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化派的着名人物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说他“是一个印度学者，而有三分西洋思想，七分中国思想”。有的学者则称他为“佛光烛照下的一代儒宗”。梁漱溟（1893-1988）这位“一代儒宗”，指的是梁漱溟。不承认自己是“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原名焕鼎，字寿铭，早年曾用笔名寿民、瘦民，二十岁后改字漱溟。祖籍广西桂林。约1903年与祖母、双亲、长兄及大妹、二妹合影，前排居中者为梁漱溟先生。祖母、双亲、长兄及大妹，二妹合影，后排中为梁漱溟先生。其父梁济是一个忧国忧民，笃志务实，厌恶虚文空谈的人。他虽也曾中举，然而时值中华民族内忧外患之际，他不像一般保守复古主义者那般愚蠢与狂妄，但最看不起读书人，看不起做文章的人，时常叹息痛恨中国事情为文人所误。认为当前中华民族的得救靠传统经典是无能为力的，若想图救国救民于水火，惟在西洋事功。因而他最看重事功，而忽视学问。这样，梁漱溟自幼便不像同时代的其他孩子那样被安排读儒家旧籍。而这一点倒成了日后其思想发展与转折的主要原因之一。梁济的思想在当时的一般官僚士夫中间自是开明的，尤其是他对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持拥护态度，认为改革变法才是“自强之本”。梁济还积极支持友人彭诒孙并参与创办了儿童杂志《启蒙画报》和《京话日报》，以开民智为宗旨，欲图教育民众，影响社会。梁漱溟对其父亲的评价是：吾父是一秉性笃实底的人，而不是一天资高明的人。他作学问没有过人的才思；他作事情更不以才略见长。他与母亲一样天生的忠厚；只他用心周匝细密，又磨练于寒苦生活之中，好像比较能干许多。他心里相当精明，但很少见之于行事。他最不可及处，是意趣超俗，不肯随俗流转，而有一腔热肠，一身侠骨。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后，梁的父亲就在60岁的前三日，却投水于北京积水潭以身殉清。梁济是读孔孟，受儒家思想熏陶成长起来的人，自然对清王朝有着“说不清，理还乱”的感情：他对清王朝虽然不满，但又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虽然认为向志事功是解决时下燃眉之急的灵丹妙药：但这并不等于完全抛却传统、斩断与清王朝的感情。因此，他只主张立宪，不主张革命，认为：“立宪足以救国，何必革命？”因此，一旦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宣告结束，“以正途出身在内阁十年”的梁济，便表现出沉重的怀旧情节，然而对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又无可奈何。及至民国初立，政治局势更趋混乱，革命没有真正实现革命者原来的理想，更使梁济平添无限忧愁。张勋复辟失败，曾密书劝阻其复辟蠢举的梁济又致信以死节相励。怎知张勋等人为苟全性命，托庇于荷兰使馆。这着实令梁济痛心疾首，深感人心如此卑贱，缘何苟且于人世，不久便萌生了以身殉世的决心，他说：“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和国性为立国之必要。”
梁济自杀一事，在北京引起了一场激烈的讨论。主流是：精神非常可贵，但为满清殉身则大可不必。父亲自杀时，梁漱溟25岁。对于父亲自杀一事，梁漱溟自是悲痛不已，一直萦绕在心头。随着思想的变化，梁漱溟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开始时，他说：我父亲主张维新，对新学持开明态度，且为人忠厚笃实，包括他以身殉道的意念和决心，我心里也是敬佩的。后来，面对父亲的悲剧所遭致的各种议论，梁漱溟解释说：当四十岁时，人的精神充裕，那一副过人的精神显起效用来；于甚少的机会中追求出机会，摄取了知识，构成了思想，发动了志气，所以有那一番积极的作为；在那时代便是维新家。到六十岁时，精神安能如昔？知识的摄取力先减了，思想的构成力也退了，所有的思想都是以前的遗留，没有那方兴未艾的创造。而外界的变迁却一日千里起来，于是乎就落后为旧人物了。梁漱溟的这一符合人的个体发展普遍规律的解释似乎也说得通。但是，并不能解释梁济由一个开明的主张维新的官吏，最后走向以身殉道的地步，毕竟人的思想虽然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趋于保守，但没有必要自杀呀！