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的迁徙是与人类社会相始终的。但在人类社会初期，它较多地与自然因素相关。史称中国古代的夏后氏，曾有十迁，可能多因环境所逼。而大禹时的迁徙，则显然与水患有关。殷商时期，举族迁徙也很频繁。有人考证，商代前后大的迁徙有16次。其原因，说法不一。有的说是为了避免河患，有的说是为了避免来自西北方少数族的侵扰。比较贴近史实的说法，是商代尚处于刀耕火种的“游农”阶段。因为耕作粗放，不知道保护土壤肥力，所以必须不断地更换地块，迁来迁去。值得注意的是，殷商在成汤以前，迁徙次数较多，迁徙到新地后居留的时间较短；成汤以后，迁徙的次数减少，迁到新地后居留的时间较长。特别是盘庚迁殷后，在一地居留的时间更长。这似乎表明，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逐渐提高，人们已可以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土地肥力，由早期频繁的“游农”向定居农业过渡。
殷商以后，中国社会已迈入农业定居时代。户口迁徙在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的同时，越来越多地受制于社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因素。春秋战国时，一些思想家认为，如果让百姓从事农耕，就会厚重一些，厚重就会少私义，少私义，公法就能立，事业就能专一。百姓从事农耕，家产就能多一些，家产多就会顾忌迁徙，顾忌迁徙，就是一辈子生活在一个地方，也不会有其他想法。相反，如果百姓舍本（即不从事农耕）而事末（即从事工商等业），就难以号令他，不能号令他，国家退不能守，进不铜牛车能攻。再者，百姓舍本事末，他的家产就简约一些，家产简约，就易于迁徙。百姓迁徙不定，一旦国家有难，人人都想跑走，没有安居之心，国家就危险了。
春秋战国时出现的这种“尚农重迁”思想，在秦汉时期进一步发展。《汉书》的作者班固，把这一思想概括为“理民之道，地著为本”八字。意思是，治理国家之道，是把人口固定在土地上，这是根本。此后历代户口管理的基本指导思想，可以说超不出这八字箴言。
与“理民之道，地著为本”思想相应的，是历代都有一些尽量使民地著务本而不迁徙的办法。《周礼·地官·载师》规定：凡是房屋周围不栽树木的，要罚他代缴一里之中25家的税布；凡田地未耕作的，要出三个丁壮劳力的粟米；凡没有职事可干的，要罚他出按家庭征收的赋税。也就是说，没有恒居之心，耕作不努力，要受经济处罚；不从事农业生产，以及没有固定职业而游荡之人，也要额外加税，以示劝惩。
秦汉时有“禁民二业”的政策。所谓“禁民二业”，就是士、农、工、商，只能死守一业，不能改业，也不能兼业。而“禁民二业”的主旨，是促民归农。如秦国就一再强调用各种手段促使人们“作壹”，即一心一意务农。商鞅还直截了当地说，只要朝廷不许人们自由迁徙，那些愚昧无知而又不安心农业的人就没处吃饭，从而必定务农。愚昧贪婪的人专心务农，农民就必然安宁。农民安宁而愚昧，荒地必然开垦，国家也就富裕了。
在“禁民二业”的同时，是竭力招诱“亡命”之人归田，以扩大农耕队伍。汉代有“舍匿法”，即对在各地游窜，在诸侯家中说长道短者，以及收留这些人者，都要给轻重不等的处罚。王莽当政时，一度还依照周朝之制，对浮游无事之人加征“夫布”之税。
从唐宋一直到明清，基本上恪守秦汉以来“尚农重迁”的治国思想，主调是四民各守本业，不得擅自改业，擅自迁徙。并用各种手段，促使人们归农、务农，安土重迁，死守一地。
与“尚农固本”相应的是“抑末”，即对工商等业的种种禁限和抑制。秦汉特别是汉代以后，逐渐将本、末与农、工、商对等起来，并用各种办法抑制、打击工商之家，限制工商业的发展。如商贾有市籍，工匠有匠籍，一入市籍和匠籍，地位就低人一等；法律规定工商业者及其子孙不能入仕为官；工商之家的赋税要重于农民之家。明代甚至规定，农民之家可以穿绢纱，工商之家只许穿布；农民之家如果有一人为商贾者，也不许穿绢纱。凡此种种，目的就是通过“抑末”，促使人们归本务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