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中国清代皇帝，曾立志革新救国，然而却逃不出慈禧的掌心。1898年戊戌变法后实际上被软禁，在无法抗拒的压力下韬光养晦，以待时机。但终因忧愤成疾于1908年11月14日含恨逝去，终年38岁。
皇帝即位数年，便营“寿域”，此乃满清旧制。但惟独光绪帝由于受慈禧太后挟制，其在位34年中从来无人提及为他勘定“万年吉地”修陵的事。及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光绪帝崩，才急不暇择地在河北易县城西偏北约四十余里的太平峪（属西陵范围）赶修“崇陵”。因此，光绪帝的梓宫只能于当年十二月从北京奉移到易州梁各庄行宫内停灵“暂安”。到了宣统三年（1911）十月，辛亥革命爆发时，崇陵的基础工程尚未及半。直至民国2年（1913），光绪帝的正宫隆裕后死后（亦暂安行宫），民国大总统袁世凯才根据《优待清室条件》特派赵秉钧与清室内务府大臣绍英协商后，拨款赶修。此时光绪尸骨已被冷落五年了。
皇族规模盛大的葬礼耗资惊人光绪帝与他的正宫隆裕皇后是同时葬入崇陵的。其“奉安大典”是“一殡双棺”的形式。这是在中国历史上最末一次封建帝、后的“奉安入陵”的仪式了。当时，因为两梓宫奉移的路线是从河北易州梁各庄出发至崇陵，所经之处，均是人烟稀少的旷野荒郊（系新修成的土马路），所以，这个奉安大典规模再大，礼仪再隆重，也是鲜为人知的。
民国2年（1913）12月13日，光绪帝梓宫葬入崇陵时，用的是128抬的“独龙杠”，以表示“真龙天子”归位。这种杠是用一根前镶龙头，后嵌龙尾的大杠，龙头、龙尾均为金箔罩漆，杠上涂以黄漆。以这根主杠为轴心，两旁相称地各拴小杆、抬杆，每边各用60名杠夫肩舁而行。轴心大杠下，悬着黄云缎加绣金龙的大棺罩，罩顶上，饰以金葫芦火焰形的顶子，罩的四角上各系一条黄绸带，披于前后两侧，以杠夫四名，每人各牵拽一头，缓缓行进，谓之“拉幌”，杠罩两侧，各有杠夫12名，每夫各举拨旗（红漆竹竿，上挑横2尺、竖3尺，长方形，黄地白圆光，上书“皇室奉安”字样的小旗，遇有树枝或其它障碍物，可用其支起，以使皇杠顺利通过）。杠的四角各有一名手持“响尺”（约2尺长和1尺长的老红木的木尺各一根，用1.2丈长的“尺绳”相连，用短尺敲长尺）以指挥、协调杠夫们抬灵操作和行进的步伐。同时，每角还有一名手拿藤鞭的“执鞭压差”，监督杠头、杠夫的每一动作。抬杠的杠夫都是清宫銮舆卫所属的包衣旗人差役。为了表示极度庄重和严肃，要求他们前三天即要斋戒、沐浴、剃头、刮脸、全身衣帽普新。俱都头戴青荷叶帽，上插朝天锥式的黄雉翎，身穿紫色团花麻驾衣、土黄色套裤、足穿白布袜、青布靴、上盖黄色靴护，手上还要戴上黄手套。
这种皇杠不能现拴现用，而是要经过多次演练，直至全体杠夫的技术操作完全娴熟无误，经监杠大臣验收合格为止。
演杠时，在皇杠上放梓宫的地方铺上木板，摆上一桌两椅，桌子沏上茶水，由两位监杠大臣各坐一边，貌似品茗实际上是在考核杠头、杠夫操作技术动作、步伐，是否合乎要求。主要的方法是由杠头以打响尺为号令，指挥全体杠夫慢步、快步，左右转弯、换肩、爬坡、上下台阶等难度较大的动作，继而排练换杠、换罩等技巧。在全部动作上必须保持杠的绝对平稳，以免“惊驾”，监杠大臣直视杠桌上的茶具，如果杠夫动作起来，杯里的茶水不荡漾，不外溢，茶具不倾斜错位就算达到标准了。这是皇家用杠所特有的礼仪排场，王公以下臣民的葬礼是不准演杠的。
奉安——金棺起杠前，也有辞灵仪式，主要是供“辞灵果子”，王公大臣们依次奠酒，行三拜九叩的大礼。金鼓重乐和笙、管、笛、箫等轻乐参灵后，即由番（喇嘛）、坤道（道姑）、尼（尼姑）、乾道（男道士）、禅（和尚）依次诵经转咒。礼成后，即由监杠大臣传令，这时太宁镇绿营马队大喊“得令”！扬鞭开道而去，当做前导。与此同时，梓宫出殿，先被请上64人皇杠“小请儿”。在杠前焚帛化纸、奠酒行礼之后，才缓缓地启行。待将梓宫抬至在行宫大道上，即换升128人的“独龙杠”。这时，扬起来的金银纸钱铺天盖地而来。清宫銮舆卫准备的全堂满洲执事，排出约有数里之遥。其行进排列的顺序概况是：
