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读他的作品会不知不觉地跻身进去。这是一位时代的自然主义作家。故郭沬若直接以《中国左拉之待望》为题，撰文告白中国的文学界，并下经典评语：“小说的近代史”，“小说的近代《华阳国志》。”
李劼人（1891-1962）读《大波》如读历史李劼人，中国小说家，翻译家。原名李家祥，四川成都人。中学时代大量阅读中外文学名着，擅长讲述故事。1912年发表处女作《游园会》，1919年赴法国留学，曾任《群报》主笔、编辑，《川报》总编辑，成都市副市长。代表作有《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另外，发表各种着译作品几百万字。
说起来这些为了事业而时时遭受乡恋之苦的文化人，在最剧烈的社会动荡期间，由于身体与故乡的疏离，已在自己的着作中留下了对乡梓纪实的空白。这段为世人淡忘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直到辛亥革命前后的成都景象，也正是李劼人小说的时空背景。我们读李劼人的《大波》就像读到了当年的历史事件——粤汉、川汉铁路都归由商办以后，这两条铁路的股本虽然来自广大的人民，但铁路公司的权力却把持在绅商即地主和资产阶极手中。这些办理铁路的绅商，其腐败与清朝政府的官僚也相差无几。由于他们的贪污浪费，铁路股款已耗费很多，而铁路的修筑却很少进展。这种情形也会引起人民的不满。但是，人民虽不满意于绅商把持路政，而对清朝政府把路权卖与外国，则尤其反对。1911年初，清朝政府与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订立借款合同，邮傅部大臣盛宣怀建议以借款为资本，实行铁道国有政策。5月9日，清朝政府颁布了一道“上谕”，说什么“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并威胁人民说：“如有不顾大体，故意扰乱路政，煽惑抵抗，则照违制论。”当然，清朝政府实行的所谓铁道国有，实际上是把路权出卖耠帝国主义，而便于那些亲贵和官僚买办如载泽和盛宣怀之流从中渔利。这批贪婪的家伙为了从人民手中夺取权利和财产，竟毫无顾忌地通过清朝政府于5月18日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要他去强行接收四省铁路公司；而子20日又与英、美、德、法四国签订“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省境内川汉铁路合同”，向帝国主义拍卖铁路权利。清朝政府这一劫掠和卖国的行徭，立即激起了湖南、湖北、广东和四川各阶层人民的一致反对。在此之前，清朝政府为了欺骗人民，缓和革命斗争，拟于1909年于北京设立资政院，于各省设立咨议局。参加咨议局的人虽然绝大部分都是立宪派的士绅和上层资产阶级分子，但由于清朝政府的铁道国有政策，直接侵犯了他们的切身利盆，所以他们便利用咨议局这个类似资产阶级议会的机关来发起保路斗争。首先起来反对的是湖南绅商。他们聚集在咨议局开会，并散发傅单，抨击清朝政府借外债修路，丧失国家主权。学生们继而罢课抗议，使斗争更趋激烈。湖南巡抚杨文鼎兄民气激昂，怕事态扩大，便奏请照前办理；但清朝政府却严加申斥，要他对人民的保路斗争实行镇压。湖北人民的斗争更为尖锐。革命党人詹大悲以“大乱者，救中国之药石也”为题，在《大江报》上发表了鼓吹革命行动的文章。湖广总督瑞政逮捕了詹大悲，查封了《大江报》，于是各界人士数千人齐集咨议局开会，并有人断指痛哭，大呼救国。他们推出的代表到北京请愿时，管经绝食三昼夜，表现了很大的斗争决心。广东粤汉铁路的股东会议也一致反对把铁路收归国有。由于两广总督张鸣岐出示取消股东会议案，引起广东成都保路斗争七月十五日四川督署开枪轰击平民之惨状龙鸣剑烈士王天杰烈士人民更加愤慨，于是争持纸币挤兑，以为反抗。在反动统治的高压下，股东们被迫逃至香港，粗织保路会，继续斗争。同盟会在香港出版的报纸《中国日报》及其他各报，都对斗争极力声援，吓得张鸣岐竟下令禁止港报入境。
