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定户等的主旨是合理负担赋役。在正常情况下，资产多者户等较高，资产少者户等较低。从户等制的适用原则看，一般是户等高者赋役较重，户等低者赋役较轻。从户等制的适用范围看，各代不尽相同，总的情况是，国家统一、经济发展时期，按户等摊派的赋役项目较少，税额较轻，反之，则名目繁多，税额较重。由于户等是按资产定期评定的，按户等高下摊派赋役比较简单易行，于是，在古代相当长的时期内，各种合理或不合理的、合法或不合法的赋役项目，尤其是一些没名堂又不得不敛取的苛捐杂税，都在户等名下寻找出处。户等制实际上成了各种赋役名目的“兜底的篓子”。
创行户等制的最初起因，是据此征收户调。户调自然是户等最初的适用项目。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户调都是按户等高下分担的。但户调的具体内容，各个时期不尽一致。曹魏初行户调制时，规定每户绢2匹、绵2斤。西晋时改为租调制，按丁征收和按户征收混杂，数额有增有减，并从租调户缴纳的租调中，分一部分给当时的诸侯作为俸禄。
土地的租税，本来专项征收，或按丁口，或按亩数，或按产量，不尽一致，评定户等时，土地通常入资计价，故有“重征”之说。按理，依户等高下摊派的赋税之中，不应再有田租一项，但可能由于便于操作的缘故，在不少时期，土地的租税也按户等高下摊派。如北魏时期，就曾按“九品混通”之法征收田租，每户粟20石，当然，上等多些，下等少些。唐初岭南一带的田租，规定上户1石2斗，次户8斗，下户6斗。宋代按夏秋两季征收土地税，称“两税”。宋人张方平说，本朝的户籍分为五等，以两税输谷帛，以丁口供力役。这表明地租也按户等征收。
粮食布帛等赋税征收后，要运送到国库之中，称“输租”。输租也是一项比较重的差役。为了合理摊派，通常也按户等高下负担。如北魏时，田租“千里内纳粟，千里外纳米”，即近处送原料，远处送米，以节省运力。运送时按户等高下由远到近摊派，即上三等户送入京城仓库，中三等户送入别的州仓，下三等户只送到本州仓内。有时，官府要将税粮送到其他场所，或运到边防地带以供军需，称为“支移”；有时，为了运送和使用时方便合适，将原征财物改折成其他财物，称为“折变”。“支移折变”遂成为一项赋役，通常也按户等高下分担，如宋代规定，一、二等户支移300里，三、四等户支移200里，五等户支移100里。
除土地租税外，历代都有人头税。在户等制推行前，人头税一般按人口情况具体分担；龙骨水车模型实行户等制后，则按户等高下分担。如隋朝的人头税称“税钱”，缴纳原则是按九等之户，“富者税其钱，贫者役其力”。后改为“户税”，按户征收。唐中期推行“两税法”后，户税一律按户等高下征收，具体数额是：上上户4000文，上中户3500文，上下户3000文，中上户2500文，中中户2000文，中下户1500文，下上户1000文，下中户700文，下下户500文。
为了扶危济困，尤其是赈灾救荒，古代不少时期都曾设立“义仓”。义仓，顾名思义，应是自愿解囊，但实际上，大都是按户等摊派的。如隋朝设立义仓后，规定按户等征收义仓税，上户不过1石，中户不过7斗，下户不过4斗。唐代规定义仓税上上户为5石，其余各等递减。宋代初期只令上三等户缴纳义仓税，后也改为一体缴纳，具体数额为一等户2石，二等户1石，三等户5斗，四等户2斗，五等户1斗。
“义”之外，还有“和”。和，是指官府与百姓之间商量办事，两厢情愿，故有“两顺曰和”之说。“和”的名目不少，实际并非两厢情愿，而是强制实行。如“和买”，是官府向百姓强行购买货物，唐、宋、元朝都曾实行，一般是按户等高下以低价强制购买。“和籴”，是官府向百姓强行征收粮食或其他实物，起源于北魏，唐宋盛行，通常是按户等高下摊派。还有“和雇”，实际是官府向民间强行雇人当差，户等高者重，户等低者轻。
除了赋税外，还有役。役的名目繁多，历代不尽相同，从按户等轮充的役目看也不完全一样。唐代有“差科”，狭义指各种力役，也叫“差发”、“差役”、“差遣”、“杂差”等；广义的“差科”则包括赋税，如田租、户税、义仓税等。唐代各地均设“差科簿”，每年春天，以乡为单位编排，遇有差科，即按差科簿中所列各户户等高下依次拣配。宋代役法前后多次变更，但无论是实行差役法还是募役法，都以户等为据出人或出钱。比如在实行差役法时，第一等户充当里正，二等户当户长，三等户当弓手兵役，四、五等户轮充其他差役。元代役目有差役、力役之分，前者包括里正（坊正、隅正）、主首、仓官、库子等有职责的差使，后者指官府征调的劳力或牛车等，二者统称为“杂泛差役”。其中差役通常只以上等户充当，也有自上而下轮充的。力役则要自上而下，挨次轮充。另外，有些时期的兵役也按户等征发，如辽代根据资产把国中户口评为三等，每当征发兵丁时，按上、中、下三等户抽丁。
