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江不肖生写到：我姓向。名恺然。六十二年前出生于湖南湘潭油榨巷向泰隆伞店内。我祖父是开这伞店的，很积了些财产，因此送我父亲读书，在湘潭一般读书人里面颇有点名望。我五岁的时候，也开始读书了。我家原籍平祖父死后，我父亲将伞店歇业，全家搬到平江居住。那时我十一岁了，我父亲将我引进了旧文字的堡垒，打算猎取料名。可是八股还没有成篇，清政府已废除八股，改用策福取士。到十嗡岁文字勉强清顺，可望出考，清政府却又把科举废了，改办学校。就在十四岁这年考进了高等实业学堂。但是只读了一年书，便因闹公葬陈天华风潮被开除了学习。那时曾经学校剔退过的学生想另考学校是不容易的。因此只得要求我父亲变卖了田产，自费去日本留学。无目的无计划地在日本混过了几年，在宏文学院毕了业。民国二年回国，那对家业已经中落，无力再往日本。在岳州洞庭制革厂当书记。这厂的总经理是军事厅厅长程潜兼的。这年例袁运动，湖南出兵北饯，我任职北伐第一军军法官，失败后，随第一军总司令程子楷再往日本。因生性爱好文学和武术，这时虽在中央大学上课，对政治、经济不感兴趣，终日我和日本柔术家、剑本家、射箭师来往。民国三年因愤慨一般亡命客的革命道德堕落，一般公费留学生不努力，不自爱，就开始着留东外史，专对以上两种人发动攻击。党人仇鳖、易象和，公费留学生张定，余耀枢都同情我的着作，大家凑钱帮我出版。因为被我唾骂的人太多，用笔名“平江不肖生”，不敢写出我的亮名实姓。民国四年返国参加中华革命党江西支部，跟着江西革命军总司令萱福开搞革命工作，被派赴韶关说韶州镇守使束福全反哀，遇海珠之变，几遣龙济光毒手。不久，袁世凯死了，我四上海无所事事，便以卖文为业。直到民国十六午，所着小说有《留东外史》，《江湖奇侠传》、《侠义英雄传》等书，志在提偈尚武精神，打击豪强兼并分子。民国十六年回湖南，受朋友的招请任职三十六军军部秘书，参加大革命。在开平驻翠年余，民国十八年解职居北平，任奉天辽宁新报特约小说撰述。民国十九年到上海，仍以卖文为业，所写多提倡国术的短篇文字。流行社会的有《拳术见闻录》，《拳术传新录》、《拳师言行录》，《猎人偶记》等书。民国二十一年四湖南办国术训练所及国术俱乐部，两次参加全国运动会，潮南皆夺得国术总锦标。民国二十六年抗战军起，随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到安徽任总办公厅童任，转战至大别山，兼任安徽学院文学系教授。在程潜主湘政时四湘，任省政府参议。解放后生活无着，重理笔墨，着《革命野史》一书。因销数太少，无力继续出版，从去年九月起，每月受领军政委员会津贴食来一市担，家有继配成氏和小女儿六人，不足维持生活。
公元1951年2月自传干长沙南门青山祠一号《火烧红莲寺》引起大地震1928年春，上海明星电影公司将《江湖奇侠传》改编为《火烧红莲寺》第一集。“五月，正式上映，哄动一时，大收旺台之效；同年拍摄二、三集……十八年(1929)，拍摄四至九集。十九年(1930)，拍成十至十六集。二十年，续拍十七、十八集；《火烧红莲寺》艺术价值不高，但开中国电影史武侠神怪片之先河……”《中国电影发展史》中说：“据不十分精确的统计，1928-1931年间，上海大大小小的约有五十家电影公司，共拍摄近四百部影片，其中武侠神怪片竟有二百五十部左右，约占全部出品的60％强，由此可见当时武侠神怪片泛滥的程度。武侠神怪片的第一把火是明星影片公司放的，于是红莲寺一把火，‘放出了无量数的剑影刀光’，‘敲开了侠影戏的大门墙’……”
徐琴芳主演的《荒江女侠》，与《火烧红莲寺》共创票房奇迹，后来一口气拍了10集之多。范雪朋。是中国第一版《十三妹》，《红侠》等影片主演。
