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对成都人的好吃、会吃，他是以特别的眼光看待的。就是在民生机器厂(1935年)受挫回成都，已经“立志以写小说为专业”而且正作第一部长篇《死水微澜》之际，对朋友信中还不免感叹：“念已到中年始作卖文为活之计，言之笑人。”当时的情形，李劼人是的确“毫无积蓄，要吃饭”，便写信给中华书局，说“我要写一部长篇小说”，对方同意并“按当时最优等的稿费给”，他才写的。第一部写完出版，很快花光稿酬，“为了吃饭，赶忙着手写《暴风雨前》”。这些老实话是他“谈创作经验”时讲的。1930年代高举“大众文学”旗帜的不在少数。李劼人既是为生活计，便不是为小说而写小说，便不会去吟风弄月，制造浪漫传奇，也无暇去争论文学的派别，徒言自己的文学理想，自然也就只能写自己“所生活过，所切感过，所体验过”的社会现象。所以才会是“吾书则处处顾到事实”，才会是以自己赖以成长生活的成都为背景，小说即成了“成都的风俗志”，而过去的成都才幸运地“活在了他的笔下”(巴金)。平心而论，李劼人不是成功的实业家，却是成功写实家。绝版的成都相熟的老朋友对李劼人有一个外表的印象，“他一直穿着长衫”(作家马识途语)。当年卢作孚邀他办《建设周刊》，劫人先生提出一些“不情条件”，其中第一条就是“不穿中山服”，大概当时中山装是很有身份特征的公服，与他的“平民面目”不相符吧。同是市井里的人习惯差不多，“我也如以前的轿夫，当前韵车夫一样了，只要有一‘步儿’可省，绝不肯去走那直角形的平坦而宽的马路，一定要打从那弯弯曲曲，又窄又小的八寺巷钻出去，再打从西鹅市巷抄到贡院街来的”(《危城追忆》)。这八寺巷、西鹅市巷，70年代还在；最体面的贡院街——处在旧皇城中轴线中心的一段(北接皇城坝，南到东、西御街口)，1952年即被改建成为人民南路最北的部分，正是今天天府广场的前身。以一介平民而穿窄街陋巷那是再平常不过的了，通常不见诸文人笔墨。而劫人先生是自其“八世祖从湖北入川定居以来，从未有过自己的房子”，直到1939年春搬进东郊“菱窠”以前，一直是到处赁房而居，对老街巷的感受不知有好丰富。但他之所以要写下不是小说的《危城追忆》，那是因为他把成都城“人格化”，感觉着辛亥年“它蹭蹬运的开始”，直到1930年代的磨难，又感叹“成都城的蹭蹬运到底还没有走完哩。”李劼人何曾想过，他1936年的感叹已成为下一个世纪初老成都人对故城街巷历史命运的唏嘘呢！既是“值不得史家劳神”去写，而自己“走上城墙，以望乡景”，难以抑制对故城命运的担忧，自然“就悠悠然提起笔来”。其后的大半个世纪，老城的蹭蹬运似乎未完；今日已无城墙可登，弯弯曲曲的“九里三分的成都”仿佛被拉直了，朝四方扩展，越来越大，越来越雄伟；谁也不可能再“关着城门打仗”一晃眼老城的某条街某一片街就无影无踪了。所幸，成都人的德性到底还有闲暇叨念故城身世的时候。老街巷的经历有限，也只好把李劼人的《危城追忆》当成自己的追忆。此时，掰开里面那细细记录的文字，老城才活生生地展现在了你面前。
“危城”之危，是因为军阀们争地盘。尽管到处有“战垒”，到处“杀气腾腾”，而劫人先生却“很逍遥”地从佃居处走出，穿过很多条街，“萧萧闲闲”
地来到少城的奎星楼……其中所列街道大多已名存实亡。对于今天只晓得街名而莫知早期情形的市民来说，因李劼人的白描风俗画，能勾活他们对某条街的印象。
譬如：仁厚街，“这与奎星楼、吉祥街一样，原是些小胡同，顶多只街口上有一两家裁缝铺，其余全是住家的。太平时节，将大门打开，不太平时节，将大门关上，行人老是那么稀稀的几个……”
后头又说走完槐树街，“胡同中自然清净无事，根本就少有人来往。再整整把东门街走完，原本也是胡同，全是住家的，自然也清净无事……”
