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的他，是要“射塔”的这是一位集画家、散文家、书法家、美术和音乐教育家于一身的丰子恺。丰子恺(1898-1975)得道于李叔同“有一回我画一个人牵两只羊，画了两根绳子。有一位先生教我：‘绳子只要画一根。牵了一只羊，后面的都会跟来。’我恍悟自己阅历太少。后来留心观察，看见果然如此：前头牵了一只羊，后面数十只羊都会跟去。就算走向屠场，也没有一只羊肯离群而另觅生路的。后来看见鸭也如此。赶鸭的人把数百只鸭放在河里，不需用绳子系住，群鸭自能互相追随，聚在一块。上岸的时候赶鸭的人只要赶上一二只，其余的都会跟了上岸。即使在四通八达的港口，也没有一只鸭肯离群而走自己的路的。”
马德说：“丰子恺先生这段文字，说的是盲目的悲剧。”
丰子恺自己是产生过盲目的悲剧。以后没有，或许他的人生因为有李叔同的指点。尤其是在信仰佛法上。但那是在1927年，他在浙一师遭遇到李叔同“温而厉”的言行举止、不计名利的超然况味下，才在思想上有所转变的。此前的他，是要“射塔”的。有资料说丰子恺：“善于巧妙地借助漫画手法表现革命的政治内容。”
192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革命活动正处于关键阶段，在上海由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主编出版有《中国青年》杂志。当年正值二十八岁的丰子恺，亦一腔爱国热血。他应《中国青年》杂志出版“五卅纪念专号”的约稿，以漫画形式为《中国青年》“五卅纪念专号”设计了封面(包括刊名题签)。封面是这样设计的：在刊名题签下，绘着一座高塔，在塔尖上插着一枝箭，内容取自唐代名将张巡部下青年勇将南霁云射塔矢志的故事。这个故事说：唐朝名将张巡被安禄山部所围，派青年勇将南霁云突围求救于贺兰的进明，进明非但不援救，反欲将南霁云留下。南霁云切断自己一根手指，表示拒绝。临走时，以箭射中城里佛寺浮图，表示回营决一死战。丰子恺借此故事，为《中国青年》“五卅纪念专号”设计封面，其作用正如该期《中国青年》的编者在《编辑以后》中说：“这期封面……丰子恺君为我们画……含义是唐张巡部将南霁云射塔‘矢志’的故事，我们希望每一个革命的青年，为了被压迫民族的解放，都射一枝‘矢志’的箭到‘红色的五月’之塔上去！”接着，丰子恺在同年(1926年)11月，又应《中国青年》杂志之约，为《中国青年》设计了第二幅漫画封面，在封面上绘着革命的青年，已由革命的“志”变为革命的行动，跨跃在战马上，拉弓搭箭进行着战斗。《中国青年》杂志自创刊以后，封面从来不用图画，惟独约请丰子恺作了这两幅封面画，而且后一幅封面画连续使用了有半年之久(即连续六期作为封面刊用)。由此可见，丰子恺先生青年时期已经和中国共产党心心相印。之后，丰子恺不再是“射”佛，而是造“佛”了。与苏步青的诗画之交1940年，丰子恺的女儿在贵州遵义结婚，女婿恰巧是苏步青的同乡。于是当丰子恺特地请他做男方的代理主婚人时，苏步青欣然前往。此后，苏步青与丰子恺成了好朋友。抗战胜利后，丰子恺迁居杭州，苏步青给他写了一首乞画诗：“淡抹浓妆水与山，西湖画舫几时闲？
何当乞得高人笔，晴雨清斋坐卧看。”