古装片的兴起，犹如一股怪潮，席卷了影坛。最可惜的是，20年代影坛上仅有的几家出品格调比较高雅、艺术上有所追求而自成一派的公司，如“长城”、“神州”、“民新”也被这股怪潮冲得稀哩哗啦，不得不舍弃自己的追求而随波逐流，也大拍起所谓古装片来。另一家更为着名的公司——明星影片公司则很快使古装片走到了其极端——武侠神怪片的路上去了。
当“古装片热”已见降温之时，明星公司异军突起，燃放了武侠神怪片的第一把火——《火烧红莲寺》，“火烧片”从此登场。此前，已有一些描写武侠故事的影片面世，但均未引起轰动，《火烧红莲寺》这把火一烧，竟使武侠神怪片在影坛称霸长达4年之久。
1927年的上海通俗文坛上，从来被正统文学视为不入流的武侠小说开始泛滥起来，各报刊每天千儿八百字的连载小说，十之八九是武侠小说，武侠小说将读者带到了远离现实的幻想世界，在那里，善者成正果，恶人遭报应，书中描绘的种种令人牵肠挂肚的离奇情节，使读者欲罢不能。一个偶然的机会，“明星”的老板张石川读到了一本当时十分流行的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作者平江不肖生。
张石川以其老到的生意眼，一下就相中此书，料定据此改拍电影，必能抓住观众的心。随即与郑正秋、周剑云商定拍摄计划，由郑正秋主要根据原小说第八十一回“红莲寺和尚述情由”等章节改写出剧本，定片名为《火烧红莲寺》。由张石川导演，董克毅摄影，郑小秋、夏佩珍、谭志远等主演。
《火烧红莲寺》的故事是：湖南浏阳和平江交界处的两县农民为争夺码头而发生械斗，双方均邀武林高手相助，浏阳县民被平江县民阵中一华服少年用梅花针击败。为了复仇，浏阳县绅陆凤阳之子小青投昆仑派大师金罗汉门下，练成武艺，返家途中，投宿红莲寺，无意中发现寺中机关重重，有美女出入，顿生疑窦，正欲继续窥探，却被知客僧发现，被关入斗室。此时，昆仑派的甘联珠、飞剑小侠陈继志和总督保镖柳迟适来寺中探访亦被困在寺中的总督卜文正，小青于是得救。四侠攻破红莲寺，救出总督，放出良家妇女，火烧红莲寺，但淫僧知圆和尚乘乱逃遁。
剧本写出来了，要将其搬上银幕却非易事。因为剧中人物皆有凡人不能企及的武功，飞檐走壁如履平地，架着剑光御风而行，这样的特技，电影界尚无成功的先例。担任摄影的董克毅绞尽脑汁，苦思冥想，查阅了能见到的外国资料，又借鉴了传统戏法和魔术手法，加上动画技巧，终于使一个个难题迎刃而解，将剑光斗法、腾云驾雾等只能想象的场面第一次逼真地呈现于银幕之上。张石川虽料定该片定会大受欢迎，但为求保险，并未标出是第一集，只是在片尾放跑了知圆和尚，埋下续集的伏笔，后有人戏称张石川放了个大和尚去打探行情。被称为中国第一女侠的钱似莺是中国第一代武打女星、她是香港演员洪金宝的祖母《火烧红莲寺》剧照《火烧红莲寺》一上映，果不出张石川所料，上海滩为之轰动，在南京、天津、汉口等地，也同样是观者如潮，“明星”大赚其钱。《火烧红莲寺》也就欲罢不能，一集接一集地续拍下去，至1931年，一气拍了18集。郑正秋终觉这种影片与他一贯主张的教化社会的电影方针有悖，故自第二集起，不愿再任编剧。于是，张石川一手包办了编剧和导演，他利用第一集中留下的线索，在以后的诸集中，描写了知圆和尚投奔甘瘤子，商量复仇大计，再引出女侠红姑和金罗汉，昆仑派和崆峒派高手大斗法，直至第18集，浏阳请出哭道人，平江请出笑道人，进行哭与笑的比赛，结果笑道人战胜哭道人，平江终于获得码头。在自第二集以后各集的演员阵容中，增加了刚从“天一”转入“明星”的胡蝶饰演女侠红姑，颇为观众喜爱，因该片而出名的演员还有夏佩珍等人。