说“胡同”是因为这些街位于清康熙所建满城内，是八旗军驻地，为旗人所习称。满城当年属军事管制，四川总督都无权过问，很象独立王国。因是处于少城的位置，习惯上市民还是叫少城。延续下来，住少城的人心态似与别处不同。不要说李劼人写的三十年代之前就是八十年代之前，少城里那些巷巷胡同仍主要是住家，因有来头，家户都有门墩，大门二门，深宅大院，外有高墙，一门关尽后，巷子里就清净了。李劼人所描绘的其实是所有少城老巷子的特点。借小说人物的感受，李劼人在《死水微澜》里对这个特点有更生动的描写：“满城里最清静，最凉爽……到处是树木，有参天的大树，有一丛一丛密得看不透的灌木，左右前后，全是一片绿……并且陂塘很多，而塘里多种有荷花”
满城之外是大城，热闹处人多得肩臂相摩。“而满城里，则你走完一条胡同未见得就能遇见一个人。”
当然，这里的人很特别，“男的哩，多半提着鸟笼，挂着钓竿，女的哩，则竖着腰肢，梳着把子头，穿着长袍，靸着没后跟的鞋，叨着长叶子烟杆，慢慢地走着；一句话说完，满城是另一个世界，是一个极萧闲而无一点尘俗气息，又到处是画境，到处富有诗情的地方。”为什么会这样呢，说到底，这里的“满吧儿是皇帝一家的人。”
所以这里的感觉就跟处在京城里差不多。几十上百年的人事沧桑，少城里的贫穷、贵贱早已不论了，“皇家”气息也早已淡化。不过，在巷院完整时的十多年前，不时穿进这些巷巷，一瞥深闭的大门，内心还不免懔然，总以为里面的隐秘难以探测：多久了还琢磨，成都人闲散的根源大致是源于少城内的大爷们吧？
这样的一种作派会感染普通市民卑贱的心理而遭致摹仿。所以成都人向来就有比谁更会享受更会休闲的习气，这已然超出了少城的范围。以一种俯瞰的角度，劫人先生看出了满城街巷的形式，就是一条蜈蚣虫。主街——长顺街南北向，是脊梁，分在两边的密密麻麻的巷道(胡同)，是虫脚。按《光绪五年图》所标与现在数量与名称最接近的“胡同”脚爪就有近五十条(《四川通志》载满城八旗官街八条，兵丁胡同共三十三条)。既然是旗人驻扎，那就有等级，如最北住正黄镶黄，最南住正蓝镶蓝。不过，这一切辛亥革命后是大变了，“地皮有了买卖，逐渐就面目全非”。如今谁也分不出上、中、下三等九流的地位区分。差不多近几十年来，喜欢钻这蜈蚣虫的脚脚爪爪，就是因为欣赏那巷子里散淡闲雅的居家格调和形式陈旧拙朴的老宅风景，到底还是一种平民的色调。首先，由于动荡，房子早不是先前清康熙年建时的主了；其次，1913年拆毁满城(与大城合并)，独立王国的资格是没有了；再其次是兵燹防不胜防，几经破坏，风说到毁城，这是最令人伤心的。如宋末元初，元兵入成都的杀戮毁城，李劼人以为国人都知道的明末清初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都不能比其惨烈！明末张献忠对成都的屠戮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蜀王府首当其冲，其余“宫苑、林园、寺观、祠宇、池馆、民居，的确是焚完毁尽”。不知谁就记过满城奎星楼街，有一楼曾藏张献忠所剥人皮一张，后为驻防长官发现，连房子都一下烧了。焚毁的事久了多了，记不清，甚至也不在乎了；而那老百姓的宅院便讲究不到哪去更形不成宏伟的规模，所以成都的“市区只有那么大一点”(《天魔舞》)，抬得上桌面的街道也就是春熙路、总府街、东大街那么几条热闹的，主要是铺面、商业区；正经显示居家品味的又曾经令市人得意的，如以少城为主要格局的市井建筑，挡都挡不住的衰败，也就任其变化。二十一世纪到来，以少城为首的老宅命运象真是走到了尽头，成都人只得和老成都最典型的小巷小院坝生活说再见了；并不是对这些破旧的建筑有所痛惜；而是要彻底告别一种生活方式，多少有些不知所措罢了。