妇容、妇德、妇言、妇功四者皆全的最佳人选。当诏书送到湖南经过长期紧锣密鼓准备之后，袁世凯终于撕下了“共和”伪装，宣布复辟帝制。这是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在中南海居仁堂称帝时的情景。选自七十年代杂志社《中国近百年历史图集》，香港，1976年版。寓所熊希龄手中时，熊惊恐万状，差点昏倒，轻声叨念道：“爱妻沦为人质，我岂能坐视不管？”于1916年1月中旬，被迫返京。袁世凯见目的达到，马上对他封官，委以中卿之职，并加上卿衔。熊希龄曾写道：“今作笼中熊，忍痛让‘猿’戏。”
此时全国各地护国战争已经打响，熊与袁虚与委蛇，不满一月，熊又以老母由湘至汉口治病需护理为由，于3月8日，再次出京。袁知是熊的脱身之计，一面扣留他的妻室，一面指令要他赴沪，说服梁启超和蔡锷。熊希龄出京后并未去上海，却给袁发一份电报说：“党人意志坚决，无可调和，请速定大计，沪行已决计作罢。”袁世凯马上任命熊希龄为湘西宣慰使，再次给他脖上套个绳索。熊希龄却将计就计，以湘西宣慰使为幌子，暗中与湘西(含常德)及四川诸地的党人如湘西镇守使应诏等人联络，加剧策划反袁运动。也就在这个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这就是有人戏说的：“猿、熊”斗争。熊希龄后来看破红尘，于1928年后致力于福利事业。袁世凯走上专制旧路。这是当时人创作的漫画。图中手持专制大刀的老猿(袁)即指袁世凯。选自钱病鹤编《袁政府画史》，上海，1913年版《政府人物之真相》是当时人创作的讽刺漫画，表示政府虽有“共和”之名，实际是袁(猿)家天下。
至于梁启超也十分懊丧。通过“枪选”坐上民国大总统宝座的袁世凯，3个月后便解散国会。袁世凯对杨度说：“梁任公爱文章不太爱钱，让他印钞票去吧！”就这样，梁启超连同他满腹的治国方略被袁世凯一脚踢开了。袁世凯大总统的屁股还没坐热，就开始让朱启钤和杨度张罗黄袍加身。袁世凯恢复帝制的消息传来，像一道闪电一声雷，惊得梁启超目瞪口呆。梁启超回国所做的一切都付之东流，但塑造蔡锷却成功了。早在时务学堂时，梁启超便对蔡松坡耳提面命，维新变法失败后把他带到日本学习军事，回国后又向袁世凯举荐，把蔡锷调进北京参戎袁世凯的军机。1916年1月1日，袁世凯登基，蔡鳄按与梁启超既定的谋划率军入川讨袁。在梁启超的策动和蔡锷讨袁的影响下，各省纷纷竖旗倒袁，最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不久后暴死。此时的梁启超，已认清了时代的流向：在中国，任何人都不能再搞家天下、做皇帝。不久，康有为帮着张勋为溥仪复辟，梁启超接着加入讨伐张勋、康有为的大军中。平民教育家的改进理念急流勇退后对政治不抱希望的熊希龄倾心教育。他为香山慈幼院的发展和维持，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已如前述。然而，他并没有仅仅满足于该院的创办。他在该院之外，还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活动。这些活动当然也包括创办别的学校，例如北洋平民工读学校、长沙平民大学、兑泽学校、孔道学校等等。但最为主要的是他为教育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普及、改进与推广，做了不懈的努力和奋斗。这首先表现为他与一批人共同创办了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教育改进社创始于1921年12月。发起创立这个团体的动机，熊希龄说是：“缘因当时全国学校教育因循旧轨，未有发展。自民国七年严修、范源濂两君赴美考察教育，八年袁观澜、陈宝泉诸君组成教育考察团赴欧美考察教育，十年蔡元培君又赴欧美考察归国后，各以所见，主张改进，乃延美国孟禄、杜威两博士来华讲演，遂集合全国教育专家，设立敝社于北平。”
中华教育改进社的组织基础实际上是将北京实际教育调查社、上海中华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杂志社三家合并而成。总社设在北京西四牌楼帝王庙，下设教育行政、高等、中等、初等、成人、幼稚、义务、乡村、师范、职业、女子、理化、数学、生物、地理、国语、英语、历史、美育、体育、图书馆、国民游戏、心理教育测验等32个专门委员会。入会成员分作个人成员与机关成员两类。个人成员须系教育理论与办理教育成绩突出者；机关成员为各类学校以及各种教育行政机关。该社的组织领导机构为董事会，初额定7人，后增至9人。具体处理日常社务的为主任干事，额定1人，由董事会聘请。另聘请若干人充名誉董事。先后担任董事的计有范源濂、蔡元培、熊希龄、黄炎培、袁希涛、郭秉文、陈宝泉、张伯苓、王正廷、蒋梦麟、李建勋、汪兆铭等。董事长由董事互选，任期一般只有一年。主任干事一直由陶行知担任。担任名誉董事的计有美国教育家孟禄、杜威以及国人严修、张謇、梁启超、张一鏖、李煜瀛等。该社的宗旨是：调查熊希龄、朱其慧与平民促进会同人合影(1930年)中国的教育实况；研究中国的教育学术；改进中国的教育现状，并开展各种教育实验活动。在教育改进方面，特别注重引进西方欧美国家的先进教育方法，常派社员外出考察，并请外国专家来华讲学。其具体活动方式是每年召开年会一次，招集全国各地的教育代表群聚一堂，讨论改进教育以及发展教育的种种议案。鉴于以往“中国研究教育者率多囫囵笼统，从未有精密分析之研究”，故该社每次年会都开展讨论。讨论都是采取分组的方式。所分组的类别基本上是以各种专门委员会为单位。讨论中但有发明出来的可行教育提案，经提交大会审议通过后，便在有关学校开展实验，然后向全国推广。综计中华教育改进社所召开的全国性的教育年会共有四次。第一次于1922年7月在山东济南举行，第二次于1923年8月在北平举行，第三次于1924年7月在南京举行，第四次于1925年8月在山西太原举行。1926年因为北伐战争发生，年会没有开成。尔后大规模的年会活动遂告停顿，“仅于乡村教育、平民教育、幼稚教育三项从事办理”。到了1930年4月，因陶行知在南京所创办的“晓庄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