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舒新城信从这段信中，可看出徐氏的爱才心切，并由爱其才到爱其人。请看此信后半段：“至于捉刀一节，弟意不必盖文如兄，自然另有一种说法(一定是一篇情文并茂的文章)，比弟老生常谈为愈，亦愿赶快写出为祷！此举乃大慈大悲之新城，池中有白花，其光芒应被(披)全世界。”信中明里谈的是徐氏清舒新城为孙集作序，谈的是不必由他“捉刀”之事，实际上决非仅止作序而已，大有深意存焉。深意就存在“此举乃大慈大悲之新城”，池中有白花，孙多慈《自画像》(油画)其光芒应披全世界中。众所周知，出家人有“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之咒语，徐氏借用此语，将舒氏比作观世音，请他来救苦救难。救谁的苦难昵？当然是救徐氏(也包括多慈)的苦难。当年，徐悲鸿为孙韵君改名多慈，为什么要改多慈之名？因为在徐悲鸿名中，有一悲字，所以为她改名时加上慈字，可见徐氏为她改名之徐悲鸿所画的《白衣观音》似乎是以孙多慈为原貌时，已存“大慈大悲”之念。而今他终于找到了可以救苦救难，今池中盛开的白花，光芒万丈，照遍全世界盛举之人——非“大慈大悲之新城”莫居。又据蒋碧薇说，徐悲鸿有一只镶有孙多慈所赠红豆的戒指，戒指内刻有“慈”字，可见慈字在徐氏心中的分量。尽管紧锣密鼓，紧催紧赶画集出版，可是为孙活动出国留学之事终被蒋碧薇所闻，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毕业之前，徐先生整天忙碌，先请中华书局帮忙，给孙韵君印了一本素描画集……接下来忙着为孙韵君奔走，争取官费，让她出国。当时比利时退回我国的庚子赔款，设存中比庚款管理委员会，可以选派学生出国。中比庚款的负责人有一位比国神父，和中国方面的褚民谊，说话都很有分量。徐先生知道谢寿康先生和他们两位很熟，便去和谢先生商量，事为谢太太所闻，特地跑来告诉我。我听到消息，就正告徐先生说：“你知道我的性格和脾气，任何事情只要预先和我讲明白，一定可以做得通。如果瞒住我，我可非反对不可！”徐先生听后默无一语，以后照旧积极进行如故。孙多慈出国留学之事，被蒋碧薇从中阻挠未成。徐氏在八月六日致舒信中愤愤写道：“弟月前竭全力为彼谋中比庚款，结果为内子暗中破坏，愤恨无极，而慈之命运益蹇，愿足下主张公道，提拔此才，此时彼困守安庆(省三女中教书)，心戚戚也。”
孙多慈毕业后，未能出国深造，只好回老家，安排到安庆省立三女中教书，心中当然戚戚不欢。但徐氏仍在此，信中叮嘱老友道：“慈集日内当出版(孙多慈素描出版期为一九三五年九月)应为刊广告，尤其四十年代的徐悲鸿在安庆，并希望在《新中华》刊物上转载宗白华(序)文及其(孙多慈自撰)《述学》之文。”目的是希望老友主张公道，提拔人才。为了提拔人才，徐悲鸿还在信中提出出版发行由孙多慈译介的《伦勃浪画集》：“欧洲古今最大画家为荷兰十七世纪冷白浪，弟嘱慈译其生平。弟藏冷作副本(精印大册)全备，拟请尊处刊行，亦艺术界之幸也。”