为求新奇效果，“明星”将在上海放映的该片的精彩片嚣以人工着色的方法，将红姑的衣裙逐格染成红色，使红姑名副其实。这种工作非常繁复，电影胶片放映时，每秒钟即要跳趔16格(有声片问世后改为24格)，即使将精彩片段着色，也有成千上万格，而且还容不得半点马虎，稍有不慎，将红颜色染得出了格，放映出来，红姑就会如同浑身着了火一般。此法虽费工费时，但能使影片冠以“彩色片”的称号，对观众很有吸引力，故公司还是乐此不疲的。其实这种人工着色生产“彩色片”的方法，是由朗华公司1925年出品的《繁华梦》中首先采用的。1929年“友联”拍摄《红侠》一片，也曾将女主角红侠的衣衫逐格染得彤红，大受南洋观众欢迎。
《火烧红莲寺》的成功，为在古装片的怪圈里打转转的电影界开辟了一条新路，各家公司纷起效法，大拍起武侠神怪片来。一时里，“到处起火，有寺必烧”，如《火烧青龙寺》，《火烧白雀寺》、《火烧白莲庵》、《火烧剑峰寨》、《火烧九龙山》、《火烧七星楼》、《火烧灵隐寺》、《火烧平阳城》等等，不一而足。除所谓“火烧片”外，其他的武侠神怪片如《荒江女侠》、《儿女英雄》、《关东大侠》、《乱世英雄》、《江湖二十四侠》、《唐皇游地府》、《乾隆游江南》等等不胜枚举。这些影片，不少以片集方式出现，多者达十余集，少的也有三、四集。上海各家电影制片公司，包括较有名气的“天一”、“上海影戏”等公司，都卷入了武侠神怪片的热潮，还出现了“月明”、“友联”、“华剧”等数家以专拍武侠神怪片而闻名的公司。
“月明”由原商务印书馆影片部的任彭年创办，是一个家庭公司，任彭年是公司老板兼导演，他在商务影片部时就导演夏佩珍，《火烧红莲寺》主演。叔父为了控制她，诱她吸食鸦片，片场摔伤，黯然离开影坛。过不少影片，拍电影已是轻车熟路。其弟任彭寿任摄影师，其妻妹邬丽珠(在其姐任(邬)爱珠去世后嫁与任彭年)是主要演员，公司的台柱。任彭年又选中大力士查瑞龙与邬丽珠搭挡演出。“月明”拍摄的武侠片以《关东大侠》(13集)和《女镖师》(6集)最为有名，皆由邬丽珠和查瑞龙主演。
“友联”由广东潮州人陈铿然投资于1925年创办。此前他曾从事新剧活动，编导的新剧《秋扇怨》获得成功后，即想改拍成电影，于是经人介绍，请来曾留学法国研习过拍电影的徐琥和周克分别担任导演和摄影师，正式创办了友联公司，首先将《秋扇怨》搬上了银幕。陈铿然的夫人徐琴芳是公司的主要演员，经她推荐，她在常州读书时的同学范雪朋也加入“友联”为基本演员。徐琴芳主演的《荒江女侠》(13集)和范雪朋主演的《儿女英雄》(即《十三妹》，5集)是“友联”最有名的武侠片。
“华剧”由张晴浦、张惠民兄弟于1926年创办，张惠民还兼导演和演员。女演员以吴素馨最为有名。“华剧”的武侠片以《航空大侠》和《荒村怪侠》以及《万侠之王》(3集)比较有名。
武侠神怪片是继古装片之后又一个电影题材的大热门，据估计，1928年-1931年间，上海全部约50家电影公司，共出品影片近400部，其中竟有250部左右是武侠神怪片，占了全部影片的十分之六七。这在电影业尚被当作投机者一显身手的好场所的20年代后期出现是不足为怪的。艺术家的良心终于被滚滚而来的银元吞没了。武侠神怪片的大流行，在“电影化”方面和电影技术上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但思想上、艺术上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各公司在拍摄武侠神怪片时的粗制滥造作风较之古装片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起初，根据小说改编的武侠片尚基本忠实于原着，到后来，则由编导任意编造了，怎样能吸引观众就怎样编。