一些纯属义务劳动性质的事情，也要按户等分担。北宋初年号召百姓种树，规定一等户种杂树100棵，以下每等以20棵递减。桑枣等树木，则是一等户50棵，以下按10棵递减。元代武宗年间，接受地方官员建议，鼓励农民种桑，规定上户10亩，中户5亩，下户2亩或1亩，并要筑墙围之，按时收采桑椹。
遇有灾荒需要减免赋税时，按户等高下酌情进行。北魏时期规定，遇有灾荒时，上户租赋照常缴纳，中户免除二年，下户免除三年。宋代规定，遇有饥荒需要粜粮即低价卖粮于民时，小饥荒平价给下户粜米；中饥荒给中户粜米，给下户贷米；大饥荒给上户粜米，给中户贷米；特大饥荒，则给上户也贷米。
有时，在司法方面也要考虑户等因素。北宋宣和年间，尚书右司员外郎翁彦对宋徽宗说，现在国家的刑罚对象，大都是些贫穷之人，很少有富人。看看各级衙门报上来的案件材料，十分详细，惟独不说受刑之人所属户等如何，恐怕不是无意的。应该要求在案件材料中注明户等情况，并严惩有意袒护高等富户之人。宋徽宗“从之”。
最有意思的是，连礼仪饮食也要按户等高下来规范。如元代规定在举行婚礼时，上户和中户的菜膳不能超过三味，下户不能超过两味。
唐德宗元和四年（809），进士王彦元家中失火，柳宗元听说后，写了一封“贺信”，大意是：
听说你遭遇火灾，家中财产几乎烧光了。我刚听到时非常惊骇，接着感到疑惑，后来大喜。于是，把准备写的慰问的话，改为这封贺信。为什么呢？你学识渊博，文章出众，多才多艺，但不能出人头地，进入富贵者之列，就是因为京城里的人大都说你家产很多，那些喜好廉洁之名的人士，都有所顾忌，不敢再称道你的诸多长处。如今，幸好一场大火，使家产变为灰埃，帮你荡涤了众人心中的疑虑和畏忌。你就趁此机会，把房屋弄得简陋一些，表明自己已没有什么资产，这样才能显出你的清白和才能，你所具有的诸多长处，才会被人称道。所以说，这场大火，是火神祝融给你送官禄来了，真是可喜可贺呀！
柳宗元的这封贺信，使人深切感受到当时社会上“嫌富爱贫”风气的浓烈。这当然与传统的“士之好廉名”不无关系，但在深层之中，也与实行评资论等的户等制度的影响有关。
以资产多少评定户等高下，以户等高低均赋轮役，本意在于公平。在正常情况下，只要严格依法办事，是可以起到均平赋役、利国益民作用的。应该说，在户等制推行初期，在各代实行户等制的初期，它的正面作用还是比较大的。但同时，无论是在立法还是司法中，都有难以避免的弊端存在或发生。
从立法角度看，很难达到均平赋役的初衷。北宋的一位御史中丞杨绘，对此看得非常清楚。他指出，如果国家按统一的标准来评定户等，则各地具体情况不一，有“一法难齐”之弊。比如，某县甲、乙两乡，按统一标准评定户等，甲乡可能有一等户15户，乙乡只有5户。分别按一等户轮役，甲乡15年轮一遍，乙乡5年就要轮一遍，这样，甲乡的一等户休息有余，乙乡的一等户则要累死累活。但是，如果按各地具体情况确定不同的评等标准，也有不均之弊。且不说一州一县一乡一村各自立法的麻烦，仅就效果看，有的人家在甲乡，家产百顷才评为一等，有的在乙乡，只有三顷地，也可能评为一等。虽然后者的家产只是前者的三十分之一，却要承担相同的赋役，显然有失公平。
从司法过程看，则毛病更多。
评定户等本来有法定期限，或三年，或五年，或十年。期限越长，中间变化越多，难免有不公平之处。这且不说，就是法定的期限，许多地方官员也不能按期进行。需要多征敛时提前，更多的时候是拖延。有时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不评户等。这样，一些人家虽然家产早已变化，却仍要按旧等级纳税服役，即“产去税存”。长期如此，难免破产流离。如元代规定每三年评定一次户等，但实际上往往不能按期进行。元朝就有人说，本朝对于军民等户，一次定籍之后，近则五年七年，远则三四十年，再不评定，谁家富强，谁家贫弱，谁家丁口增加，谁家丁口减少，都不知道，真是“年深岁久不通检，贫富高低几变移”！
评定户等的主要依据是人口、土地及其他资产，虽然有法定范围，但在具体执行中常常走样。首先，是有些资产易于识别和估价，有些资产不易识别和估价。唐朝的陆贽就曾指出，资产之中，有的可藏于襟怀囊筐之中，物虽贵但人们不易发现；有的只能堆积于场圃园仓，价值虽轻但人们却以为富有；有的钱是用来做买卖的，数量虽少却可以很快赢利增值；有的钱用来购买房屋器用，价虽高却终年无利可图。凡此种种，很难准确估价。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就是地方官员在评定户等过程中，往往超出法定范围，把不该入资计等的东西也匡算进去。如户等制实行之初的南朝，就出现“桑长一尺，围以为价，田进一亩，度以为钱，屋不得瓦，皆责赀实”的情况。每到评等之时，衙门官员所到之处，真是鸡飞狗跳墙，百姓不得安生。
