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诸侯王国的存在与中央政权之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矛盾。诸侯王享有特权，可以任命所辖支郡的郡太守以下的官员及征收赋税徭役。此外，他们还利用控制盐、铁等资源，减免百姓赋税，与朝廷争夺民户。平日，他们还豢养了不少宾客，帮他们出谋划策，通过各种方法与汉廷分庭抗礼。
同姓诸侯王的这些特权与举动，使得中央政权不得不采取措施，限制与打击他们势力的增长。刘邦死后，吕后执政，她采用分封外戚为王的方法，试图抑制同姓诸侯王的发展。她废梁、赵，割齐、楚，先后设立了8个与吕氏有关的诸侯国。这种做法自然引起了刘氏宗室的不满，因此，在吕后死后，同姓诸侯王便与朝中大臣联手，除掉了诸吕，拥立文帝，恢复了刘姓政权。随后，将吕后所封的外戚诸王废除，复齐、楚、赵诸同姓王国的故地。这样一来，除了长沙国一国之外，重新又出现了诸侯王国都为刘姓的情况。由于在文帝即位之事上，同姓诸侯王立了大功，因此，文帝对他们优礼有加，使得这些同姓诸侯王的气焰更为嚣张。
但是这些同姓诸侯王国毕竟是中央政权的潜在威胁，尤其是到了此时，同姓诸侯与皇帝之间的亲属关系已经疏远，人人都想尝尝当皇帝的滋味，如不加以限制，一旦这些诸侯王发动叛乱，势必会对中央政权造成严重的危害。有鉴于此，文帝采纳大臣贾谊的以亲制疏与“众建诸侯少其力”的建议，先后做了两件事，一是把自己的亲子由淮阳王迁为梁王，目的是为了牵制其他较疏远的同姓诸侯王；一是趁齐文王死时，无子即位，将齐国一分为七，又迁淮南王为城阳王，把原淮南国一分为三，用这种分地的方法使诸侯王国的辖境变小，借以达到削弱诸侯王势力的作用。到文帝十六年（前164），诸侯王国的数目已增加到了17个。汉郡的总数也由于诸侯王国的更动而有所增加，到文帝后期，已达24个。
汉景帝初年，御史大夫晁错针对诸侯王国这个老大难的问题，向景帝提出削藩之策，将诸侯王国下辖的支郡削掉，收归中央。景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在他即位的第三年（前154），消掉楚王与赵王的各一个郡，胶西王的六个县。这一举措无疑直接触及了诸侯王们的利益，引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当朝廷下令削吴国二郡的诏书送到吴王刘濞的手中时，这位资格最老、实力最强的诸侯王便联合楚、胶西等六国起兵叛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吴楚七国之乱”。当时吴王在他统治的诸侯国境内实行总动员，征集了20多万人，打着诛“贼臣晁错”的旗号，与楚国联合攻打对朝廷效忠的梁王，杀死了好几万人。景帝得文帝后期十七王国示意图知这一消息后，大吃一惊，连忙派太尉周亚夫等人分头迎击反叛的七个诸侯王。在此期间，景帝又听信谄言，将献“削藩策”的晁错问斩，以为这样就可以平息诸侯王的叛乱。但当他得知吴楚等国并未因此而收兵时，才醒悟过来，后悔不已。在周亚夫等人的率领下，汉军仅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便将反叛的七国全部平息，吴王等七个诸侯王都落得了悲惨的下场，不是被杀，就是自杀。
同姓诸侯王的势力在这场平叛中遭到重创，景帝乘机将诸侯王的支郡、边郡收归汉廷所有，诸侯王国领域变得只有一郡之地。诸侯王任命官吏和征收赋税的特权，也被同时剥夺。不再允许他们管理民政，仅是按朝廷所规定的数额领取自己国家的租税作为俸禄，如此一来，诸侯王国的地位大大下降，已经变得和一般的汉郡没有什么差别了。汉代的行政区划也相应地简化为郡（国）县二级制，具体形式如下：
因为汉廷接纳了不少诸侯国的支郡，使汉郡的数目猛增。在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年），与25个诸侯国并存的汉郡已增加到了43个。
同姓诸侯王国在历经了景帝的削藩之后，虽然王国变得仅领一郡之地，但是有些大的王国境内仍然是数十座城池相连，拥有上千里的地盘，势力依然不小。武帝执政后，为了防止这些诸侯王国互相联合起来，反抗中央政权，于是采纳谋臣丰父偃的建议，在元朔二年汉景帝中元六年（前144）二十五王国示意图（前127），颁布“推恩令”，用以缩小诸侯王国的领地。这一措施的具体方法是，诸侯王可以用自己的私恩将领地内的土地割给他的子弟，由朝廷定立封号，建立侯国。新的侯国一旦设置后，这块地方就不再从属于原来的诸侯国，而必须改为相邻的汉郡统辖。如此一来，侯国设置的越多，诸侯王国的领域便会变得越来越小。因此，推恩令的实施，效果与削地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只不过是规模没有削地那么大，并且名义上比削地好听罢了。实行推恩令，从表面上看好像是诸侯王自己愿意的，但实际上是带有强迫性质的。一个诸侯王有多少个王子，就必须分封多少个王子侯国，而诸侯王一般都有很多王子，因此西汉所出现的王子侯国前后竟然有几百个，经过几代以后，诸侯王国的领地已大为缩小。到了西汉末年，有的诸侯王国变得只有三四个县的范围了。
经过推恩，诸侯王国的实力已严重削弱，走向衰落，再也无法构成对中央政权的威胁了，诸侯王国的数目也从汉武帝初年的24个降到末年的20个以下。至此历经文、景、武帝三代的努力，终于将同姓诸侯王国这个中央政权的威胁彻底消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