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风潮，遭政府查封，乡村教育从此中止。平民教育不久亦相继处于停顿。于是到了1930年9月，担任该社董事长的熊希龄遂召集董事会开会议决：“以现在政府教育政策，主持各师范中等以上学校均附设幼稚园一所，苦于保姆人才缺乏，不足供其所求，乃专以注重幼稚教育为主”。10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即与香山慈幼院合办了北平幼稚师范科，隶属于香山慈幼院第三校。从此以后，中华教育改进社便几乎与香山慈幼院融为一体，其组织也就名存实亡了。中华教育改进社从1921年成立到1930年无形涣散，其存在的时间计有10年之久，它对于中国教育的研究、改进、普及与推广，是有着卓越贡献的。当时流行全国各校的许多新式教学方法，例如设计教学法、能力分团教学法、道尔顿制等等，都可以说是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功绩。特别是它提倡并加以试验的南京乡村师范教育以及定县平民教育，更可以说开辟了中国教育史上的新纪元。熊希龄这样估价说：“敝社……每年招集全国教育代表，特开年会，讨论改进教育议案，次第实行。到会者机关约一二百，学校个人代表约二百人至七百人，结果甚为圆满。现在各省学校所行之设计、道尔顿等等种种新式教法，以及乡村师范及定县平民教育，皆由此产生之泉源也。”中华教育改进社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熊希龄对于中华教育改进社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他不仅一直担任着该社的董事，并先后多次出任董事长，是该社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实际筹划着该社事务的进行和发展；而且他还始终是该社的各种教育方案与各种教育实验活动的具体实施者和维护者。1923年他担任该社的第三任董事长时，在北平召开的第二届全国教育代表会上，即大力扶植他的夫人朱其慧倡首发起组织全国平民教育促进会。平民教育作为该社的一项重要发展内容，可以说是从此开始的。1924年8月25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北京成立，朱其慧被推为董事长，晏阳初任干事长。该会的总会事务所就设在北京石驸马大街熊希龄的家里。并且初创时的经费，都是由熊希龄夫妇捐助。尔后，朱其慧将河北的定县作为平民教育的实验区，“以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之内容，用家庭、学校、社会三种教育之方式”，“拟在最短的时期内产生一套最基本、最简易、最经济的教育工具材料和方案，作为改造社会、复兴民族的贡献”。又“加强乡1933年，熊希龄与女儿熊鼎与外国客人合影于香山慈幼院熊希龄写给毛彦文情书照片熊希龄与毛彦文新婚后村教育，将全国分做五区，以北京、南京、长沙、成都、广州五处为各区中心”，进行乡村平教的各项实验。所有这些，熊希龄都是给予大力支持的。1931年朱其慧积劳成疾，不幸逝世。熊希龄这样说：“熊夫人先前注重提倡平民教育，身为平民教育促进会董事长奔走各省，苦心劝导，故有定县平民教育实验区之设施。当其经费困难时，即自欲捐输十万元，以为基本，其经营贸易，劳费心血，以致体为不适，咸由于此。”又说：“余对于熊夫人之注重平民教育，则以石驸马大街临街大厦前进，作为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公所，以为熊夫人永远纪念。但平民教育促进会停止工作时，则改为另办其他公益。”可以说，中华教育改进社办理最有成效的实验活动，就是平民教育、乡村教育与幼稚教育三项。而这三项中至少有两项又是以熊希龄夫妇办理得最为出色。由此也可见熊希龄对于中华教育改进社的作用之一斑。此外，从1926年11月10日开始，熊希龄就委托中华教育改进社对香山慈幼院进行教育研究。他完全是把香山慈幼院作为中华教育改进社的试验学校进行办理的。并且还聘请该社学术部主任凌冰兼充慈幼院教育股主任。1930年又与中华教育改进社合办幼稚师范学校。他始终都把自己的教育事业与中华教育改进社联系在一起，不仅表明他对于改进社事务的极力维护，也表明他希望教育事业在全国各地发展与普及的良好愿望。应该说，他为此所付出的心血没有白费，当我们今天的教育史书上充分地肯定和宣传陶行知、宴阳初等人的乡村教育、平民教育的时候，其实也包含了熊希龄的一份功绩。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熊希龄深惧国亡无日，投袂而起，为抗日救亡殚智竭虑，奔走呼号，发出了“一息尚存、誓当奋斗”的呼声。1932年10月15日，熊希龄邀请在北京的大批亲友集会，决定将自己的全部家产都捐献出来，拟在北京、天津、湖南三地，次等开办12项慈幼事业(北京4项，天津1项，长沙1项、芷江5项、凤凰1项)。当时由熊希龄邀请来的亲友54人，他们组成一个董事会，制订章程26条，定其名称为“熊朱义助儿童幸福基金社”，接受了熊希龄捐献的全部家产，计大洋27万5千2百余元，白银62万两，这是熊希龄从清末到民初任职25年来的全部积蓄。