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土地私有化倾向出现后，土地兼并现象日趋严重，农户破产流亡情况不时加剧。对破产脱籍的农民，官方或采取强制手段限制流亡，或采取经济手段招诱他们归乡入籍。在法律上，是不允许大户人家荫庇脱籍逃流人口的。到东汉时，脱籍流亡的农民数量日增，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汉末的农民大起义和长时间的割据战争，使人口大量死亡，豪强兼并之家纷纷破灭，出现了大块无主或待垦的土地。三国时，曹魏、孙吴、蜀汉都趁机招徕流民和其他人口，实行屯田。除军屯外，民屯、商屯中的屯田人口，就成为封建国家直接掌握的佃客。同时，官僚贵族和豪强地主也拥有为数不少的佃农和其他依附人口。特别是官方实行的屯田制遭到破坏后，屯田客有相当一部分转为官僚、豪强之家的佃客。曹魏政权曾从现实出发，按官员等级给予一定的佃客和牛具，等于承认官僚地主荫庇佃客的合法性。但这样一来，许多脱籍无业之人，纷纷投靠大户人家，一些权势之家，动辄有客数百，甚至上千。西晋统一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于公元280年颁布“占田制”，即按品官等级规定，分别可占有数量不等的土地，同时，规定了相应的荫客数额，大约是：一、二品官员之家，可荫客15户，三品10户，四品7户，五品5户，六品3户，七品2户，八、九品1户。这种限制性规定，实际上并不能遏制官员占田、荫客的具体数额。到东晋时，大量流民荫庇于大户之家，于是官方又不得不再次制定“给客制度”。据《隋书·食货志》记载，当时王公贵族家的奴仆，佃客、典计、衣食客等各类秦代疆域图依附人口，都没有课役负担。因此，规定一、二品官员之家，佃客不得超过40户，三品35户，四品30户，五品25户，六品20户，七品15户，八品10户，九品5户。佃客所种土地的租税，要与官方分成，未了，明确规定“客皆注家籍”。
这里的“客皆注家籍”可有多种解释。按照一般的说法，是指佃客、衣食客、典计之类依附人口，要附注于主人的户籍之中，自己没有独立的户籍。也有人认为，“给客制”规定的荫客数额中，佃客的单位是“户”，衣食客的单位是“人”，官员的户再大，也只是一户，不可能大户之中还有一个小户的户籍。所以注入官员家籍的，应是以“人”为单位的衣食客之类，不包括以“户”为单位的佃客。此说似乎也有道理。但应注意，“客皆注家籍”的“皆”字，是说凡依附于主人家的客类人口，都要注入主人家籍。至于佃客，可能既在原居住地有独立的户籍，又在依附的大户之家的户籍中附注，成为具有双重户籍者。当今社会中也有类似情况。一些大城市中，除常住人口外，往往对居住一定期限以上的流动人口办理“暂住人口”登记。这些暂住人口，有的在原居住地是有常住人口的户籍的。
以“客皆注家籍”为标志，中国古代的各种依附性人口或各种贱口的立户资格，可分为前后两大时期。
先秦时期，特别是在领主分封制时期，贵族之家的各种依附人口，如罪人、小臣、奴、妾、仆等等，是没有独立立户的资格的。在户口调查登记中，这些人口通常是作为财产登录在主人的户籍之中的。如在出土的秦简中的《封诊式》（即查封被审讯之家的报告书）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根据某县县丞某的文书，查封被审讯人某里（居住地）士伍（爵位）甲（姓名）的家中人口财产，结果是：
房屋：堂屋一间，卧室二间，都有门，房屋都用瓦盖，木构齐备，门前有桑树十棵。
妻：名某，已逃亡，查封时不在。
子女：大女儿某，没有丈夫。小儿子某，身高六尺五寸。
奴婢：奴某。婢小女子某。
牲畜：公狗一只。
秦汉时期的官僚地主富人之家役使的各种依附人口，通常列入“贱民”，作为家产估算价值。私家奴婢也可以成家，但不能立户。“不立户”与“不入户”是两个概念。前者是说没有独立立户的资格，后者是说不记入主人户籍之中。秦汉时期，包括私家奴婢在内的各种贱口不立户，但要入户。只是入户时，不是作为人口而是作为家产记入的。