走在最前边的是一座3丈多高的“丹”，即民间所称的“大幡”。原立于大内乾清宫左门之外，表示招魂之意。奉安时，由杠夫32人抬舁而行。其形状为一红漆四方木架，中间装置一根红漆旗杆，杆顶为一金箔罩漆“火焰”形的葫芦顶，顶下悬挂着一面绣有金龙的黄帛直幅，垂至杆底，四周以红色“火焰”为饰，上系铜铃，走起来丁当作响；
熊虎常旗八对：
清道旗、飞虎旗、飞龙旗、飞凤旗、飞熊旗、飞豹旗、飞鲤旗、飞鳌旗；
金箔罩漆的木质“金执事”：
金立瓜、金钺斧、金天镫、金兵拳、金指掌、金卧瓜、金皮槊、金督各一对；
“八宝枪”一堂：金轮枪、金螺枪、金伞枪、金盖枪、金花枪、金罐枪、金鱼枪、金长枪各一对；
马蹄刀、三尖刀、偃月刀、象鼻刀各一对；
门纛（即“坐纛”，系古代军中的大旗），杆高丈许，上有半尺来高的“火焰”式的金顶，悬有黄帛垂幅，上绣金龙，边沿有红色“火焰”为饰。两端缀以黄绸带，用两名执事夫牵引，谓之“拉幌”；
曲律，亦作“驱路”（满语译音），与前边引路的大幡相似，只是无铃成对，亦即小型纛旗。共八根。均为黄色直幅绣上金龙，边缘以红色“火焰”为饰；
如意亮轿一乘。即四人抬的一把“宝座”。背似如意头，上有黄绫靠垫，并铺以豹皮一张（因无帷故称亮轿）；
大黄云缎座伞一把，高丈许，由两名执事夫牵黄绸带“拉幌”；
日照影伞一把。此是给如意亮轿遮阳的。其伞的直径约三市尺，伞围子仅一尺二长，成为一把扁伞，黄寸蟒缎料。伞小，不拉幌；
大掌扇一对，走在日照影伞的两旁，表示为大行皇帝打扇；
金鼓重乐一班。拉号、官鼓、唢呐、海笛、笙、九音锣、跟锣。但设乐而不作；
大黄云缎座伞一把，高丈许。由两名执事夫以黄绸带拉幌；
笙、管、笛、箫、九音锣等轻音乐一班。类似民间的“清音锣鼓”。但设乐不作；
御影亭一座，16人抬。其亭宫殿顶盖，敞门但罩以黄帘。内供光绪御影一幅。下边为须弥座。均以鹅黄彩绸为饰。影亭前有提炉（内燃檀香）八对；
大黄云缎座伞一把，高丈许，由两名执事夫以黄绸拉幌；
大黄魂轿一乘，内供清德宗神牌。八人抬舁以行；
番（喇嘛）：
由一对2丈多长的大铜号（藏传佛教谓此为“刚冻”、“元筒”）前引。每支大号由一人以黄绒绳提着，后边由一喇嘛吹奏，二号轮流作响，一起一落，一高一低。两低两高，再加一低，此五声为一组，且走且吹。后面紧跟的是大柄鼓两对，每鼓由一人肩扛而行，后边由一喇嘛用弯钩形的鼓槌敲打。再后面为大钹一对，唢呐、海笛各一对，吹出佛曲的主旋律（鼓、钹作拍节、板点）。法味充盈，庄严透顶。此外还有罕见的手摇“人皮鼓”、海螺号、金口角等各项蒙、藏轻重法器。
喇嘛们头戴去掉帽结的黄秋帽，足登青缎靴。身披大黄袍，斜搭着紫红色的“哈达”，后跟两位执法喇嘛，头戴大鸡冠帽（似半个蒲团）。最后是主法放正的“得木奇”（二喇嘛），头戴桃形的黄帽，手执铜铃。由“格司贵”（达喇嘛）头上亦戴桃形顶子的秋帽，身穿黄袍，但又罩上比袍子略短的白布孝褂，斜披着紫红“哈达”，手托铜盘，盘内放着用酥油合莜面（喇嘛称“巴拉面”）捏成的灯、塔，灯内有酥油，燃点起来，以引“灵”前行。这大抵是嗣皇溥仪的替僧，代为尽孝（民间一般应是亡人的长子捧这份“灯、塔”）；
坤道（即道姑，道教称女道士为“坤道”）。走在最前边的，左边的持铃（不是以单手执铃柄，而是以双手捏住铃身，不作响），左边的敲“嗡子”（比引磬大的铜钟，俗称“金钟”），下边依次为铛子两对，镲锅两对，手鼓两对。俱头戴混元巾，露着冠簪，身穿蓝道袍，加披彩色缎绣法衣，每对为一色，上绣青云白鹤、灵芝，及八仙法物、百寿图等图案。走在最后的高功为紫色八卦、太极图图案的法衣，手捧如意一柄；
尼（尼姑，汉传佛教谓之“比丘尼”），走在最前头的两尼，右边的打引磬，左边的敲木鱼，下边依次为：铛子两对；镲锅两对；手鼓两对。俱身穿灰袍，加披红缎金线绣成“福田”纹的袈裟。走在最后放正的尼姑手执手炉，炉上插草香一炷；