四川人民的保路斗争不但十分激烈，而且更为广泛和深入。当铁道国有的“上论”傅到四川的时候，四川人民愤慨异常。6月中，川汉铁路股东代表在成都开会。当时会场上一片哭声，情绪激昂，人们痛骂盛宣怀为卖国奴，邮傅部为卖国机关。会议当场决定成立保路同志会，推立宪党人蒲殿俊、罗纶为正副议长，并派员分四路出外游说。接着，各县保路同志会次第成立，运动向全省发展，规模十分浩大。川省护理总督王人文见民情激愤，知道压迫必致引起变端，特为奏蒲暂缓接收铁路。昏庸残暴的清朝政府不但对王人文严加申斥，并将其革职，而且还派遣了着名的刽子手赵尔半继任四川总督。赵尔丰以屠杀四川和西藏人民被称为“赵屠户”，他继王人文而任川督，更引起四川人民的愤慨。与此同时，清朝政府又强行接收了川汉铁路宜昌分公司，并要以川款继续开工修路。这样，清朝政府就不仅从人民手中夺去了路权，而且从人民手中劫去了股款，人民的愤怒愈加不能遏止了。于是自8月下旬起，成都人民开始罢市、罢髁；至9月初，更进而实行抗粮抗捐。这时立宪党人怕斗争发展下去会破坏封建秩序，力图将运动加以控制。为此，蒲殿俊等会发出告自，要人民只求保路，不要反抗官府，更不可聚众暴动。但是，广大人民的革命斗争岂是少数立宪党人所能控制得了的，何况还有革命党人从中推动呢？同盟会虽然并没有完全掌握这次运动的领导权，因而这次运动仍带有很大的自发性；但有一些同盟会员会在运动中起过较大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次运动的发展。例如龙鸣剑和王天杰(子骧)等同盟会员，一开始就看透了，蒲因此，后人把吉劼人的小说，推为“史诗追求”。殿俊等立宪党人的本质，知道他们不敢触及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因而除与他们共同进行合法斗争外，又暗地联络会党，准备武装起义。8月初，龙鸣剑、王天杰与哥老会首领秦载赓、罗子舟等于资州举行会议，根据龙鸣剑提出的“明同暗斗”的方针，决定组织同志军，发动武装斗争。当成都人民开始实行罢市罢课斗争的时候，龙鸣剑跑到成都城南农事试验场内，与朱国琛、曹笃等裁成木板数百片，写上省城业已发难，望各地同志速起救援的字样，然后将木板涂以桐油，包上油纸，投入河中。这就是后来人们所乐道的“水电报”。这些“水电报”顺着四通八达的河流飘去，下游的人便知道了成都发难的消息，纷纷揭竿而起。9月7日，赵尔丰诡称北京来电有好消息，将蒲殿俊、罗纶、颜楷、强兰、邓孝可等人骗至督署，加以逮捕，同时井封闭了铁路公司。这一无耻行动，立即激起了成都数万人民，前往督署请愿，要求释放被捕者。赵尔丰又命令军警开枪，当场打死群众数十人，伤者不计其数。在赵尔丰的疯狂镇压下，人民并未屈服，反而把斗争扩大了。不久之间，整个四川都沸腾起来，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全省规模的带有全民性的大起义。这时，过去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的赵尔丰，被四周各县的同志军团团围困，龟缩在成都城内，一筹莫展。而清朝政府也吓得手忙脚乱，刚调用岑春煊入川宣抚，又下令端方派兵镇压。岑春煊虽也会卖弄文墨，发出一篇娓娓动听的文电，想以此收买人心，缓和局势；但一则革命已成燎原之火，再也无法扑灭；再则端方之受命用兵，又把岑春煊所能起的那点欺骗作用，一扫而光；这样一来，岑春煊走到汉口，也踟蹰不敢前进了。至于端方，他面对着四川人民起义的汹涌怒涛，本来也有些害怕，但既然参了赵尔丰一本，而清朝政府又一再督促，便只得硬着头皮，领着队伍，冒冒失失地闯入四川。端方的领兵入川，不但更加激起四川人民的仇恨，使四川人民斗争的火焰愈益增高；而且鄂军西调，武汉空虚，又给武汉的革命党人造成了一个发动起义的绝好机会。后来武昌起义之所以能够此较容易的成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客观条件。以上便是《大波》的历史背景。历史中的人物，也多以真名实姓闪现。贴近现实的成功的写实家李劼人本不是四川土着，祖上在清初被“湖广填四川”移民大潮从湖北黄陂县裹夹入川。他出生的年代正是清末封建王朝摇摇欲坠、国家频受外国列强欺凌的万方多难的世纪末。从1912年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游园会》到1919年赴法国留学，再到1937年，完成代表他一生创作高峰的“大河三部曲”《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系列长篇，这二十五年李劼人以自己的创作实绩，成功地树立了“从十九世纪初开始的，在中国文学中出现的中西影响相融合的一个范例。”