为了提拔人才，他鼓励在安庆女中任教的孙多慈多作画，画好画。一九三六年开春，他又想出了一个新办法——请舒新城出面代订购孙画，并签署了契约，附在四月十二日的信中：“请将弟存款内拨二千五百元陆续购买孙多慈女士画，详细办法另纸开奉，务恳吾兄设法照办为感。”二千五百元对当时不卖画的徐悲鸿来说，并不是一个小数。他每月在中大任教的月薪三百大洋，多半要支付家用——所余的钱还要添置画材书籍。中华书局支付的稿酬并不多，钱从伺来？据蒋碧薇回忆录记载：以前徐先生从来没有卖过画，也不曾在国内举行过画展。这一回，他算是一改自己的作风，为了卖画，不惜奔走权贵豪富之门。展览会半公开地举行，据说卖出了苦干幅画，得到了几千元的现款，但这些钱是否寄给了孙韵君，我一点也不知道。至于孙女士究竟到什么地方去奋斗，当然我更不知道。看来蒋碧薇并不知道徐悲鸿请舒新城代购孙多慈画作的契约，只知道徐悲鸿开画展，将卖画所得支援孙多慈的“奋斗”。蒋碧薇暗中阻挠徐悲鸿为孙多慈谋划出国留学在前；徐悲鸿置将碧薇不顾，一意孤行，开画展筹款，支持孙多慈“奋斗”在后。孙多慈无疑成了徐悲鸿家庭破裂和婚变的导火线和催化剂，面对日渐激化的家庭矛盾，徐悲鸿采取离家出走，远赴他乡——广西桂林。抵达桂林不久，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他致舒新城，告知自己的行止：“久失音问，近状如何！方事之亟，十九路军出南路，再以两师收贵州出湘西，必致中原大震，国家瓦解。八桂健儿皆已歃血宣誓效死……弟功成名立，不愿再与俗竟。前托兄购之《图书集成》《辞海》，以及商务之《四部丛刊》等，出书时请寄桂林省政府弟收。作画、读书，得佳作分寄友朋处，乱世得此可无憾矣。”
信中关于家庭纠纷和孙多慈只字未提。他想逃避乱世、乱事在桂林觅一块桃源仙境，静静地作画和读书。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国事、家事、天下事，无事不涌上他的心头。挥之不去，也无法挥去。徐悲鸿在桂林断断续续住了两年左右，徐蒋婚变，徐氏登报与蒋氏脱离同居关系，以及前面提及的徐氏致郭有守曲两封信函，均发生在这段时间。画布前的孙多慈一九三八年春，孙多慈。全家避难长沙，巧遇徐悲鸿。徐氏通过友人，将孙氏全家迁至桂林，还为孙多慈觅了一个差使。然后返回重庆中大上课。同年暑期，徐悲鸿又回到桂林，与孙多慈谈婚论嫁，于是发生了徐氏致郭有守信及刊登与蒋碧薇脱离同居关系的声明。徐氏的一位友人拿了登声明的这张报纸给孙多慈父亲看，满心希望能促成徐、孙的这段婚事，孰料遭到孙父的断然拒绝。数日后，孙父携带全家离开了桂林。徐氏信中的与慈关系“间不容发”，似是指此。回头再看徐氏致舒新城之信：“彼知我来新，乃来一从未有过之动人情书云，我命他怎样便怎样。弟答云，倘人因我而有之乃动，我完全任之肩上，不诿责于我之外之第二人，但我绝不令人如何而动。”孙多慈的这封被徐氏视为“从来未有过动人情书”，徐悲鸿却转寄同事吕斯伯。吕斯伯又出示给蒋碧薇看。据蒋氏回忆：一九三九年八月，有一天我从北碚进城到曾家岩，去看吕斯伯先生，吕先生刚刚接到徐先生的来信，拿给我看。我一看原来是徐先生转寄来孙韵君的一封信。信中有几旬重要的话，大意是说：“我后悔当日因父母的反对，没有勇气和你结婚。但我相信今生今世总会再看到我的悲鸿。”然后徐先生在信末批上了三旬：“我不相信她是假的，但也不信她是真心，总之我已作书绝之。”
徐悲鸿为什么要把孙多慈的这封“情书”寄给吕斯伯？当然是“项庄舞剑”，别有所指。蒋碧薇不明白(也许是装作不明白)地问吕斯伯，吕回道：“他还不是想要我拿给你看？”徐悲鸿既然年前已在报纸刊登了与蒋碧薇脱离同居关系的声明，为什么又要将这封情书有意让吕斯伯转给蒋看？是故意气蒋，还是别有所图？