当时熊希龄一家，夫人朱其慧已去世，还有一儿两女。但他没有将家产留给儿女，而是献给了社会慈幼事业，一个慈善家真诚无私的形象，活现在人们眼前，试问有多少人能够作到这一点？1949年10月董事会立下一块石碑，刻下这样的赞语：“先生于举世行财产私有制度时代，独倡此举，实为社会主义之先进者。勒诸贞石，用志勿谖。”这块碑石至今尚完好地镶嵌在北京西城区新文化大街第二小学的墙上(原石驸马大街22号熊宅后院)。在乱离中逝去1937年5月7日，熊希龄偕同毛彦文由上海回到北平，在石驸马大街本宅休息了三天，10日到达香山。13日在香山慈幼院的风雨大操场向全院的师生员工演讲赴爪哇的种种观感。他回国之后因为诸务繁忙，直到现在才有时间与香山慈幼院的师生员工见面。当时大概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他与全院师生员工在大庭广众之下的最后一次见面！
5月16日，熊希龄与毛彦文离开香山慈幼院回到北京石驸马大街本宅。18日在这里召开了香山慈幼院的第51次院务工作会议。一方面他听取副院长查良钊与各院务委员(多兼各部主任)关瑞梧、孙钰、张雪门、赓咏诗、景维贤、阎敦雅、史鸦森、陆杏泉等人汇报上熊希龄手迹半年以来的工作；另一方面对于下半年的工作作出安排。此时，熊希龄忽然想起要去青岛。原来上年8月初在青岛开第二届全慈会议时，熊希龄与青岛市的市长沈鸿烈初步商谈了香山慈幼院与青岛市政府合办婴儿园与托儿场等慈幼事业，之后因为出席爪哇会议进行各种准备去了，没能继续接谈，一拖竟是十个月了。如今爪哇会议既已结束，他准备专程去一趟青岛，把双方合办之事具体落实。5月21日，熊希龄和毛彦文从北平乘车去青岛，次日抵达。在青岛停留了多日，期间又往返济南、上海数次，与青岛市政府的一班人经过多次的计划与考察，终于订出了一个具体实施的方案。筹备甫竟，熊希龄与毛彦文仍回上海，准备把上海家里收拾一下，干脆搬到青岛居住，以便亲自主持其事。到了6月下旬，是双方合办婴儿园与托儿场具体实施的时候了，熊希龄与毛彦文从上海乘船到青岛。不意那天船到青岛时，忽然大雨滂沱，市长沈鸿烈率领市政府的一班高级职员，在码头迎候。登岸先到迎宾馆开欢迎会。熊希龄因为骤受雨淋着凉，又喝了冰啤酒，到夜间即患腹泻，得了肠胃性感冒，竟一病不起。原来他们打算7月初回到北平，参加香山慈幼院的第三个回家节(香山慈幼院规定每年的7月7日为“回家节”，1935年过第一个回家节)，如此也就无法成行了。到了7月7日的这一天，正当熊希龄与毛彦文无限思念着北平香山慈幼院群儿的时候，忽然芦沟桥事变发生，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共两党亦立即组织和动员全国军民亟起抵抗。熊希龄虽在病中，闻知抗战军兴，情绪十分激动，精神为之一振。他带病坚持进行着开办婴儿园的各项筹备工作，又认真地思考如何仍像1932年和1933年那样，为抗日战争尽一份绵薄。但是10余天后，一日下午，市长沈鸿烈来到熊的住所。适熊午睡未醒，由毛彦文接见。沈当时神色十分紧张地对毛说：“熊夫人，请你转告秉公，你们最好早点离去，青岛随时可发生战事，到那时我怕保护不周。”
青岛既不能待，到哪儿去呢？当然最好是应该回到北平，去照顾香山慈幼院幼小无依的群儿。但其时日寇已在向平津大举进攻，欲回香山慈幼院已经不能。不得已，在7月21日的中午，熊希龄与毛彦文只好由青岛乘轮仍回上海。谁知抵达上海不多久，上海又发生了“八？一三”事变，日寇猖狂进攻，我方士兵伤亡修重，难民遍地。熊希龄感受刺激，情绪非常激昂。有友人劝他远避，但他感到“国难当头，余亦国民一分子，应为国家社会稍尽义务，以求良心所安，故决计留沪，与红字会同人从事救护工作”。在二个多月的时间里，计设立临时伤兵医院4所，难民收容所8处，医治伤兵6000余人，收容难民2万余人，还先后安置从战区救人到安全地带的难民达20余万人。据毛彦文回忆说：在那些日子里，熊希龄“整天在那些地方巡视和办公，得暇又要写文章向当局贡献救亡意见。日以继夜，未熊希龄毛彦文新婚照片(1935)熊希龄、毛彦文(后左)、熊芷(后右)尝休息”。关于他向当局贡献的有关抗日救亡方面的建议，已无法看到全部。能够看到的有这样一篇，那是10月上旬他以赈务委员的身份写给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一份建议案中的第六项。其文云：“此次于救护队工作所得见闻，前方将士所最需要者，为干粮与雨衣。因敌人飞机等侦察极密，我军作战时不能炊爨，恐以烟火而致目标，故有战至数日不得食者，干粮实为要件。民廿二长城之役，女红会同人等，曾托关菜馆制成光饼，系戚继光御倭时所制，名为光饼，又名征东饼，每廿五枚为一串，以绳穿贯，系于项圈如佛念珠随时可充饥，馈送前方将士甚为合用。至于雨衣，尤为需要。南方多雨，军队受苦最大。困在战壕，泥水交围，饥寒并迫，难免致病。后方虽有馈送棉衣及背心，但经雨湿，又难晒干，无法可晒，晒则为敌目标，亦非善策，不如改装雨衣，可以防雨，并可御寒，胜于棉衣背心也。但用油布雨衣，亦易破坏。不如以帆布为之较觉坚实。目前帆布货少，应由中央督饬各省织布机厂及民间布厂专织帆布。倘再不敷所用，即以麻布袋折改，涂以绿色油类，亦可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