因此，这一解释缺乏强有力的说服力。在后来出版的《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梁漱溟对此问题给予了深入的解释，他说：三十年前，我先父亦即以痛心固有文化之澌灭，而不惜以身殉之。此种卫道精神，近于宗教家之所为，却非出于迷信而宁由于其宝爱理性之心。此时梁漱溟心中的父亲是一个卫道者的形象，是一种为自己的理想、信仰而献身的人。从他这个解释，我们也可以看到梁漱溟思想的成熟。梁漱溟后来由佛到儒又由儒到佛，以至于亦佛亦儒的人生轨迹，皆由此发端。梁漱溟与两个儿子梁培宽、梁培恕故当美国学者艾恺以“最后的儒家”之美誉来赞美梁漱溟时，梁漱溟拒绝接受此一头衔，因梁先生一直以佛家对生命的看法“人生是苦”作为人生的终极关怀，而且其文化三期进化观，亦以佛家文化作为人类文化之最高峰，其立场鲜明可知。他晚年接受学者访问时也一再申述：我转向儒家是因为佛家是出世的宗教，与人世间的需要不相合。其实我内心仍然是持佛家精神，并没有变，变的是我的生活。从梁漱溟自身的期许，仍是秉持佛家的精神，做儒家积极人世的事业。只是一般社会的认知与分类，都将梁漱溟归为儒家一派人物，梁先生只好也从俗了。但是如果从学术的研究上着眼，二者差异极大，因为从梁先生的声明，可知他走儒家的路，不过是方便说法，作为他人世十六罗汉图诺距罗尊者(唐？贯休)，传说诺距罗尊者原是一名勇猛的战士，后来出家，佛祖让他静坐修行，以摒弃当兵时的粗野性格，后虽修成罗汉，但他静坐时仍有一股威猛之气。的凭借，他的终极关怀仍是佛家，以佛家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归宿，从佛教的宇宙观、人生观出发，作为比对认知儒家的依靠，可谓梁漱溟是在佛光普照的光环下，进行儒家思想的诠释，因此称梁先生为新儒家，不如尊之为具有“新法相宗”的大乘菩萨积极人世的精神。梁漱溟走儒家的路，服膺“陆王心学”，提倡泰州学梁漱溟手迹，发愿文。派的大众化的学风，只是其大乘菩萨积极人世精神所寻找到适合中国社会与民情的一个面貌，其内心依旧是佛家救世的情怀，使他能够超脱名利的枷锁。至晚年仍能为农民请命，当面得罪毛泽东，于文革期间遭到抄家劳改而不改本色，仍坚持“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年财政部印刷局本封面。梁漱溟年轻的时候，在对人生问题连续几年的探索之后，将自己的心得写成了《究元决疑论》一篇长文，并在1916年的《东方杂志》上连续刊载。文章中，梁漱溟融贯东西方哲学，但主要根据印度佛教的观点探讨了世界本源和苦乐问题。文章的发表在社会上产生了较梁漱溟在1920年前后任教于北大时留影。大的影响，并为他在学术界带来了广泛的声誉。正是这篇在上海《东方杂志》发表的论文《究元决疑论》，被蔡元培认识。蔡元培知他对印度佛学有研究，即决定请他到北大任教。粱漱溟回忆说：记得有一天，蔡先生约我与陈仲甫先生(独秀)相会于校长室，提出请我担任印度哲学一门课程(陈先生新聘为文科学长、相当今所谓文学院长)。我说我何曾懂得什么印度哲学呢？
印度宗派那么多，我只领会一点佛家思想而已。要我教，我是没得教的呀！蔡先生回答说：你说你不懂印度哲学，但又有哪一个人真懂得呢？谁亦不过知道一星半点。我们寻不到人，就是你来吧！我总不敢冒昧承当。先生又申说，你不是喜好哲学吗？我自己喜好哲学，我们还有一些喜好哲学的朋友，我此番到北大，就想把这些朋友乃至未知中的朋友，都引来一起共同研究，彼此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是要当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共同学习好了。他这几句话打动了我，我只有应承下来。(梁漱溟《忆往谈旧录》第328页)梁漱溟当时只有24岁，没有上过大学，但蔡元培读过他的文章，看出了他的才华，后来梁漱溟的作为，证实了蔡先生的眼光。民初中国的教育也许有它的特殊情况，那是一个开局面的时代，有些做法没有太大的可比性，但当时那些教育界首领的文化胸怀和精神气质，却是永远让后人向往的。梁漱溟刚到北大任教，开始时与蔡元培协商，主要是讲授印度哲学一科。梁漱溟曾经公开声称，他此番来北大，就是要为释迦、孔子说个明白。北大哲学系印度哲学一课，原来由梁漱溟推荐的许季上担任。梁漱溟回到北京时，正赶上许季上生病。于是在蔡元培的一再催促下，梁漱溟于1917年10月，正式到北大任教。就这样，仅仅中学毕业的梁漱溟却在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开始了自己的教学生涯。