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感叹自己的“迟钝”，实际上是“放不下”。“因对世事放不下，修持自难得力。然细思所谓放下，只能是放平，而不可能是放弃不管。放平是佛法，放弃非佛法，不独于悲心不合，亦于大手印之不作分别取舍不合也。佛法在此，世法亦在此。”短短一个月中，他虽居山顶，人员、书信、电话的往来都非常频繁，他常感到学佛的‘功课受妨碍”。8月5日，他给卢作孚弟弟、北碚实验区区长卢子英写信。7日有人来山，他写了“答仲华信”。10日，儿子送来郭垒等五信件，当即作复。13日，“为张德钧事答周通旦信”。15日，“吴汉骥来。吴雨僧不就白沙院长，改推熊东明，作书促驾”。16日，“得张东荪一信。”17日，勉仁中学教师、职员王勤庄等来来山(地名)，他已和路明书店签订了出版《中国文化要义》的契约，收到此书十三、十四章的校样。他写信给勉仁文学院的同事李源澄、侯子温。18日，“中学送药来，即以十三、四章校正本付出，并写致朱绍云信，言罗崇高事”。19日，“致郭垒转吴一信。亚三、子温来信，并送来调饮料之石炭等物，当即答复。又张德钧来信亦复之。功课颇受杂事妨碍”。20日，“早课后与美国使馆人谈话，此子英昨日来电话所约者，大抵问过去民盟事。朝杰、伏园回来山，事已有成。陈玉诚有长信”。21日，“此李东生有电话来。子英来山晤谈。谢炎持孙信来见，即介与子英见面。亚三来信不肯上山，当复之。功课受妨碍”。22日，“写邓少琴、江东之、马秋帆各信”。24日，“早课后侯子温来山商决院校各事。唐舜尧、罗崇高、于长茂等同来见。写致吕宗衡信。谷锡五自香港来信，顾孟馀深盼与我一谈。复以不愿走动”。25日，“复张东荪一信，托谷转寄。写宋乐颜信。收朝杰售”。又写信感谢查济民为勉仁中学捐款。26日，“早课后亚三来山商决学院农场各事件。写邓子琴信。柴东生来信复之”。27日，“亚三走后忽忆及农场新计划未见朝杰参加为怪，即写信问亚三，并写信给朝杰”。28日，“早课后颂天、玉诚来山。对颂天谈中学及农场事。写周太玄转表老一信，托作孚带港；嗣闻作孚已走。得梁仲华一信，复之”。29日，“颂天派人送十四章稿来”。30日，“写徐树人一信”，他发现“寺前桂花盛开”。31日，“收路明书店信，复之”。9月1日，“子英电话仍不能上山，改约星期日。俗人生活不出二种：一是赶日子——赶忙不及；一是遣日子——消遣无聊。万、王二先生来山”。2日，“夜十时后已睡矣，忽子英电告重庆大火，灾情极重，求禳灾，盖当正午时燥热，随即起风，火以风助而大也”。3日，“子英又电告火灾惨状，将率属赴渝救济。写雷人百、文德阳各信问平安。赵、胡来山，功课颇缺”。4日，“子英电话不复上山”。5日，“于长茂来山报告农场事。复亚三、子温信。又写一信致徐女仑，嘱探雷人百家平安否。路明书店寄广告来”。7日，“以下山日期函告子英，并转托致作孚一信(附第十四章稿)。又函告培宽得空来山，商移居事”。9日，“得艮庸信复之。培英来山。得十力先生信。又内人得陈女士信，借悉武汉北平统制思想之一般”。10日，“姚鸣山来辞行，将北归也”。与民主同盟部分同志合影，时间约在1946年初。前排自右至左，依次为史良、张澜、沈钧儒与梁漱溟先生。通过这些不厌其烦的、琐碎的记录，我们不难看出，即便住在山顶上学佛，他与世俗的联系几乎也无一日中断过。在他交往的人中既有张东荪、顾孟馀、孙伏园、卢作孚、张澜、熊十力等着名人物，更多的是普通的同事、朋友、晚辈等，或为国事，或为勉仁文学院、勉仁中学的校事，或为所属农场及其他种种世事，这一切他一概都“放不下”。