评资定等虽有法定标准和程序，但实际操作中大有文章可做。比如，宋代有的地方规定资产38贯500文为第四等户，少一文就是第五等。于是，一些人家就在评等之前，设法把资产隐匿起来，或在二三十贯之间另立户头，避免被评为高等。而一些地方官吏或者为了多收税赋，随意将下户定为中户，中户补为上户，或者收受人家贿赂，将本应定为上等之户，反而评为下等。如元代杂剧中描写衙门人员吹嘘自己神通广大时说：“这老子是下户我添作中户，是中户我添作上户的差役”，活画出当时评定户等和摊派赋役中的徇私舞弊情况。
从户等制在上千年的实施效果看，既有隐形的弊端，也有显形的社会问题。
户等制的实施，有着对“非农化”倾向加以阻碍的作用，这是隐形的弊端。应该说，在封建社会的早中期，强调以农为本，重农抑工商，在客观上对社会的发展是利大于弊。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的发达，再固守传统的治国方略，就可能是弊大于利了。而户等制的实施中，隐含着对非农化发展方向的阻碍意图。比如，宋代的户等制中，乡村户分五等，坊郭户即城市非农户分十等，乡村户每五年一定户等，坊郭户每三年一定户等，坊郭户的营运钱要按五倍于乡村户的“居钱”（即不生息的钱）来估价，等等。这种对工商等非农户的作法，在客观上是不利于农业之外的其他社会产业的发展的。
促使土地的散置经营，也是户等制实施的隐形弊端。从历代评定户等的资产范围看，土地一直是主要依据之一。前期役税分离时，土地所有者按田亩纳税后，又要按田亩评等供役；后期役税在形式上逐渐合一，但土地在纳税出役钱外，又要用来评等，被摊派各种，杂税杂役。也就是说，土地始终是双重的甚至多重的征课对象。这当然与农业社会中视土地为主要财富的观念相适应，但其结果，使许多人为了避免高等重征，千方百计隐瞒田亩。办法之一就是尽量使土地散置各处，不相连接，在评资论等时不易被汇总计入资产量。在中国封建社会，虽然土地兼并现象一直很严重，历代田产成百上千顷的大地主史不乏载，但实际上，除了秦汉有过“田连阡陌”的大地主，以及以后少数官僚大地主曾“田连阡陌”外，大多数土地兼并者的田产并非集中连片，而是支离破碎，分散畸零。土地长期分散经营，在客观上是不利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的。
而社会“恐富症”的形成，则是户等制实施的显形的也是最严重的弊端。户等是一种义务。产多等高，等高赋役重。因此，“民间规避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户等；骨肉不敢义居，而惮人丁；甚者嫁母离亲，以求兄弟析籍”。《宋史·孙长卿传》说，孙长卿当和州知州时，有人告发一家兄杀弟案。孙长卿在审理时，发现被告说话不循常理，但又不承认他杀了兄弟。孙问他，你家评资情况如何？被告回答是上等。又问家中几口人，回答是只有这个弟弟。孙马上说：“肯定是你杀了弟弟。”再审问下来，果然如此。兄杀弟，可能是为了独吞家产，但也可能与想由此来降低户等有关。北宋的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理由之一就是变法会让乡村富户充当差役中最重的“衙前”役，使乡村中百姓都不敢富。他说，我曾到乡村中行走，见农民家中资产用具很少，追问原由，都说不敢添置家产。因为你多种一棵桑，多养一头牛，蓄上2年粮，藏上十匹帛，就会被乡里看作富户，就要派你去当“衙前”役。司马光说的这种情况，实际上不只在宋代存在。由于户等制的实施，再加上均贫富思想的影响，在整个封建社会，特别是唐宋以后，形成一种空前的社会“恐富症”。人们常常感到“富不如贫”，“富贵是危机”，甚至认为“富贵者劳苦，贫贱者清闲；富贵者脆弱，贫贱者坚固；富贵者惊险，贫贱者安泰”。知此，则本节开头的柳宗元给友人的“贺信”，也就不难理解了。