诗刚写好，还未寄出，即收到丰子恺主动寄赠的一幅画，画的是以遵义生活为题材的《桐油灯下读书图》，苏步青十分高兴，当即写了一首答谢诗连同乞画诗一起寄给了丰先生。诗曰：半窗灯火忆黔山，欲语平生未得闲。一幅先传无限意，梦中争似画中看。丰子恺收到这两首诗后，据“乞画诗”中的“淡抹浓汝水与山，西湖画舫几时闲”句，又送给苏步青一幅西湖游舸图。这回，苏步青不仅写了答谢诗，而且还写了一首题画诗：一舸笙歌认夜游，岚光塔影笔中收。如何湖上月方好，柳下归来欲系舟。丰子恺对苏步青的诗评价很高：“人做得好的，诗也做得好……樽前有了苏步青的诗，桌上酱鸭、酱肉、皮蛋和花生米，味同嚼蜡，唾弃不足惜了。”
为弘一大师造塔1953年9月，丰子恺发起为弘一大师造塔。因为自弘一大师的灵骨自福建请来杭州后，埋在虎跑寺后半山中，毫无碑记。丰子恺怕日久湮没，便约旧友钱君匋、叶圣陶等集资修建，并于次年1918年农历4月15日丰子恺、刘质平与弘一大师的合影1月落成。然仅建一塔，实是不敬，故丰子恺经多方工作，政府同意在虎跑钟楼址建馆，但费用需自筹。广洽法师得此消息，便来信询问。至1957年，中国形势大变，建纪念馆已属太难。而塔建在半山，山石泥沙被雨冲下，极易损坏，必须开山维护。但“国内私人经济均不太富裕，少有人能出资开山护塔。海外倘有信善宏法，诚善。但弘师生前不愿为自己募捐，故此事未可勉强，但俟胜缘耳”。丰子恺向远在新加坡的广洽法师发出了求助信。广洽法师接信后，大为焦急，罄钵资汇至国内，先后汇港币5000元，丰子恺本人捐人民币600元，先用于护塔工程，并拟在塔附近造一亭子，作为陪衬。为此，丰子恺在致广洽法师信中，特加绘图解释如何修筑。护塔工程于1957年10月完成，捐款尚有节余。丰子恺与广洽法师商量：“以后必另有人自愿出资，可供建亭。故决计不向外募捐，以符弘师遗志。”半年后，“杭州‘弘一法师纪念馆’最近政府已批准……政治协商会对提议人(马一浮先生亦在内)的批示中说：其经费可由弘一法师生前友人筹集……此次系政府意旨，非我等发起，故弟意不妨募集……南洋方面近况如何？有否弘师生前知友及信徒？法师对此事意见如何？”待得到广洽法师肯定的答复后，丰子恺即发起组织筹委会，并将自己编辑出版《李叔同歌曲集》一书的稿酬1150元人民币用于建纪念馆，同时开始收集弘一大师遗物遗作手稿，准备在纪念馆内收藏，广洽法师亦打算将自己收藏的弘一大师遗物捐出。短短两个月里，广洽法师已募集到4000元港币，丰子恺以“李叔同”户名存入上海人民银行生息，并将存票签名盖章，寄给广洽法师。然而建馆一事又生变化，政府方面迟迟无确信。丰子恺保存此款，甚为不安，“深恐世事无常，致生舛误也”，打算把款汇还广洽法师保存或暂时归还施主。然而，国内规定，外汇不得汇出。丰子恺去信嘱广洽法师，再收集到捐助，切勿汇来。后广洽法师果将又收集到的1510元港币全部归还施主。到了1959年初，丰子恺见建馆之事遥遥无期，遂与广洽法师商量，存在上海人民银行的捐款，可否用于出版弘师着作？广洽法师很体谅丰子恺的心情，特意请原捐资者联合签名致信丰子恺，同意所捐4000元港币的用途由丰子恺主裁，丰子恺至此才稍觉心安。曲折的《护生画集》丰子恺于1927年秋拜弘一大师为师皈依佛门后，即与弘师商量编绘《护生画集》，目的是宏扬佛法、鼓吹仁爱、劝人行善。后逢弘一大师50岁生日，即以50幅护生画祝寿，60岁时以60幅祝这是中国保护动物会1934年出版的《护生画集》封面。“文革”期间，此书被查禁，封面右上方贴的查禁标签上写着“反动黄色书刊”。寿。弘一大师很喜欢这些画的内容，遂与丰子恺相约：“朽人70岁时，请仁者作护生画第三集，共70幅；80岁时，作第四集，共80幅；90岁时，作第五集，共90幅；百岁时，作第六集，共百幅。