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乾隆皇帝，一次非常生气地对内阁官员说：现在各省上报的户口数，大概都以每年编造的烟户册为据。时间一长，地方上的官员就敷衍了事，上报时大都不加详细核实，这怎么能使我知道天下户口之数呢？又说：据有人给我报告，从前所报的民数册，“岁岁滋生人数，一律雷同”。这样简单粗率，年年如此，像什么样子！今年各省应上报的户口册，一律延迟到明年底。如果再这样马虎，一定要严加处分。
乾隆所说的“岁岁滋生人数，一律雷同”，意思是每年新增的人口都一样多。这显然是不合实际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难道没有办法来防止这种现象发生吗？
熟悉中国法制史的人都知道，户口和婚姻，一直是古代法制的重要内容，只是早期的这些法律保留下来的很少。出土秦代简牍文书中，引有“魏户律”，表明至迟在战国时的魏国，已有关于户口制度的专门法律，可惜具体内容大都亡佚。到汉初，萧何制定《九章律》，其中之一就是“户律”。北齐时，加入婚姻问题，更名为“婚户律”。隋朝立法时，认为户在婚前，改为“户婚律”。此后历代，沿而不改，具体内容，则有增损。
从保存完整的唐律和明律看，对户口登记中发生的各类问题，都有相应的处罚规定。首先，是罪名比较完备。具体而言，有“脱户”，即整户没有登记；“漏口”，即一户内有漏掉的人；“增减年状”，即年龄不实或伪装疾残；还有“隐蔽他人丁口不附籍”，即将别的家庭中的人口隐匿在自己户内不登记，等等。其次，是处罚轻重有别。一般说来，有赋役则重，无赋役则轻；知情和有意则重，不知情和无意则轻；直接责任者则重，间接责任者则轻。最重的处罚是徒刑，特别严重如贪赃枉法者，则“加役流”，即流放到边远蛮荒之地，并服苦役。
在一些特殊时期，对户口不实的处罚会加重。比如北周时期曾规定，乡村的闾正（当时25户为闾，设闾正）、族长（100户为族，设族长），如果在户口登记中隐漏5户或10丁以上，或者漏登土地3顷以上，处以死刑。和北齐一样，每逢战乱之时，对户口不实的处罚，往往要超出常规，法外用刑、轻罪重判的情况时有发生。
就是在所谓治世，也会有法外用刑的事情，如明代的“空印案”便是一个典型。当时每年各布政司及府州县都要派上计吏到户部，报告地方户口钱粮、军需等事。凡报册上钱粮之数，必须与户部所定数字完全吻合，若有分、毫、升、合对不起来，整个报册便被驳回。而重新造册需要盖印，上计吏往返奔走，要费很长时间。因此，上计吏到户部时，都带一些空印文书，即盖上官印的空白文册。如果上报册遭到批驳，就随时填改，这种做法习以为常。但到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忽然发觉此事，认为官吏肯定用空印文书营私舞弊，下令将各地方衙门主印长官一律处死，并将佐官也杖一百后充军边地。其实上计吏所携空印文书盖的是骑缝印，不能做别的用途，这个道理尽人皆知。此案发生后，虽有人曾冒死上书说明事情真相，但朱元璋全然不顾，仍旧杀人。
律有明刑，而且处罚不轻，为什么还会出现户口登记严重不实的情况呢？
首先，是因为百姓想方设法逃避赋役。古代的户口和赋役是紧密相联的，“登人”是为了征赋，而且，沉重的负担最终往往都摊到了平民百姓头上。于是，户口登记时，人们尽量规避不报；或者投靠到大户门下，因为有权有势的大户实际上可以少负担或者不负担赋役。实在没法的，就自残肢体，以求减免赋役。
其次，是各级官吏的上下其手。人们为了逃避赋役，必然要通过各种途径，贿赂主管官员。主管官吏得到眼前好处，自然心动，但又担心日后出事，就去贿赂上司，这样，上下勾结，共同作弊，只瞒着皇帝老儿一个！
还有，就是造籍官员的不负责任。户籍的编造是3年、5年甚至10年进行一次。这中间的人口变化情况，需要随时填注。有的官员责任心较强，处处留意，时时填注。有的则不是这样。比如，明朝规定10年一造黄册，明朝中期以后，则长久不修。有责任心的地方官员，就自造“烟门册”，掌握人口变化情况；而有的则听之任之，造籍之年到来时，便将10年甚至20年前的人口情况随意加减，敷衍了事，申报上去。还有的则将一二十年后的人口情况也妄加编造，并据此征收赋税。如清朝顺治十三年（1656），一位官员在清理明朝崇祯十五年（1642）的黄册时，发现竟预造到了崇祯二十四年，实在荒唐！
至于乾隆皇帝动怒的“一律雷同”的情况，还有更直接的原因，就是税制的变革。清初沿用明代的黄册制度，并在黄册之外，另编《赋役全书》，记载各地原来的丁额、赋税情况，相当于赋税“预算册”。与《赋役全书》相配套的，又有《编审册》，按“旧管、开除、新收、实在”四柱式登记各户赋税情况，相当于赋税“实征册”。《赋役全书》和《编审册》，互相印证，比较严密，百姓添丁进口，就要加税。到康熙五十一年（1712），实行“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之法，即从该年起，新增丁口，不加赋额。雍正元年（1723），又实行“摊丁入亩”，把丁银计入田亩之中征收。这样，再编审人丁，已无多大实际意义。故到雍正四年（1726），停止编审人丁，丁口税额原则上按康熙五十一年的定额为准，不再增加。到了乾隆三十七年（1772），下令永停编审。永停编审后，中国的人口数量大幅度增加，原来在角角落落的各种隐匿人口都浮现到了户籍册上。但同时，因为户口不再是赋役的主要依据，增加人丁又不增加税额，地方官员对户口的调查登记，也就不像从前那样重视和认真了，以至出现乾隆动怒的“岁岁滋生人丁；一律雷同”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