原来徐悲鸿离家出走，远赴桂林前夕曾与蒋碧薇谈过一次话，蒋说：“假如有一天你跟别人断绝了，不论你什么时候回来，我随时都准备欢迎你。但是有一点我必须事先说明，万一别人死了，或是嫁了人，等你落空之后再想回家，那我可绝对不能接受”。这段话说在一九三六年暑期，徐悲鸿记忆犹新。如今三年过去，徐氏心想，我既与孙多慈断绝了往事，且示以“证据”(孙之情书)，可以与蒋氏言归于好。可是徐氏在这里犯了两大忌讳，其一是，徐氏为了与孙多慈成婚，单方面登报声明与蒋氏脱离同居关系(徐蒋成婚二十年。生儿育女岂是同居关系？)，而今既已脱离关系，覆水难收，怎能出尔反尔，想覆就覆，想收就收？忌讳之二是，徐悲鸿不该将孙多慈的“情书”转寄给吕斯伯。诚如蒋碧薇对吕斯伯所言：“在我看来，像徐先生这种行为，是最不可原谅而且最不道德的。徐先生如果不再爱孙韵君，他尽管把她的信退回或烧掉，决不可将这种信寄给任何人去看，他不要以为我看到他侮辱了我的情敌，便会觉得高兴。他应该知道，我不是这样的人，相反的，我将更看轻他！”
晚年孙多慈徐蒋婚变，责任不全在徐悲鸿，蒋碧薇也有责任。除了性格、事业和家庭观念差异较大外，即使在感情上也各有其责。徐悲鸿固然移情别恋孙多慈，但蒋碧薇何尝又不是对张道藩萌生旧情呢？只是各抱琵琶半遮脸。半斤对八两，在处理婚变问题上，徐氏较感情用事，考虑不周，一意孤行，常常授人以柄；而蒋氏则相反，冷静果断，思虑周密，以守为攻，故操胜券。徐氏的“独特己见，一意孤行”成就了他的绘画事业，也酿成了他的家庭悲剧。图为珍藏在徐悲鸿纪念馆中的着名中国唐代白描人物长卷《八十七神仙卷》。《八十七神仙卷》是道教壁画的粉本，虽然没有着任何颜色，却产生渲染的效果，堪称现存中国历代白描人物画之最。深褐色绢向上用圆润劲健且富有生命力的线条，表现了道教传说中的东南二帝(东华，南极)带领真人、仙官、玉女、神将等八十余人去朝拜元始天尊的宏大场面。人生如戏，人生又如梦。一九四○年九月二日，他又在致舒新城的信中哀叹道：“慈之问题，只好从此了结(彼实在困难，我了解之至)，早识浮生若梦而难自醒，彼则失眠，故能常醒。弟有感而为诗：虎穴往往孙多慈：《母亲》(油画)无虎子，坐看春尽落花时。平生几次梦中梦，魂定神清方自知。彼与兄及展兄(陈子展)处俱无消息，故亦莫从知其状况。但彼已不作画，此则缘尽之明征矣！也好。”
言中“也好”二字，自是道出了徐悲鸿的师生恋情的无奈。三幅“未完成之作”
第一幅：鲁迅与瞿秋白在北京徐悲鸿纪念馆的一个展室，有一间复原的徐悲鸿画室。当中最突出的，是一幅未成的油画，画的是两位现代中国的文化巨人——鲁迅与瞿秋白。时间是在上世纪50年代。时间似乎凝固在徐悲鸿作画的瞬间。绷在木框架上的白色油画布，已经用明快的线条，粗粗地勾勒出人物的基本轮廓。从作画现场可以看出，徐悲鸿是极其严谨的现实主义画派，他不为名声所累，还是保持着一丝不苟的创作态度。直到徐悲鸿去世时，《鲁迅与瞿秋白》画板上还钉着两张照片，一张是鲁迅，一张是瞿秋白。后一张是1927年在汉口所摄。画稿旁是徐悲鸿的亲笔字条：“穿秋衣？秋白西装？根据许广平同志说法，秋白与鲁迅会见时穿华装，秋白较鲁迅年纪小17岁。壁悬珂尔维此(即珂勒惠支)动人的版画，原定尺寸改变，加长48cm×64cm。”