护生画功德于此圆满。”几年后，虽弘一大师以62岁之龄圆寂，但丰子恺未忘大师之嘱。1948年，为祝大师70冥寿，他开始绘作护生画第三集，但因生活困难，难得安心作画。广洽法师在新加坡得知此况，便请丰子恺为新加坡的莲友作佛像，以便多寄润笔钱，帮助丰子恺速成其事。这年11月，丰子恺游台湾后到厦门，专程去南普陀寺凭吊弘一大师讲律遗址，与广洽法师相遇。两人神交17年，初次相会，一见如故。广洽法师引导丰子恺参谒了弘一大师故居，丰子恺百感交集，参谒后作了一幅题为《今日我来师已去，摩挲杨柳立多时》的画，赠与广洽法师。此时，《护生画三集》已基本完成，丰子恺临行前与广洽法师商定：10年后当再作第四集80幅，但恐人生无常，世事多磨，今后当随时选材，预先画好，陆续寄给广洽法师保存。丰子恺所作《今日我来师已去，摩挲扬柳立多时》画广洽法师比丰子恺小两岁，1900出生于福建南安，1921年出家于厦门南普陀普照寺。他父亲黄籴生是前清贡生，收藏了许多古董书画。由于家风的影响，他一生喜爱书画古玩，对有学问、品德高尚的艺术家、学者十分向往。他出家后，一心追随弘1965年秋，广洽法师(中)返国观光。丰子恺陪同他去杭州拜见马一浮先生(左)时合影。下为丰子恺题识。丰子恺与厂治法师在上海丰子恺寓所”日月横”中合影。墙上挂的是马一浮先生题写的对联：“星河界里星河转，日月楼中日月长”。一大师。1931年，经弘一大师介绍，与丰子恺开始书信来往。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广洽法师避寇新加坡，后定居。他在新加坡创办佛陀学校，广结佛缘，晚年任新加坡佛教总会主席。1994年病逝。自1931年至1975年4月丰子恺去世前，广洽法师与丰子恺通信达44年之久，现保存下来的书信有200余封。他是丰子恺一生中通信最多的人之一。通信内容，主要是筹划佛事，而且多与弘一大师有关。广洽法师以他在新加坡佛教界的特殊位置，不断得到莲友捐助，寄回国内，通过丰子恺，做一些弘扬佛法的事情，同时，他还常常资助丰子恺，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丰子恺工资被扣时，这种资助显得尤其珍贵。《护生画集》第1集原版画例(左图)与重绘画例比较。1960年弘一大师80冥寿时完成，寄广洽法师集款在海外付印。此集序文，由丰子恺起草，广洽法师署名。画稿完成的日子里，丰子恺“常夜梦无数禽兽前来叩谢，亦玄妙也”。此集护生画原稿，由广洽法师保存。1964年秋，丰子恺偶然得知，久已不知去向的护生画一、二、三集原稿，仍然在世，保存者均为佛家居士，于是打算将它们买回，一并送广洽法师保存。保存者苏慧纯、朱南田欣然同意，然第一集原稿只有字，画已不存，丰子恺便照印刷品重新绘制(50幅)，一起寄给广洽法师。广洽法师汇款1000元港币，托丰子恺转交苏、朱二居士，二居士坚辞不受，后经劝说，各取300元港币。护生画第五集照理应在1970年出版，许多友人劝丰子恺提前画出五、六两集，以免因不测之事而造成遗憾。丰子恺亦有此意，他发愿减少一切工作，屏除其他烦扰，以便早日成就。1965年8月，90幅画、诗(第五集)寄给广洽法师，法师收妥后，即于9月启程回国观光，与丰子恺第二次见面。广洽法师此次归国，随身携带2件艺术珍品，一为徐悲鸿所作弘一大师画像，此画是徐悲鸿1940年到新加坡开画展时，适护生画之一《首尾就烹》。有人将一条鳝鱼放到锅里煮食。但见它头和尾在沸水中就烹，而弓起身来不入沸水。