房子建得是否永固，老院能否长住久安，料不定，把握不住，就不管它，对成都人来说，唯有一点是真切的，这就是近代的成都人“知道世乱荒荒，人寿几何，我们来不及百年大计，我们只需要马马虎虎的享受，我们有经济打算，会以少数的金钱做出一件象样的东西。所以自从光绪末年以来，我们大多数的房子，都只安排着二十年的寿命，主要柱头有品碗粗，已觉得不免奢侈……”(《危城追忆》)。会享受而且是马马虎虎的享受，还要精打细算，自然是咋个过日子舒服，比咋个让房子寿命长来得重要。所以蜀王府不在了，贡院不在了，至公堂不在了，明远楼不在了，最诗情画意的摩诃池不在了，成都人心中所谓蜀汉先生刘备即位登基的皇城里的一切景物都不在了……对文化人来说，对历史的钩沉自然可借助方志，如《成都府志》或《成都通览》那一类书，但对老百姓，那真是什么东西看不见了，就是彻底地没有了！就象早就知道老成都的结局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也预感到了新世纪开头，老百姓会加倍地依恋故城，劫人先生要坚守故乡写老成都的故事。他那“本于‘乡’的感情”，同后来不断地读到他作品的成都人交融，写到还是看到老成都的每一个细节，都“必有亲切之感”。毕竟皇城已经不在，而少城也差不多拆光了。但老成都仍然故我——在李劼人的书里，在那里，有绝版的成都。成都市一隅好在“都由他的一支笔替我复活了转来”。这样，重睹处于那个特定时代的成都的各种细节，真是有赖于李劼人“诗史”般的记述了。2007年的尾声2007年10月21日，《成都时报》记者晨迪写道：昨日，四川省图书馆副馆长、研究馆员、李劼人研究会副会长王嘉陵专门为成都故事的新老听众讲述了《李劼人和他笔下的成都》，让大家更加了解李劼人这个地道的成都人，以及他在成都的生活。下午2时许，故事开讲前，“成都故事”的老朋友们早早地就来到故事大厅，因为故事的主人公李劼人也是一个地道的成都人。李劼人曾任《四川群报》主笔、编辑，《川报》总编辑。代表作有《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另外，发表各种着译作品几百万字。王嘉陵讲道：1936年春，日军飞机轰炸成都，李劼人从城内疏散到郊外沙河堡乡间，后在一菱角堰边建起了以黄泥筑墙、麦草为顶的栖身之所，他在门楣上还题了“菱窠”匾额。菱是一种生活在池沼中的草本植物，窠即鸟虫之巢。作家将自己的家以“菱窠”名之，颇有竹篱野舍的逸趣，或许也蕴含了这位被誉为乡土小说作家植根民间的文学理想。他在此生活了24年，直至去世。1986年，巴金重访“菱窠”，就曾说要保护好李劼人故居，因为“只有他才是成都的历史家，过去的成都都活在他的笔下。”据悉，此处现在为四川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人心。《死水微澜》以袍哥头目罗歪嘴和教民顾天成及蔡大嫂三人之间的矛盾纠葛为描写中心，书中有名有姓的人物出场将近60人，它是一幅难得的清末川西乡场社会风情画。而且《死水微澜》中男主人公“罗歪嘴”的原型就是从当时实实在在的市民生活中提炼出来的。王嘉陵饶有兴趣地告诉大家，这还得从李劼人的“小雅”餐馆说起。因“小雅”生意红火，军阀刘文辉手下的一个连长寻机绑架了李劼人的儿子李远岑。经过辗转托人，李劼人找到袍哥大爷邝侠子(人称“邝瞎子”)，前后花费了一千个大洋才把儿子平安赎回。为感谢邝瞎子，李劼人让儿子拜邝瞎子为“干爹”。邝瞎子因此常与李家往来。李劼人便从邝瞎子口中了解了不少袍哥人家的事情，于是邝瞎子就成了长篇小说《死水微澜》中的“罗歪嘴”。2007年12月11日，上午，作家马识途、巴金侄儿李致周孟璞到李劼人故居博物馆参观访问，并对其扩建保护规划提出建议。马识途还特别书写了新馆名。