20世纪40、50年代到80年代初，中国大陆的户口登记簿上，有根据土地改革中评定的“家庭成份”一栏。在农村，通常分为地主、富农、中农（又分为上、中、下三类）、贫农、雇农等。评定家庭成份的主要根据是财产，这与古代户等制度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但评定成份的主要目的则是划分阶级队伍，而不是摊派赋役，这是与户等制不同的。那时期，通常把贫农（包括雇农）和下中农作为主要依靠对象，中农（包括中中农和上中农）作为团结对象，地主和富农则是被专政和革命的对象。不论是招工、上学、参军还是外出以及提拔，在本人履历登记表上，都要注明自己的家庭出身，贫下中农家庭出身的比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人，在这些方面享有更多的机会待遇。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原来的成份制度被取消，原则上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了。因为成份制度是革命时期在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实行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成份制度自然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与成份制相似，古代的户等制是赋役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施赋役制度的一种办法。相应的，随着赋役制度的变化，必然要引起户等制度的演变。
中国古代赋役制度总的变化趋势是由简而繁，再由繁而简，从征收的主要对象上看，则是由“重人轻地”向“重地轻人”方向演变。
春秋以前的夏、商、周三代，史称实行贡、助、彻的劳役地租形式，按照战国时孟子的解释，实际上都是什一税。究竟如何，现在已难详考。那时人口较少，土地较多，土地所有权原则上归最高统治者所有，实际上由各级领主分享。一般是有人必有田，税人即税田，故赋税制比较简单。
春秋以后，土地私有化进程加快，自耕农或半自耕农大量出现，于是实行“税亩”，即按亩征税，但从前按人征收的一些赋税仍然存在。秦汉时期，税人、税亩并存，如汉代的口赋、算赋、更赋、户赋等等，都是不同形式的人头税。魏晋南北朝实行“户调制”或“租调制”，仍是田亩与人口并重。北朝及中唐以前实行“租庸调制”，租是税亩，庸和调则须税人。中唐以后，改行“两税法”，还是人、地兼及。宋、元时期，情况大体如此。这一时期，虽然人口和土地在应承担的赋役中所占比例不完全相同，但总的来说，属于“重人轻地”时期。
明、清以后，赋役制度仍在不断变革之中，并有明显的“重地轻人”倾向。明朝前期通行里甲均徭法，丁口与土地仍然都是重要依据，役与税还在分离。这一时期，由于土地私有化程度加深，有人未必有地，人头税常常会没有着落。到万历年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把田赋、徭役、杂税等合并起来，折成银两，分摊在田亩上，按田亩多少征收。其实质是役入于税，税折为银，银摊入地。简单明了，易于征收。由于此法明显对地主阶层不利，实行不久即被废除，但折银法仍被保存下来。清朝入关初期，赋役制度比较混乱，到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之法，即以该年全国各地人丁为准征收赋税，以后新增人口，不再加额。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又在此基础上，实行“摊丁入亩”之法，即将包括工匠代役银在内的丁银全部摊入田亩之中，等于废除了法定的人头税，并且使役入于税，税入于地，实现了“重人轻地”向“重地轻人”的演变。
户等制是在赋役制度的“重人轻地”阶段产生的。前已述及，曹魏时期，以人口为对象的赋役和以土地及其他资产为对象的赋役并存，而且名目繁杂，不易征收；由于战乱频仍，赋税不得不多以实物来征收。于是，便于摊派和征收赋税的户等制应运而生。而且，由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赋役都是重人、重实物，所以户等制在这一时期大有用武之地。隋唐时期，仍是人、地分离，役、税分离，“重人”倾向没有根本性改变，户等制也因此继续受到青睐。
到了明清时期，赋役制度逐渐向“重地轻人”方向演变，虽然中间略有反复，但总的趋势是役入于税，税入于地，役税逐渐合一，货币化倾向明显。这样，以户口为单位征赋轮役的户等制的用武之地就越来越小。反映在实际中，就是户等的等级越来越少，由从前的九等变为五等，再变为三等；评定户等的时间期限越来越长，由三年变为五年，再变为十年，实际中有时几十年不评一次。而到了“摊丁入亩”的税制改革基本完成之后，延续了上千年的户等制也就销声匿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