梁漱溟讲课深入浅出，说理透彻，见解精到，常发人未发之言、决人未决之疑，因而深受学生欢迎。后来成为一代宗师的冯友兰就是他此时的学生。另有一位老北大名师田炯锦(1919年入学)，在他的回忆文字里说及自己对教师授课的印象。关于梁漱溟他是这样写的：“梁先生的印度哲学概论、大乘唯识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各课，有甚多创见，尤其讲儒家的所谓‘仁’，我最佩服其见解正确。但他不甚长于言辞表达，文字亦欠流畅，每当讲解道理时，不能即行说明，常以手触壁或敲头深思。”(台湾《传记文学》，1973年第1期)此处“常以手触壁或敲头”，把一个人冥思苦想的样子，不是刻画得有几分传神吗？由此想到，教师讲课，如果不人云亦云，或不照本宣科，而能有自己的真知灼见，那是要付出艰苦的脑力劳动的。后来，梁漱溟所讲的《印度哲学概论》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马叙伦的《老庄哲学》被誉为北大哲学系的“三架车”而并驾齐驱。《印度哲学概论》民国九年。此前，因移梁母与北洋政府内阁司法总长张耀曾是姊弟关系，梁漱溟担任了司法部秘书。张勋复辟后北洋政府内阁改组，梁辞去了秘书工作。他原打算到衡山出家，完成宿愿。一路上见到溃兵流窜横行抢劫，村民被害而无人去救的情景。使梁漱溟十分难过，战祸惨烈，良心不忍舍去众生，他打消了出家的念头，返回北京。梁漱溟没有当上和尚，却仍过着出家人的生活，以出家人的精神从事讲学活动。他在北大开设印度哲学课程，把佛家学说立于大雅之堂，开创了以哲学家地位来研究佛法的先声。他把印度各宗概略、本体论、认识论、世间论四篇讲义，合纂为《印度哲学概论》出版发行。后来又编了《唯识述义》，以弘扬佛法。北大，是高级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按梁漱溟说，这是很容易引起争名好胜之心的，与怀着出家念头的他极相矛盾。1924年，梁漱溟辞去了北大教席。梁辞职的原因有可能因为省圆和尚的一句话。在1924年春夏之交，还是北大教授的梁漱溟，因严重失眠住进北京万生园内一个叫极乐寺的破庙养病。庙里住着一个老和尚，山东人，身材高大，头大脸长，叫省圆法师。梁漱溟一见到省圆和尚，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投缘。省圆法师住西厢房，梁住靠殿的北房，他每天跟老和尚一样食粥，经常一起去散步。谈及佛学上诸如造业、启惑、受苦等方面，也十分地投缘。可是有一次，当梁漱溟介绍他在北大讲印度哲学，里面包括佛教时，老和尚忽然正色批评梁说：“你不要胡说八道，你懂什么？”老和尚的直率，让梁心里佩服，忙点头称是。梁漱溟在极乐寺住了40多天，和老和尚交往甚深。得知老和尚开悟后还在静修，连称他“是个了不起的禅宗开悟的和尚”。梁后来还对人说“我一生佩服，再没见过第二人”之后，他就应邀前往山东菏泽任省立第六中学高中部主任。次年春返回北京，与熊十力及山东六中部分学生住什刹海讲学。
失败的“闭关修持”
1949年6月，梁漱溟完成了《中国文化要义》，这本书断续花了九年工夫，是他继1921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之后又一部重要着作。他可以暂时松一口气，休息一下。重庆北碚北温泉附近有一座缙云山，山顶上有个缙云寺。当年夏天，勉仁文学院一放暑假，他就和谢无量夫妇及勉仁文学院的两个同事上山“闭关习静”，住在缙云寺附近的民居中。从8月4日到9月11日，他闭关的一个多月留下了一本日记。其时，南京、上海都已解放，“北平”即将改回“北京”，成为新中国的梁漱溟手迹？缙云寺题。首都，整个古老的大陆正经历着一场天翻地覆的大变动，南方许多地方硝烟未熄，国民党残余力量还在作最后的抵抗。作为“问题中人”，而非“学问中人”，梁漱溟毕生的追求都和整个民族的命运休戚与共，所以即使在闭关静修之时，他的内心也不平静，对山下、对外界尤其是局势的变化，他始终未能忘怀，可以说无时不在关心——8月5日，“报载长沙局部和平讯”。8月18日，“闻福州撤守”。8月28日，“闻兰州撤守”。9月6日，“闻昆明有变，空运已停”。9日，“午后天晴。滇事似缓和”。这些政局、军事的变化——载入了他简短的日记中。尽管梁漱溟知道‘必要从世俗生命所具之一种贪迷奔逐之势中超脱出来”，才能修成“佛法”，如他8月12日的日记所说：“每日一心不免二用，去道最远，平素未尝不自知，而以此今日修道感觉最深切。”但真要超脱又谈何容易，他说：“平常余每因极细小不成问题之事而不能人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