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夏在魏国西河讲学，受到魏文侯的支持，因而形成了以子夏为首的西河之学。《后汉书·徐防传》李贤注说：“子夏居西河，教弟子三百人。”这是一个很有影响的学术集团。它包括了魏文侯在内的一批有学问、有才干的人物，在魏国初期的变法改革中起了积极的作用。当然这与子夏的思想不能没有关系，子夏在政治上也是主张改革的。他在同魏文侯讨论礼乐时就提出过他的政治主张，他说：“圣人提出以君臣父子作为‘纪纲’，‘纪纲’已经正了，天下便得到安定，天下得到安定，然后才能正音律，和五声。”他以为音乐是“用来区别贵贱的等级，使其各自得到适宜的地位。这就是表示为后世之所以有尊卑长幼的次序”(《史记·乐书》)。
在这些带有浓厚儒家色彩的言论中，表达了子夏对建立新的封建统治的政治秩序的构想。他还告诉魏文侯，在听到各种不同的音乐时要思念各种不同类别的大臣。如听到钟声就要思念武臣，听到磬声就要思念封疆之臣，听到琴瑟的声音就要思念忠义之臣，听到竽笙筲等管乐的声音，就要思念理政的大臣，听到鼓声就要思念带兵作战的将帅。(同上)这就是说，要从音乐中联系到为政的志向，使两者符合。只要君主与朝廷中各个方面的大臣协调一致了，达到互相尊敬协和的地步，就什么事情都可以办成了。子夏这种思想，是适应魏国当时社会发展需要而提出来的，对魏文侯的变法改革无疑起了推动的作用。不仅如此。他所说的建立以君臣父子为“纪纲”的观点，成了以后经过荀子、韩非和董仲舒而形成的对中国封建社会有重大影响的“三纲”
之说的理论基础。
但是子夏的思想并不彻底，他只是一个从儒家向法家过渡的人物，他没有完成这个转化。这个转化最后是由他的学生李悝等人完成的。子夏因为处于春秋战国之际，正是社会制度新旧交替的时代，而他的思想也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矛盾性。他既有新的思想，也有旧的思想。他赞成新制度，但对新制度又缺乏清醒的认识，于是不可避免地就会发生两种思想在他的头脑中展开激烈的交战。《史记·礼书》对这种状态有十分形象的描写：“周代衰微，礼坏乐崩……遵守法纪的人在世上受侮辱，而奢侈骄横僭越礼制的人得到表彰与荣誉，子夏这个孔门高足曾说：‘出门看见五彩缤纷、繁华与漂亮的情景而感到愉快，回到家来听到老师(孔子)的道理又感到快乐’。这两种思想在内心展开着战斗，而不能决其胜负。”《韩非子·喻老》和《淮南子·精神训》也有类似的记载。《韩非子》的记载是把“富贵之乐”看成新事物，而把“先王之义”看成是旧观念。这两者在心中作战，有时是新的战胜旧的，有时又是旧的战胜了新的。然而最后的结局还是旧的战胜了新的。子夏终于没有完成由儒家向法家的转化。不过子夏这种儒法转化的作用，在儒学思想史上是值得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