乾道（男道士）法器与法衣与坤道相同，故从略；
禅（和尚，汉传佛教谓之“比丘”）其法器排列为：引磬一对；铛子两对；镲锅两对；手鼓两对。俱身穿海青大袍，加披红缎金线绣成“福田”纹的袈裟。头戴表毛线织成的“如来帽”。走在最后面的放正大和尚身披黄袍、红袈裟，手中手炉，炉上插草香一炷；
身穿印花白小褂的男童40名，分为左右两组，每组20名，均身挎木盘，内放檀香炉一樽，燃点檀香，名为“呼小呐”（臣民殡仪上用的“呼小呐”亦作“小嚷”，不托香炉，而托亡者生前的文房四宝或文玩古董）。左边的一组喊“啊”；右边的一组喊“嗳”，他们边走边喊以助丧家举哀。每组小呐均有一执鞭头目，进行指挥，一扬鞭为放下盘子；二扬鞭是挎齐站好；三扬鞭是“举哀”前进；
执绋恭送奉安的各王大臣们，一律身穿青布袍、头戴去掉顶戴花翎的秋帽，足登青布靴。因为光绪帝宾天已超过三周年，故不着缟素；
128人抬的“独龙杠”，内罩光绪帝梓宫；
后扈（亦作“后拥”）64名，俱为行猎装束，身穿灰布袍，沿着红边的黄坎肩，头戴去缨的秋帽，上缀豹皮叉尾，足登青布靴。骑着高头骏马，手执长矛，跨着腰刀，以表示护卫梓宫；
隆裕太后的影亭比光绪的略小，为八人抬，亦为宫殿楼顶，敞门加挂黄纱帘，下为须弥座。以素黄彩绸扎成。内供隆裕景皇后御影；
凤辇，即双马驾辕轿式的车，黄云缎轿围，上绣彩凤，下绣海水江牙。内供隆裕景皇后的神牌；
96人的皇杠，抬着景皇后的梓宫，上面扣了一卷黄云缎的官罩；
恭办奉安大典的官员车辆和备差员工人等。
除有一部禁卫军外，还有民国政府派来的许多宪兵，沿路巡逻、放哨，进行警戒，可谓是戒备森严。很多观礼的乡民都不得靠近，所以秩序井然。皇杠经过半壁店，进入西陵地区“风水墙”的东口字门，直达崇陵的牌楼门。光绪帝的梓宫当即换成了64人杠；隆裕后的梓宫则换成了48人杠，一直抬到地宫外口。原来这里已设置好运灵车，自地宫外口至地宫石床上，特仿轻便铁路式样，铺就木质阴槽轨道（用铁道枕木錾出纵长的槽），在轨道槽上铺以绵毯，上面置一硬胶皮轮的平车，车上铺以棕毯，即将梓宫放置其上，并施以保险设备，左右有护卫人员，前后有杠夫牵引着黄绒绳，打响尺的杠头一前一后，前敲后应，徐徐将灵车升堂入殿，移上了石床。后由钦天监指挥杠夫将梓宫，接着“山向”，奉安于石床中央的“金井”上面。随后，同样也将隆裕后的梓宫奉安于光绪帝梓宫左旁齐头略低一些的位置上。帝、后并了葬，奉安即告礼成。
随后，即布置殉葬物的事宜。殉葬物品除石桌、供器、万年灯（以两口大缸装满了植物油，覆以盖，上面正中置一灯台，系以灯捻，直通缸内，临时点着）、册宝之外，其余大部分都是帝、后生前用过的衣、被和心爱的文玩、金银器皿，以及佛经香料，金玉等贵重“镇压品”。布置妥当后，恭送人员先后退出地宫，前去朝房更换吉服（即顶戴花翎齐备的朝帽、朝衣）。
在这时候，人们发现年迈古稀的梁鼎芬身软如泥，坐在地上不动，都很惊慌。在他身旁的两个亲随说：“梁大人曾说过等皇上奉安时他要殉葬的话。”主事人员这才令梁的亲随将他背出地宫。于是这位愚忠的梁鼎芬才殉葬未遂。
随后，有专人关闭石门，就是用铁钩子从门缝将石球由浅沟钩入深坑中，顶上石门。从此，除非设法破坏，这石门就不能打开了。四道石门都关闭后，就由事先派定的瓦工们抢砌哑吧院的琉璃影壁，以便堵绝地宫门的外口。王公大臣等在朝房稍事小憩，即齐集隆恩殿虞祭，主要是献祭席、读祭文，由鸿胪哈番（满语，官员）赞礼，依次行三跪九叩大礼。
光绪帝是慈禧太后耍弄的一个傀儡，其地位无足轻重。但他的安葬仪式却也还耗费了国家的45万两白银。要不是民国成立后，奉安大典礼仪从简，这封建帝王的死还不知要浪费劳动人民的多少血汗钱。封建帝王生时高高在上，死后也要盘剥民众，其统治可谓罪恶深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