根据规划，李劼人故居博物馆将在现有38亩基础上扩建为102亩。有专家建议：以李劼人故居博物馆为中心，打造城东的主题公园。整座城市早已一片喧嚣，位于成都东郊的“菱窠”依旧一片安静。“我和李劼人相处的时间并不长，只有12年，但是我们还算谈得来。”92岁的马识途回忆起李劼人颇为感慨。“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没有名利欲望、免于低级趣味的人，除开公事场合，他一直穿着长衫。”马老如此评价李劼人。以故居为中心，建主题文化公园。这次相聚，几位老人有一个重要主题，就是为故居改扩建计划提出建议。李劼人故居位于成都市锦江区上沙河堡东南菱角堰旁，因面临菱角堰，遂自题“菱窠”于门楣，意指菱角堰之窠巢。最初的“菱窠”是一座土墙草顶的房子，1957年，故居进行了翻修，翻修后占地38亩。直至1962年12月逝世，李劼人一直在此居住、创作、工作达24年。李劼人故居也是成都市惟一保存完好的、纪念近现代文化名人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改扩后的“菱窠”占地102亩，主要依托故居现状，恢复菱角堰、藏书楼、小雅茶馆等。规划形成四个区，即现状保留区、恢复和展现故居文化特色区、休闲娱乐区、管理服务区。新增设的休闲娱乐区和管理服务区能使故居成为集文化教育、休闲为一体的旅游胜地。“菱窠”周围80亩地是市政府规划中的公共公园，有专家建议以“菱窠”为中心，打造城东的主题文化公园。“就像杜甫草堂和浣花溪公园的关系。”李劼人故居博物馆馆长叶军说，按照初步规划，预计在2009年完成扩建。上海有鲁迅，成都也需要文化名片，作为李劼人的故交，马识途老人已经为新馆书写了三张新馆名。“成都太需要有张文化名片了，上海有鲁迅，而李劼人在其作品中，将西洋文字和中国传统文学相融合，其中突出提炼了四川方言。”马识途认为，李劼人笔下的成都本土文化栩栩如生。“这是成都本土文化的遗产，也是成都文化名片，遗憾的是目前四川并不把李劼人作品作为重要研究对象。”
一位慕名而来的读者写道：在成都市旅游地图上，“李劼人故居”被做了大大的标记，想象中它定有武侯祠的威仪，杜甫草堂的气派，我一直在心底默默朝拜。终于，去四川师范大学的公干之余，有了一次亲近这位大师的机会。信步过去，在散乱的住户和整齐的庄稼地中间，我找到一个极为雅致的住所一一菱窠。园中一汪月牙形的碧水，倒映着一座仿古建筑，有鱼儿跃出水面，撕碎一幅古意的画；各种的林木生机勃勃地堆积着新绿，几枝桃花悄悄地开放，娇艳的粉红色分外夺目：小鸟在阳光下的树枝间跳来跳去，欢快地呜叫着，真有些“亲亲园中葵，朝露待日唏”的意境。先生的汉白玉半身像却神采奕奕，似在沉吟他未竞的《大波》。园子小可十余亩，再无别的景致，本来先生是将此地作为躲避战乱、潜心研读和着述的小小一“窠”，无意为后人留下什么显赫的建筑。站在二楼的陈列室里我暗自揣想，在一个大市市长与作家之间，李劼人先生还是推崇于后者的，为此才有“充满鲜明民族风格和诱人乡土韵味”的鸿篇巨制《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三部连续性长篇小说的问世，为此先生才被郭沫若誉为“中国左拉之待望”。终于，后人扒开迷雾，发现了“六百万文字”的价值，开始了对先生其人其文的研究，又将先生故居恢复旧制，建馆修园以资纪念。小小的菱窠却始终寂寞地躲在城市边缘，保持着一份素洁的高雅。劫人先生会因此而含笑九泉吗？
或许，他依然在沉吟着李白的诗句：“开国何茫然”的浩叹！
过去的“大波”当真成了“死水”，连点“微澜”都看不见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