梁漱溟一个多月的学佛实际上并无所成，9月8日，他在下山前夕的大失眠“宣告上山一月之失败”。梁漱溟是跟随贡嘎上师“闭关”的。中年的梁漱溟曾向噶举派高僧贡嘎上师学过藏密修持。粱漱溟在这次历时一个多月的闭关。贡嘎上师也就是跟随贡嘎上师学习“大手印”的。他在《日记》中回忆道：上师以无相大手印授我，又以“不要用心太紧”相嘱咐。其旨一贯，佛法在此，世法亦在此。(《日记》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九日)1956年5月10日在《日记》中又追忆道：往日贡嘎上师指示“用心不要太\[紧\]”皆一理可通，只深浅人领会耳。”
梁漱溟这次在缙云山上的闭关修持不能成功，自有其不可言传的隐事。古人所谓“闭关”，就是与外界完全割断联系，独自静心修持。而粱漱溟在闭关期间，则心在寺外风云。他原本是个有“大意欲”的人。有位作者写道：“当时中国天下如同一只大棋枰，毛润之先生是九段高手，蒋中正阁下充其量只能晋级六段，这盘棋下了三年，由于周恩来在几年前巧布冷棋。以致一九四八年，梁漱溟在重庆。毛可以频出奇招，痛斩蒋方几条大龙，至一九四九年八九月间毛泽东主席中盘取胜，蒋介石总统只得推枰告负而退居东海孤岛作大寓公且度残年了。这种“龙战于野”而导致天玄地黄新旧更替的时刻，粱漱溟国与诸位巨公政见不同而暂且上山闭关修持，独善其身，但内心深处自然不能平静。”梁漱溟自己在闭关《日记》（1949年8月19日）中也总结说：“自皈依上师之日即先曾自己审查一番：一切法中佛法最胜，我岂有疑，然从人类文化发展说，当前需要则在中国文化，而非佛法之时机。同时我于当前中国建国问题及世界文化转变问题，自觉有其责任，更无第二人代得，在我心中亦可说除此事更无事在。由此可见梁漱溟“闭关失败”，缘于他“心有旁物”，“醉翁之意”。从“交谈甚欢”到“廷争面折”
1938年1月，梁漱溟到延安与毛泽东有过密谈。有资料说梁漱溟这次与毛泽东会晤，虽有争辩，但大体上还是交谈甚欢。梁漱溟说：“此番会晤，在我印象上甚好。古时诸葛公称关美髯曰逸群绝伦。我今亦有此叹。他(丢泽东)不落俗套，没有矫饰。从容，自然，而亲切。”
1938年1月，梁漱溟到延安与毛泽东有过一次密谈。有资料说，今日我们还能见到一张当年毛梁晤谈的旧照片。照片上两人谈兴正浓，梁漱溟两条胳膊左右伸开似蝴蝶状，一手搭在毛泽东所坐的椅子上，一手撑在旁边的桌子上——估计其时至少已谈了三四个小时，疲倦之体需要左右支撑一下。而毛泽东呢，坐在一个左右有扶手的太师椅上，扳着手指正畅谈高见——估计在谈中国打败小日本的几个有利条件。这两位智者听者入神，言者忘情，不知不觉间毛泽东翘起大腿一九三八年一月，梁漱溟赴延安访问时与毛泽东密谈搁在椅子扶手上指点江山，议论滔滔。二千多年前逻辑名家惠施去拜访大哲学家庄子，庄子箕踞在地，鼓盆而歌，一扫人世间种种俗套繁文缛节，大哲示人以真性情也。毛梁两人此时此际纵论天下大势，情系苍生黔首，为万世开太平，为世界求大同，慢慢地渐入佳境，浑忘形骸而相通于道。遥想当年大名士兼思想家嵇康在柳树下赤膊打铁、冷嘲钟会的魏晋风度亦不过如此罢了；而马克思所说的“哲学家与渔夫之间的最初差别决不大于猎犬与宋犬之间的差别”之言，确是卓绝千古的至理名言。此次延安之行，梁漱溟没想到黄土高坡下的窑洞内竟然还隐藏着这样一位文武全才的伟人，故禁不住要借用历史上诸葛亮赞扬美髯公关云长的那句评语：“逸群绝伦”。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尽管佩服激动之余，梁漱溟仅仅借用孔明夸奖关公之言，而没有借用张良歌颂汉高祖刘邦之言：“沛公(指刘邦)殆天授”。(《汉书？