除了依附于主人的贱口外，还有七种人口没有独立立户的资格，即“七科谪”。据《汉书·晁错传》，秦朝征发戍卒时，有意处罚一些人口，称为“谪戍”。其次序是，先征发有罪过的吏员、上门女婿、商人；后征发曾经做过商人并有市籍者，或者父母有市籍者，祖父母有市籍者；最后，人街闾，征发居住在左边者。这七种人简称为“吏有谪、赘婿、贾人、尝有市籍者、父母尝有市籍者、大父母尝有市籍者、闾左”。到汉代时，则正式有“七科谪”之称，即吏有罪一，亡命（逃亡之人）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者五，父母有市籍者六，大父母有市籍者七。与秦时相比，无“闾左”而有“亡命”。秦时“闾左”，是指居住在街道闾里左边的贫弱而无服役能力的人家。汉代有“亡命”而无“闾左”，有人认为是当时不再实行贫者居左、富者居右的作法，而逃亡脱籍之人增多，故将其补入“七科谪”中，以示惩罚。“七科谪”实为五种人，即有罪官员、男到女家的赘婿、脱籍流寓者、居住在闾左的贫弱者、商贾及其子孙。这五种人口，吏有罪者，按照古代罪犯皆为奴的原则，丧失良民身份，不能进入编户齐民之列；赘婿不得立户，是古代通则；亡命者本有户籍，但因逃亡脱籍，成为谪发对象，也失去独立立户的资格；闾左贫弱之人，本无戍役，但商鞅变法时规定，凡从事末利之业或因懒怠而贫者，全都贬为奴婢，故闾左也成贱民，无独立立户资格；商贾一般不许“立户受田”，虽然本身有“市籍”，但市籍属贱籍，其立户资格也是不完全的。
魏晋南北朝以后，佃客、奴婢等各种非编户齐民的立户资格，沿着“客皆注家籍”的方向，进一步提升。
唐代均田制名存实亡后，社会上破产农民增多，不少人流寓他乡沦为佃客，有的在他乡置有少量田产，多数成为依附地主的佃客。公元763年的唐令规定，客户若在现居住地居住一年以上，自己买得田地，有农桑，不问是在主人家住，还是自造房屋，一律编入国家户口之中，赋税较土著户减半征收。唐德宗实行“两税法”时又明确规定，“户无主客，以见（现）居为簿”，承认有产的客户与当地的土著户同属于国家的编户齐民，当然也是国家直接控制的税户。
晚唐到五代十国时期，逃亡人口再度增多。主户与客户，实际上已成为社会上存在的两大户类。宋朝建国后，面对现实，在官方的户口登记中，一般都标明是主户还是客户。主户是指占有土地、缴纳两税的农户，客户是指没有或只有少量土地，一般不纳两税的农户。主、客户制的确立，表明佃客取得法定的独立立户资格，进入国家编户齐民行列。这与西晋的“客皆注家籍”相比，显然提升了一大步。
唐宋律中，都没有庶民之家存养奴婢的禁令。大明律则明确规定，庶民之家不得养奴婢，而改为雇工人；如果有人私自存养奴婢，要处杖刑一百，并将奴婢放出为良民。当时的主管官员在解释这条规定时还进一步指出，无论是官是民，凡要役人，必须订立合同，给予报酬，工作一定年限者，以雇工人论；薪酬微少，工作时间不长者，以凡人即正常百姓论。如果购买15岁以下人口，恩养日久者，以及16岁以上已经成家者，要视为自己的子孙。如果在家时间不长并没有婚配者，庶人之家仍以雇工人论，缙绅之家可以奴婢论。这些规定，较之于从前私家奴婢作为财产附注于主人户籍之中，又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表明在商品经济有所发展的明代，社会中的平等意识增强，民间传统的良贱观念开始转变。清朝前期沿用明制，雇工的身份地位处在半自由人状态。后来，不断修改雇工人的条例，使大批农业雇工摆脱依附，在适用法律上以凡人论断，可享有立户资格。
从实际情况看，明清之际仍有大量奴婢与贱民存在。不少读者可能都看过成书于明代的“三言”（即《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喻世明言》），从“三言”中反映的情况看，明代奴仆很多，名目很杂，使用很广。其来源，有罪罚、买卖、投靠、掠夺等，一般都与主人有人身依附关系，有的虽有自己的独立经济，但家主仍可以把他们作为财产来分配，也可出卖、转让。而且，不仅官僚地主富贵之家，就是庶民之家，也有奴仆。清初规定，“四民（即军、民、匠、灶）为良，奴仆及娼优隶卒为贱。”这里的娼指娼妓，优指乐人，隶指奴隶，卒指从事贱役之人。这些人通称“贱民”，在清初法律上仍被当作家产，即“奴婢贱人，律比畜产”，是没有立户资格的。后来，由于奴婢尤其是皇庄和贵族庄田上的“壮丁”（即掳掠来的）不断反抗和逃亡，清王朝在严刑峻罚制止无效的情况下，不得不允许将这些“逃人”交地方官“载入民籍，听其各谋生计”，等于承认这些贱民的立户资格了。
与允许属于贱民之列的壮丁人民籍相似的，是八旗户下家奴的“开户”。清初的八旗在进入中原过程中大量掳掠汉人为奴，这些奴仆在法律上没有立户资格。后来规定，这些八旗户下的家奴，如果立有军功，或有特殊艺能，或者勤劳，可以“开户”。具体形式有二，一是“放出为民”，即取得完全的立户资格，可以彻底独立出去为民，这又称为“出户”；二是不放出为民，仍在本主家中服侍，但可“别记档案”，又称“另户”，俗称“入另册”，属半独立性的立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