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势与法治思想倾向。子夏在孔门弟子中是比较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他提出的问题常常能启发孔子，比如有一次子夏提出关于《诗》的问题请教孔子，孔子回答“先有白色的底子，然后才好画图画。”子夏接着说：“那么礼是不是产生于仁义之后呢？”孔子说：“卜商的话启发了我呵，这样就可以和我讨论《诗》了。”(《论语·八佾》)关于交友之道，子夏认为“可与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同上)。即可以赞同的就赞同，而不可以赞同的就应该拒绝。可见他是态度鲜明，有原则性的。《荀子·大略》记载子夏家里贫穷，衣服很单薄，有人问他为何不托人求个官做呢？他说，诸侯对我傲慢的，我不愿跟他为臣，大夫对我傲慢的，我不愿再去见他。鲁国的贤人柳下惠与宫里的下贱的看门人穿一样的破旧的衣服，而人们并不怀疑他。况且因为争指甲那么大一点利益，而伤害了手掌，这种事人们是不肯干的。可见子夏为人正派，并不趋炎附势。因此《孟子·公孙丑上》记载孟子曾肯定“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可见对子夏评价并不低。
但是孔子却批评他没有达到“中庸之道”。
《论语·先进》记载孔子对子夏与子张的批评，认为子张(颛孙师)太过，而子夏不足。因为太过与不足都不符合“中庸之道”的要求。而且《论语·子路》记载，子夏任莒父的地方官时，向孔子问政，孔子对他说：“不要操之过急，不要贪图小利。因为操之过急反而达不到目的，贪图小利，则大事往往办不成。”从这里看出，在孔子眼里子夏是有点贪图小利，而又操之过急。也就是说，他有注重功利的倾向。《论语·雍也》还记载孔子批评子夏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即劝告子夏要多重视内心道德的修养，不要太注重外在事功，而流于求饱暖的小人儒。这里可见孔子已经看到了子夏尚事功的倾向，并且给他提出了批评。孔子的批评并没有错，子夏确有尚功利的思想。《论语·子张》记载子夏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这是重视实际的，同时也可见子夏有明确的社会分工的思想。《论语·子张》还记载他主张“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这是一种重视实用的事功思想。子夏把为政与学习的关系讲得很清楚，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这种重视事功与实际的思想，遭到子游的反对，认为子夏的门徒对根本(即“道”)不重视，而只注意“洒扫应对进退”(同上)这些枝节的问题。
这种批评显然是不公正的。它倒是从反面说明子夏之学注重实际的优点。他是通过实际来体验对道义的认识，即子夏所说：“君子学以志其道”(同上)。他善于身体力行，主张事情要从具体的地方着手。他说：“对妻子要注重品德而不注重容貌；侍奉父母能够尽心竭力；在朝廷上侍奉君主能有献身的精神；与人交朋友，说话要讲信用。如果这样就是进行学习了”(《论语·学而》)。其实这种思想并没有什么不好，当然它与法家重视功利的思想十分接近。而且他还强调“信”，主张“君子要取得民众的信任以后才能有劳于民众”(同上)。这正是后来法家“示民以信”的思想。
而子夏还有很可贵的重“势”的思想。《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记载，子夏说：“善持势者早绝奸之萌”。这是他总结《春秋》的历史，其中有不少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的事实，而得出重“势”的思想，利用权势来防止这种奸诈的阴谋的发生。子夏关于“势”的理论对以后的法家有直接的影响。
活动于齐宣王、齐涽王时的慎到，其贵“势”的学说，当是来源于子夏。以后韩非总结法家的理论，将势作为法家法、术、势三大理论组成部分之一。
因此子夏可以说是法家理论的主要来源之一。我们说子夏有法治思想的倾向，是十分明显的。但是他的基本立场还是儒家，并没有完成由儒家向法家思想的过渡。