张良传》)这微妙地说明梁漱溟对于他所钦佩的大人物也仅仅采用平视而非仰视的角度，从而表明梁氏本人从骨子里一贯自视甚高。大陆解放后，梁漱溟多次受到毛泽东与周恩来的邀清，一九五○年一月中旬他从重庆来到北京。其时毛周两人正在苏联访问。三月十日毛泽东、周恩来访苏结束返京，梁漱溟被有关方面安排到车站迎接，并被排在民主党派欢迎的队伍中的第一位，这说明新政府对于梁漱溟有极高的礼遇。梁漱溟自述：“三月十日主席和总理回京，十一日公宴，见到毛主席，承主席约于十二日夜间谈话。主席开头一句话，问我‘这次可以参加政府吧？’我却回答：‘把我放在外面也好。’”(《梁漱溟全集》卷七，一一九页)有人撰写道：“这种回答出乎毛泽东的意料之外。当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许多高级知识分子纷纷归附新政权，甚至都想在其中谋取一官半职，或因不遂所望而牢骚满腹，或嫌官职略小而托人说项。而此时此刻梁漱溟仍想置身于政府之外，以便使自己处于一种超然的地位，随时批评或者监督当政者。——可以说梁漱溟是一个异数。”
其实，让党外人士“放在外面”，则是中共领导人一向的作风。因为这更有利于工作。梁漱溟应该清楚。据梁漱溟自述：“一九三○年，国民党的‘剿匪’司令部设在武汉。蒋介石这时也常在武汉。朱经农从武汉回济南交卸齐鲁大学校长时，蒋介石嘱咐说：‘你回到济南时，请对梁漱溟说，让他来武汉同我见面。’朱经农返回济南以后，把蒋介石的意思转达给我。我没有理他，我不能因为他让人传这么一句话，就去武汉见他。’
(《梁漱溟全集》卷七，一九九页)后泉，梁漱溟在其他场合终于与蒋介石见了面。前期，蒋介石见梁漱溟对国共两党不偏不倚，是中间派，想同他套近乎，拉拢他，称他“漱溟兄”。这里须补一笔，就在梁漱溟与毛泽东会晤后的次年11月，他便与黄炎培等人发起“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梁漱溟参加民盟，并去香港办《光明报》，明显地偏向共产党这一边。因此蒋介石对梁漱溟的态度变了，不称“漱溟兄”而改称“梁先生”。称“先生”，这也是很尊重的口吻。粱漱溟就是这样一个聪明的儒学派。他想跟定毛泽东，但又惟恐受控于毛泽东。他在骨子里，对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蒋委员长及下半叶的毛主席，他自觉在人格上是平等的，无需出示半点卑躬屈膝之态。据梁漱溟回忆：“一九五○年‘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我看见当时无数无党派人士联名向毛主席献旗，旗上写着‘我们永远跟着你走’。我那时心里想，从我口里是说不出这话的。”
一九五三年，梁漱溟年届六十。此年九月十一日梁漱溟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发言不慎，说“工人农民生活有九天九地之差”。在当政者看来，颇有破坏工农联盟，反对总路线之嫌。次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毛泽东不点名批评梁漱溟：“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盂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又说：“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