(《死水微澜》法译本序)这就是他以当时法国写实主义的手法，从社会风俗史的角度系统地写出以四川成都为背景在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巨变的长篇历史小说。同是作家的曹聚仁把李劼人的“三部曲”看作“有如左拉《卢贡家族的命运》”，并把其中《大波》和《战争与和平》相提并论。当时已名满天下的文豪郭沫若更是毫不掩饰自己对李劼人的佩服，直接以《中国左拉之待望》为题，撰文告白中国的文学界，并下经典评语——“小说的近代史”，“小说的近代《华阳国志》”。无独有偶，小说之外，李劼人创办并主编过《蜀风》、《风土什志》、《四川时报》副刊《华阳国志》等专事展示蜀中风物、民俗人情的报刊，而其中蕴含的忠实于蜀地原生态的写实精神直接延伸到了他的小说中。很少人知道李劼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长篇历史小说作家，同时又是二十世纪大量译介法国名着的第一人，是福楼拜《包法利夫人》的第一个中文翻译者。尽管巴金对巴黎记者关于中国作家除鲁迅茅盾之外，尚值得介绍的作家的提问，毫不犹豫地回答了“李劼人的作品”；尽管美国出版的《文学家传记词典？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家卷》列中国作家19人，鲁迅居首，李劼人次之；尽管近来学界有人，把李劼人列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有价值的五位作家之一，但李劼人仍象老成都的风景，不是说着好听的。没有渗透进那市井风习的骨质，谁能知李劼人，能品李劼人笔下的成都风俗？
父亲捐官江西，9岁的李劼人就跟从奔波于命；自幼“生长于困苦颠沛中的”他从作第一篇小说开始，所用的就是社会写实手法，尽管人物和故事是虚构的，但作者受报馆委派去了少城公园现场，有真的了解和感受，面对的是真的事件。这是他以成都为背景创作风土小说的起点——此时，辛亥革命的第二年，李劼人还是个中学生。中学后他又随舅父先后赴泸县、雅安任职近两年，所以敢说，“我知道的官场情况，比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还多”。这促使他发誓“此生不再跨入官场”，更重要的是有了专记“我所见的社会生活”的连载小说四十余篇《盗志》。也许正是因为对社会现实、人情世态感受太深，即使在20多岁后做了好几年的报纸主笔、总编，这期间又写了百余篇小说，甚至抱着“学文学”的目的去法国勤工俭学，却仍在“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上填写“终身欲从事之事业”为“公民教育、道路建筑”，尤其是“将来终身维持生活之方法”一栏填了“劳工”。此时，他刚进入而立之年。这大概可以解释作为小说家和翻译家的李劼人从法国归来后的第二年开始，何以在壮年(前后持续共27年)投大量精力于造纸实业中的原因。立足家乡实实在在以自己贴近现实的经历体味着这复杂的人生，以充实自己的写作，而不去做那精神贵族似的单纯的作家，甚至也不与当时一批批苦闷、失意的文学青年同伙，去投向京、沪那主流的文学思潮。李劼人1923年在成都这也是李劼人小说为什么是历史的、风俗的原因之一。他做过大学教授，后因时事的缘故辞退，便在成都指挥街佃租一间铺面开个小餐馆自谋生路，题店名“小雅”。从此，“我作堂馆，妻掌刀俎”，有如“文君当墟，相如涤器”，一时市面上传为异闻，传媒议论为“文豪作酒佣”，又说“虽非调和鼎鼐事，却是当墟文雅人”；而他的体验却是“从此不为人师，而为人役，亦人生一快事也”。李劼人之妻开馆子自然是为了解决生活问题，不过主人家却是认真地在投入。餐馆墙上有李劼人手笔，“概不出售酒饭，堂倌决不喊堂”，经营出了面点和小菜特色；当时即与姑姑筵、努力餐齐名，其口碑至今尚存老成都人口中。他爱好烹饪，并对饮食素有研究，除了小说中大量对饮食的精到描写，还专作《谈中国人的食》，重要的是他把这看作是“立国精髓”，说除了指南针、天文仪、印刷术、火药等，“真可以尚能贡献于人类的，恐怕只有做菜这套手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