遗憾的是，直到徐悲鸿去世，这幅画依然未能完成。瞿秋白徐悲鸿作画向来成竹在胸，构思完毕就一气呵成，而这一次却不同，犹豫不决，渐行渐止，画布上游走的线条，只留下碳素笔勾勒的人物轮廓，而没有画出人物的全部神采。两位穿长衫的文化人，凝固在徐悲鸿的草图之上，居然穿过一场又一场的政治风暴，原封不动地保存至今。第二幅：邰喜德的画像1950年，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徐悲鸿带领中央美院的教师，去为来自全国各地的着名英模人物画像。徐悲鸿画的一位战斗英雄。名叫邰喜德。徐悲鸿找了一个自认为容易熟悉的对象来画。邰喜德是位骑兵战斗英雄，骑兵自然离不开马匹，有了马，徐悲鸿便得心应手。徐悲鸿让邰喜德坐在高凳上，形成仰角，显然他最初想把邰喜德画在战马上。今天我们看到的这幅画，却是画在马下的。可见当时大师画了不止一幅，即使这一幅也是半成品，因为在正式出版物中，注明此幅油画是“未完成之作”。当时邰喜德年仅23岁，已经是立了大功的骑兵团参谋长，到北京开会后名扬全国，理应前程似锦。但是邰喜德生性耿直，炮筒子脾气，他对当时的苏联顾问看不惯，就提意见，话说得很尖刻，叫有的领导下不了台结果就挨了批。后来“反右”。他就稀里糊涂成了“右派”，党籍和军籍全被开除，发配到农场干重活，一干就是20年。邰喜德突然消声匿迹，而徐悲鸿画的这幅“未完成之作”，仍在徐悲鸿纪念馆展厅悬挂。第三幅：毛主席在人民中当时与徐悲鸿共事的教师与学生都记得，北平解放以后的徐悲鸿，想创作时代性强烈的大画，尤其是《毛主席在人民中》这幅油画。我看到一张徐悲鸿晚年照片，他坐在凳子上，拿着笔往画布上画着，画布上就是穿着大衣的毛泽东，微笑着朝人们挥手致意，人们挥舞鲜花，向毛泽东欢呼雀跃。在北京徐悲鸿纪念馆陈列展厅，还可以看到徐悲鸿画的毛泽东头像素描稿。1953年徐悲鸿辅导中央美术学院与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教师进修小组，这是他生前最后的一次教学活动。徐悲鸿的一个学生为此画“未完成”却提供了另一个版本。他说，徐先生在解放后拥护党、拥护毛主席，他想画一幅《毛主席在人民中》。构想有4米长，2米高，他找人摆姿态，画徐悲鸿得很周到。当时，要选一些画到苏联办画展，周恩来很重视，亲自到中央美院选画。由洪深陪着。洪深是戏剧家，对外联络局局长。周恩来一幅幅地看，确定选哪一张。走到《毛主席在人民中》这幅油画前，周恩来在看，洪深说：“下面的入说，题目叫《毛泽东在人民中》，人民应该是工农兵群众，可是画上都是资产阶级小姐太太把毛主席画在当中，好像不太合适。”
在这之前，洪深说的意见，有人跟徐先生当面提过。徐先生说，我就是这个意思啊，工农兵拥护毛主席，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工农兵以外的人拥护，包括太太小姐，不是更好吗，不更说明毛主席受到人民的爱戴吗？有人说，那天徐悲鸿在，他跟周总理解释一下，可能就选上了，徐悲鸿不在，太可惜了。后来选了他的其他国画，对他打击很大。其实，徐先生太天真了，他是艺术家，不是政治家，在当时政治气侯之下，他画“工农兵以外的人”拥护领袖，肯定是诵不过的。这是明摆着的事情。徐悲鸿显然不适应新的时代。因为这个时代是不容他有一意孤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