主人奇怪，取而剖开鳝鱼腹，见其中已孕育了小鳝，方知其弓身是为了保护小鳝。逢弘一大师60大寿，广洽法师约请悲鸿作画纪念；二为捷克雕塑家所作的印光大师雕像。根据丰子恺的建议，广洽将这2件珍品分赠泉州和苏州有关部门。丰子恺将弘一大师用过的打簧表赠广洽法师。广洽法师在江南期间，丰子恺还陪同他游览了苏、杭等地，并为他画了肖像。临别时，丰子恺有一首诗赠法师：河梁握别隔天涯，落月停云缔酒杯。塔影山光长不改，孤云野鹤约重来。1966年夏，丰子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抄家，占房，工资减半，生活颇为窘迫。他在1967年2月25日给广洽法师的信中说：……革命运动大约夏季以前总可结束。结束以后，弟决心辞职，或受撤职处分。生活简化，可由子女供给，但得安居养老，足矣。前承光别先生汇赐，今又蒙法师惠款，皆雪中送炭也。广洽法师接信后，立即回信，决定在经济上长久帮助丰子恺，使丰子恺精神上大为快慰。从此，直到1975年4月12日，8年多时间里，丰子恺写给广洽法师的信，尚存31封，其中27封提到法师寄赠钱物之事。丰子恺因身在“文革”之中，不敢以画字相报，惟感激而已。从1973年起，丰子恺提前7年开始创作护生画第六集，绘成后无法寄到国外，托朱幼兰保存。1975年9月15日，丰子恺含冤去世。1978年广洽法师再度到中国，当他向丰子恺遗像上香献花并为其诵经时，不禁悲从中来，老泪纵横。他得知护生画第六集的情况后，感慨万千，极口称道：“盖居士处此逆境突袭之期间，仍秉其刚毅之意志，真挚之感情，为报师恩，为践宿约，默默地篝火中宵、鸡鸣早起，孜孜不息选择题材，悄悄绘就此百幅护生遗作的精品，以待机缘……”广洽法师携此稿飞回新加坡后，向诸善募集净资，将一至六集一起出版，第六集多印2000册，于弘一大师100冥寿之日，护生画全集同时流布，完成了丰子恺的夙愿。1985年，广洽法师将珍藏多年的丰子恺《护生画集》一至六集原稿450幅捐献给浙江省博物馆。人大哲系博士陈墨在《清空朗月话故人》一文中说：“作家陈墨勤于笔耕，终于写成了两们大师的另一本传记，这就是《清空朗月——李叔同与丰子恺交往实录》……李叔同于乱世中奔走，宣传佛法，主张护生，必然感染丰子恺而使其走向佛教信仰。佛法是前期‘做个好人’信条的升华，成为二人共同的精神追求，到李叔同圆寂时达到高峰。下篇写丰子恺秉承老师的遗志，宣扬佛法，忍受苦难的过程。这是他们交往的余音，也是丰子恺的信仰经受考验和进一步坚定的过程。这一历程一波三折……”
丰子恺所作的梧桐树智者的疏淡丰子恺日后成了一位没有出家的居士。这时的他无论作画还是作文，指缝之间，都有他自己的意趣顿生。又如他在一篇题曰《悟桐树》的文中，把佛理的顿悟微妙地跃然纸上：回黄转绿世间多，但象征悲哀的莫如落叶，尤其是梧桐的落叶。落花也曾令人悲哀，但花的寿命短促，犹如婴儿初生即死，我们虽也怜惜他，但因对他关系未久，回忆不多，因之悲哀也不深。叶的寿命比花长得多，尤其是梧桐叶，自初生至落尽。占有大半年之久，况且这般繁茂，这般盛大！
眼前高厚浓重的几堆大绿，一朝化为鸟有！“无常”的象征，莫大于此了！
丰子恺一生护生，却护不了自己的生，如同医生一生医人却医不了自己。作为智者的丰子恺，在历史进入新时代时，其智是多余的。他早年说梧桐树是“无常”的象征，而他自己也正是“无常”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