“明星”所拍《火烧红莲寺》的后数集，完全由张石川“凭着自己的胡思乱想，留下前集里的几个主角，随心所欲地搞下去了，拍了上半截，下半截是什么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友联”的《儿女英雄》拍到后来，竟让十三妹生下个小十三妹。“天一”的连集长片《乾隆游江南》中，乾隆这位正当盛世的大清皇帝居然割去长辫，留起了小分头。在“大中华百合”的武侠片中，中国的侠客却是一副美国西部片中英雄的打扮：大呢帽、小管裤、宽腰带。“上海影戏”的武侠片则一味追求所谓感观的享受，大拍美人图。而“月明”、“友联”、“华剧”、“暨南”等公司则干脆成了武侠神怪片的作坊。至于一些无名小公司，所拍武侠神怪片更不值一提。最恶劣者，仅到旅馆开一间朝南的房间，对光开拍，花个十天半月，一部影片即告完成。
武侠神怪片中也有制作和表演都比较认真的，其情节比较曲折合理，人物塑造较有个性，但就影片表现的思想意识来说，却是陈旧和苍白的，摆脱不了因果报应、惩恶劝善的说教，甚至显露出封建迷信色彩。武侠神怪片的泛滥，使银幕上充斥着刀光剑影、妖魔鬼怪，不少青少年信以为真，于是离乡背井，入深山访求异入学道，使不少家庭深为之忧。
随着武侠神怪片的大量涌现，人们渐渐失去了新奇感，那些粗制滥造的武侠片更使观众倒了胃口，正直舆论也对银幕上的一团乌烟瘴气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南京国民政府迫于社《关东三侠》剧照：邬丽珠(左一)会舆论的压力，于1932年3月1日正式设立了直属内政部、教育部的“电影检查委员会”，专事查禁武侠神怪片。武侠神怪片的始作俑者《火烧红莲寺》首先遭禁。1932年6月29日，内政部教育部会同传令“电检会”“查江湖奇侠传一书，内容荒诞不经，有违党义，近查明星公司出品之红莲寺影片，完全取材此书，其传播之广，为害之烈，甚于书籍，应即依据出版法第二十三条及第三十九条之规定，禁止该片全部映演，并于今后，凡未经依照出版法在本内政部登记许可出版之小说，或其他书籍，一概不准据以取材，摄制电影，合行令仰该会遵照，即行撤消红莲寺影片各集之准演执照，并通知各制片公司遵照为要。”“电检会”还会同警方查抄了数家专摄武侠神怪片的小公司，没收神怪影片。此后，武侠神怪片渐趋销声匿迹。但由于这类影片在海外，尤其在南洋及一些城市末流影院仍受欢迎，暗中偷偷制作这类影片的作坊式的公司仍未绝迹。作为一种电影现象，武侠片从内容到形式可谓是地道的中国特色，犹如西部片之于好莱坞。20年代以《火烧红莲寺》为代表的武侠片对其后上海“孤岛”影坛的同类影片乃至60年代以后兴起的香港武侠片都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平江生不肖，这名字真是好耐人寻味！
难怪孔庆东揶揄道：“上天降下这样一个“不肖之子”，中国的武侠小说终于走进了现代。”
如今，平江不肖生的武侠小说，又再度走上影视圈。被改成《投名状》的电视正为央视热播着，小说也正畅销着。早年，平江不肖生在文中自述：“讲到张汶详的事，因为有剌杀马新贻那桩惊天动地的大案，前人笔记上有很不少的记载，并有编为小说的，更有编为戏剧的，不过那案在当时，因有许多忌讳，不但做笔记、编小说戏剧的得不着实情，也不敢照实做出来、编出来，便是当时奉旨同审理张汶详的人，除了刑部尚书郑郭谨之外，所知道的供词情节，都是曾国藩一手遮天捏造出来的，与事实完全不对，在下因调查红莲寺的来由出处，找着郑敦谨的女婿(为当日在屏风后窃听张汶详供词的人)才探得一个究竟，这种情节不照实记出来，湮没了可惜。”
平肖不肖生不想湮没历史。
但他自己宁可被湮没。
解放后，平江不肖生出家为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